1938年，战区副司令韩复渠被蒋介石骗到开封参会，刚到就被处决

1938年1月的开封，天寒地冻。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河南省政府大院。车上坐着的是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渠。作为一方诸侯，他统领山东八年，威名赫赫。然而此时的他，却不知道自己即将卷入一场致命的政治漩涡。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日军进攻面前放弃了济南，撤出了黄河防线。这个决定，不仅引发了军中哗然，更让最高统帅蒋介石震怒。当韩复渠接到这次军事会议的通知时，他本能地感到不安，但军令如山，他不得不来。他带着三名贴身卫士，走向那座灯火通明的会议大楼。然而，为什么蒋介石要在晚上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为什么会场周围部署了如此多的军警宪兵？韩复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一、从贫苦少年到军阀新秀（1891-1928）

1891年初春，韩复渠出生在河北省霸州东台山村。这个偏僻的小村庄距离北京城不过百里，却因为常年干旱，村民们大多过着清贫的生活。韩家祖上原本是湖北赤壁的读书人，明朝永乐年间迁居河北，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韩复渠的父亲在当地经营着一间私塾，家中还有三十多亩农田和一个碾磨坊。在当时的乡村，这样的家境已经称得上殷实。年幼的韩复渠得以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识字，打下了不错的文化基础。然而好景不长，光绪末年，北方连年大旱，加上清廷苛捐杂税不断加重，韩家的日子逐渐难以为继。

1910年，十九岁的韩复渠不得不离开家乡，随着一群同乡踏上了闯关东的艰辛之路。当时的关东地区正值北洋新军扩军，许多年轻人都将从军视为改变命运的机会。韩复渠辗转来到辽宁新民，在北洋新军第四十协第八十标应征入伍。

恰逢北洋新军第三营营长冯玉祥在招募新兵。冯玉祥是个善于识人的长官，他注意到韩复渠不仅身材魁梧，而且能写一手好字，便破格将其任命为营部司书。这个职位让韩复渠不仅有机会接触到军队的各项文书工作，还能近距离观察和学习军队的运作方式。

在北洋新军时期，韩复渠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军事才能。他不仅勤勉好学，还经常主动请缨参与军事行动。1912年，随着冯玉祥在军中地位的上升，韩复渠也逐步得到提拔，从连长做起，一步步升任营长、团长。特别是在1916年的直奉战争中，韩复渠指挥的部队在攻克承德的战役中立下大功，这让他在军中声名鹊起。

到了1925年，冯玉祥将部队改编为国民军，韩复渠被任命为国民军一军一师一旅旅长。在随后发起的天津战役中，韩复渠亲自带领敢死队攻城，以惊人的勇气和精准的战术指挥，成功攻下天津城。这场战役不仅让韩复渠获得了第一师师长和天津警备司令的职务，更奠定了他在军中的威望。

二、叛离冯系，投靠蒋介石（1928-1930）

1928年底的河南，局势风云变幻。冯玉祥在权衡再三后，任命韩复渠为河南省主席。这个决定标志着韩复渠正式步入了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河南作为冯系军阀的重要根据地，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韩复渠上任伊始，便着手整顿河南省内军政事务，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行政体系。

然而，这种看似平稳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1929年初，冯玉祥突然宣布免除韩复渠的第二师师长职务，仅保留其河南省主席一职。这一决定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冯玉祥对韩复渠日益增长的军政实力的戒备。当时的河南省内，韩复渠不仅掌握着行政权力，还控制着数万精锐部队。这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状况，引起了冯玉祥的高度警惕。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对北方军阀势力展开新一轮的清剿行动。蒋介石派出使者，秘密接触了包括韩复渠在内的多位冯系将领。在与蒋介石的多次密谈中，韩复渠获得了关于未来军政安排的具体承诺。这其中包括保留其在河南的行政权力，并可能获得更大的军事指挥权。

1929年夏季，韩复渠与同为冯系将领的石友三、孙连仲等人开始秘密筹划脱离冯玉祥。他们选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宣布与冯玉祥决裂。这个举动在当时的军政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冯玉祥的西北军随即陷入分裂，多支部队相继倒向南京政府。

蒋介石对韩复渠的投诚表现出高度重视。他立即任命韩复渠为国民革命军第三路总指挥，负责控制山东地区。这个任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山东不仅是华北的门户，还是制约北方军阀势力的关键地区。韩复渠获得这一职务后，立即着手部署军队，并在短时间内就稳定了山东的局势。

1930年初，阎锡山和冯玉祥开始酝酿对蒋介石发动军事行动。在这个关键时刻，韩复渠立场坚定地支持南京政府，并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他派出精锐部队，在徐州至济南一线设防，有效地阻止了冯系军队东进的企图。这一行动为蒋介石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原大战期间，韩复渠的表现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9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山东省主席，实现了军政大权的统一。至此，韩复渠完全摆脱了冯系军阀的影响，成为直接效忠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地方实力派。

三、统领山东时期的施政特点（1930-1937）

1930年末，韩复渠正式就任山东省主席。他在山东的第一个施政举措就是整顿教育系统。他下令在济南设立省立师范学院，在全省各地增设中小学校。到1932年，山东省新建学校达到了127所，其中包括齐鲁大学等高等院校。为了支持教育发展，韩复渠还专门设立了教育专项基金，从军费中划拨一部分用于教师薪资和学校建设。

