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上刊载了著名教育学家马君武仿李义山北齐的诗作《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两首诗讽刺的是两个月前，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犯，坐拥20余万东北军的张学良不放一枪，拱手想让，导致了东三省陷入敌手。

马君武的这两首诗，也因为暗和了国情、舆情，一时被世人所传颂。

也因为诗句中有所提及，胡蝶倒是颇感委屈，因为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她正跟随摄影团队在天津拍摄，一个礼拜以后才到了北平，从来没在张学良身边过。至于跳舞一事更是属于子虚乌有。

胡蝶后来也在回忆录中清楚地写明了：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尽管这桩公案早于几十年前便已经澄清，但胡蝶晚年年近八旬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

“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论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张学良晚年谈九一八事变时，也提到了这两首打油诗，并谈到胡蝶的情况：

“那时我出去总带着两个护士，那两个护士我不让她穿白的衣服，我不愿意，所以人家误会。也许有一个护士长得像胡蝶，也许，那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误会我出来怎么总有人。”

尽管已经是一桩陈年往事，对于这件历史公案似乎早有定论，但是国人至今谈论起来九一八事变，仍视为国耻，不仅仅是为那段屈辱的岁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国人今天，依然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距沈阳北大营约800里的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事后反污蔑中国破坏。

甚至于为了将假戏做的更加逼真，日本人还特意在铁轨旁边拜访了三个穿着中国军人衣服的尸体。

而早有准备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凌晨4时许，向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

图|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

令人诧异的是，在沈阳北大营驻扎的第七旅王以哲部，在东北军中也是少有的精锐部队，下辖三个步兵团，装备有迫击炮、平射炮，轻重机枪，甚至还有数量不菲的雷诺坦克，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也是张学良的看家部队。

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独立大队，仅有600余人，装备也不过都是轻武器。

可这场前后不过一个小时的混战，北大营失陷，东北军伤亡300余人，而日军伤亡仅24人。

根据记载的战斗经过来看，没有东北军用坦克进攻日军的记录，只有日军用坦克进攻东北军的记录，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北大营配备的12两雷诺坦克，整体上要比日军所用的坦克（实际上只是轮式装甲车）更先进。

据说在开战前，东北军第七旅两个团因群龙无首，很快就撤离。

凌晨1时40分。王铁汉率领的620团在，遭到日军高桥金一的第四中队进攻，并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可开战后不久，王铁汉便接到了旅长王以哲的电话：

“不抵抗，等候交涉，必要时可以退出北大营。”

图|王铁汉

王铁汉军人出身，一直很抗拒“不抵抗”的政策，下令开枪组织自卫还击，一直到接到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打来电话询问。

荣臻在电话那头直接下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九一八事变成为王铁汉一生最大的耻辱。事实上一直到后来退往锦州时，王铁汉依然还在建议，不如调关内的部队来收复失地，这样事情仍然有转圜的余地。

在赴北平的火车上，王铁汉心情郁闷地对人说：

“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的人们都认为，张学良是受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影响，才下令将东北军全部撤往关内。

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采访张学良时，两人谈到了九一八事变，已至暮年的张学良还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图|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我国军队进攻

据张学良的秘书郭维城事后回忆，九一八事变当天，张学良在北平连发电文地向在南京的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的一连回了几十封电，要求张不抵抗。

可这一说法与现实存在的历史史料有冲突。

首先，并无蒋介石原电文的收藏，其次九一八事变当天，蒋介石不在南京，当天晚上9时许，蒋介石乘坐军舰前往南昌，部署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一直到9月19日晚才抵达。

从蒋介石1931年9月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接到上海的电文才知道这件事的。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蒋介石得知东北的情况后，于9月19日晚向在北平的张学良发电：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图|蒋介石

那么，是否也可以就此说明，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就能完全脱开关系呢？

其实也不尽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虽然没有接到蒋介石的明电指示，可他所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完全是受蒋介石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率军入关调停了各方冲突，不仅占据了华北一大部分地盘，还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华民国海陆空三军副司令，其部下也多有借此机会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汇总任职。

一系列的行为，使得张学良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

可这样一来，却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

从过去历史来看，日本对东北早有野心。

从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开始，日本的军事力量便已经深入东北。

图|张作霖

在张作霖治理东北的时代，他一方面同日本人合作，逐步壮大自身，一方面又克制日本人，这也导致了张作霖与日本人矛盾日深，所以有了后来的皇姑屯事件，张学良满怀着国仇家恨，选择了东北易帜，并在之后的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实现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张学良入关后，虽然个人声望上达到了顶点，可率军入关的他也无形中也削弱了在东北的力量。导致了东北在应对日本人可能的举动时，力量不足的情况。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之间，尚存在一些的细节上的分歧。

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主张对日本的挑衅采取强硬态度，并要求蒋介石中央“统筹应对”。可见张学良那时是希望得到蒋介石支持的。

毕竟，张学良挥师入关后，与蒋介石形成军事、政治上的依靠，两人处在一个相处极为融洽的“蜜月期”。对蒋介石的一些方针政策，张学良也会采取支持的态度。

张学良在主政东三省政务期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则：

“中央主外交，地方主内政。”