在文化建设方面，韩复渠重视齐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在济南设立了山东省图书馆，并在曲阜成立了孔子研究院。这些文化机构不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还成为了当地知识分子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军事建设上，韩复渠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措施。他将原有的部队进行重组，建立了三个主力师，每个师都配备了较为完善的装备。特别是在军队训练方面，他引入了德国教官，对军官进行现代化军事训练。到1934年，山东省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了10万人，成为华北地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经济发展方面，韩复渠推行了多项创新政策。他在青岛设立工业区，引进纺织、机械等现代工业。在济南，他建立了山东省第一家机器制造厂，专门生产农具和简单的机械设备。这些措施为山东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韩复渠实施了＂农村合作社＂计划。他在全省设立了200多个农村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贷款和技术支持。这些合作社不仅帮助农民改善了生产条件，还成为了推广新农具和新品种的重要渠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复渠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处理。他采取了＂以地方养地方＂的策略，允许各地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在青州、临沂等地，他设立了地方咨询委员会，吸纳当地有声望的士绅参与决策。这种做法既维持了地方秩序，又减轻了省府的行政负担。

1936年，韩复渠开始在山东推行＂新农村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修建农田水利、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新式农具等内容。他在德州地区建立了示范农场，引进了新型水车和改良水稻品种。这些措施使得山东省的农业生产在当年取得了显著增长。

然而，这些建设性举措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华北地区，山东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韩复渠统领山东七年多的建设成果，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四、抗战初期的军事部署与战略抉择（1937-1938）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后随即向南推进。韩复渠接到军事情报，日军计划从津浦铁路南下，直指济南。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韩复渠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工事。他下令在济南城北的黄河沿岸构筑工事，在德州至泰安一线设置三道防线，并在济南城内储备了大量军需物资。

8月中旬，日军开始对山东发起全面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与韩复渠共同制定了阻击计划。韩复渠的部队被编为第三集团军，负责守卫济南至泰安一线。在首次遭遇战中，韩复渠指挥部队在章丘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成功阻止了日军的快速推进。

9月初，日军调集重兵，准备对济南发起总攻。韩复渠采取了灵活的战术部署，将主力部队分散在济南周边的重要据点。在长清一带，他的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给予日军重创。然而，随着日军不断增兵，战局开始对中国军队不利。

10月，日军开始使用重型火炮轰击济南城区。韩复渠的指挥部遭到多次轰炸，但他仍坚持在前线指挥。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部建议韩复渠实施战略性撤退，以保存实力。然而，作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对放弃济南这一决定举棋不定。

在此期间，韩复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济南的文化遗产和工业设施。他命令将齐鲁大学的重要设备和图书馆的珍贵藏书转移到后方，同时将济南机器制造厂的核心设备迁往四川。这些措施为日后山东的重建保存了宝贵的资源。

11月底，日军对济南发起最后的总攻。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韩复渠不得不做出撤退的决定。他制定了详细的撤退计划，分批将军队和重要物资转移到黄河以南。在撤退过程中，他的部队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成功掩护了大量军民安全撤离。

1938年初，韩复渠的部队撤至开封一带。这次撤退虽然保存了相当的军事力量，但也引发了高层的不满。蒋介石认为韩复渠在防守济南时表现不力，且在撤退时未能有效阻击日军南下。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对韩复渠的戒备。

在开封期间，韩复渠继续组织部队进行游击战，骚扰日军的补给线。他的部队在豫北地区活动，与当地游击队配合，对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然而，这种游击战术并未得到最高统帅部的认可。蒋介石更倾向于集中兵力进行正面对抗，而非分散兵力打游击。这种战略观念的分歧，也成为了日后韩复渠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五、退居陕西与最后岁月（1938-1941）

1938年夏末，韩复渠接到中央军委的调令，要求其部队移驻陕西。这道调令实际上是对韩复渠势力的一次重大削弱。在迁往陕西之前，他的部队已被大幅裁减，从原来的十万人缩减至不足三万人。9月中旬，韩复渠率领剩余部队抵达西安，被安排在渭南地区驻扎。

在陕西期间，韩复渠的处境每况愈下。中央军委以整编为由，不断调走他的嫡系将领。1939年初，他的副官长张德海被调往重庆，随后又有多名主要军事指挥官被调离。这些人事调动严重削弱了韩复渠的指挥体系。

1939年5月，西安绥靖公署对韩复渠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这次整编的名义是精简机构，提高作战效率，但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韩复渠的军事力量。他的部队被打散编入其他部队，只留下一个师的建制归其直接指挥。

韩复渠在渭南的日常活动也受到严密监视。当地军事当局派驻了特别联络员，对其行动进行全程跟踪。他的通信被审查，会客也需要事先报备。这种近乎软禁的状态，使得韩复渠难以与外界保持正常联系。

1940年初，一场意外事件加剧了韩复渠的困境。他的一名亲信在西安城内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导致双方武装对峙。虽然事件最终和平解决，但这个插曲给了中央军委进一步限制韩复渠的理由。他的行动范围被限制在渭南县城内，连前往西安都需要专门申请。

同年夏天，韩复渠申请返回山东视察民情的请求被驳回。中央军委以战事紧张为由，要求他继续留在陕西。这一决定实际上切断了韩复渠与山东老部下的最后联系。

到1940年底，韩复渠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疾病使他的体质急剧下降。当地军医院为他进行了多次治疗，但收效甚微。尽管如此，他仍然试图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中央军委申诉，希望能够重获信任。

1941年3月，韩复渠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西安当局派来的医生诊断为肺部感染。在其病重期间，中央军委派员前来慰问，但仍未放松对他的监管。4月15日，韩复渠在渭南的寓所中去世，终年52岁。

韩复渠去世后，当局很快接管了他的所有文件和财物。其遗体被安葬在渭南城外的一处山坡上，墓碑上只刻有简单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这位曾经叱咤华北的军阀，最终在陕西这片远离其权力巅峰的土地上画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