张学良要员戢翼翘回忆说：

“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把对日外交全交中央，有问题向中央推”。这种理念，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仍一以贯之。”

图|张学良要员戢翼翘

尽管张学良一再表明希望能得到支持，可蒋介石却回复张学良，面对日本人挑衅，东北当局应小心应对，避免过激，并在7月23日公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实现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开始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导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力量，都被牢牢地吸引在南方。

日军在东北已经有过几次摩擦挑衅，包括“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但由于蒋介石在崛起过程中，曾仰赖于日本人的力量，所以对日本人的挑衅，蒋介石虽然有所警惕，但主要的策略依然是以安抚和谈判为主。

毕竟蒋介石当时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上。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开始重用政学系（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主张亲日）出身的人，如秘书杨永泰等人。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也完美契合了蒋介石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针。

也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方针政策，张学良也不得不对日委曲求全。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称：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张学良又致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以及荣臻：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如果与日方开战，没有蒋介石的支持，战败的几率很大（比如中东路事件），到时候平白折损东北军的实力，还要应对日方割地赔款要求，造成影响极坏。

可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出，蒋介石与张学良都算错了一件事，低估了日本人对侵略中国的野心。

1992年1月2日，张学良接受张之宇访问，谈到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强调：“从长远来看我判断的没错误。”

“我为什么要这样判断？我认为我判断得不错误。因为日本这样做法呀，那不但于我们不利，不是这样判断，我判断是于他不利，当然于我们不利。你要这样子举动，那你将来在世界上你怎能站住。而你占不了便宜。你占了这便宜，也就是等于吃亏。”

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判断，日本不可能在东北大打出手，而一旦出手，将对日不利

从表面上来看，日军在东北大打出手，兵力上明显不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是1.5万人，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二师团缩编部队，每个步兵联队缺编一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缺编一个中队，合计兵力1.04万人，另有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个大队四个步兵中队，总计兵力4000余人；旅顺要塞部队、重炮部队若干”

当然如果计算在野的军人以及警察等辅助部队的话，总计将达到2.7万人。

可这一数字也远远不及在关外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分辽宁、吉林、黑龙江驻军，总计16.5万余人，非正规部队4万余人，合计兵力20余万。

图|1931年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市政公所

尽管在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抽调了部分东北军主力入关，并将精力也都放在关外，但奉系毕竟在东北耕耘十数年，具有深厚的根基。

从更深层次原因分析，日本也不大可能在东北大打出手。

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是关东军内的中下级军官筹划的，在此事之前，日本本土以及高层反对在东北一系列“操之过急”的行为，特别是自“中村事件”后，日本高层已经注意到了关东军调动的情况，主张派员到东北整肃关东军军纪。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内阁虽然将过错极力推向中方，却仍主张避免事态扩大，以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

日本之所以竭力避免事态扩大，主要是考虑到，对中国开战，自身准备仍不充分。

三十年代初，全球经济大萧条波及日本，整个经济产业遭到重创，底层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政府无力解决，为了减少开支，日本内阁缩减了军费开支，日常备军数量缩减到30万，武器装备的产量更是少得可怜。

从这个情况来看，日本国内确实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现状，张学良才认定，日军此次气势汹汹而来，与月前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都是如出一辙，目的在于挑衅，扩大事件影响。为了不给日人以口实，张学良也只有抱定一个信念，对此置之不理。

可他退让的态度，却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张学良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不顾一切大打出手。

唐德刚后来问张学良：

“您没有想到他们会干真的？”

张学良回答：

“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1931年12月15日，日军关东军进攻锦州，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出兵抵抗，张学良却并没有遵从这一命令，而是下令从锦州撤军。

在张学良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关东军于1932年1月3日，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尽管日本政府、内阁以及军部、关东军之间存在分歧，但随着事态逐渐扩大，日本内阁也逐渐倒向了军部，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从此刻开始，日本形成了唯军部“马首是瞻”的内阁，并开始筹划更进一步的对中国发动侵略。

而蒋介石、张学良所寄望国际社会能够进一步的干预，最终也没能实现。

图|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成员

国际联盟虽然在后来的大会上，以40比1的票数，通过了“否认满洲国合法地位，要求日本归还满洲”的报告，可日本不仅拒不归还，甚至还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了国际联盟。

国联虽然有权决定，会员国可以出兵干预，但国联主要大国英国、法国以专注内政（实际上是担心得罪日本）而拒绝出兵，以至于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国联虽然宣布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那时美国并不是国联成员，日本仍然可以同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贸易，来维持本国经济水平。

也因为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几乎无力，客观上也造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二战爆发，日本、德国、意大利、苏联（因与芬兰的战争）先后退出国联，国联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于1946年4月18日宣告解散。

一直到抗战胜利，东北菜才彻底回归到祖国怀抱。

“九一八”自此以后也被所有国人视为是“国耻日”。每到九一八这一天，国内十数个城市就会响起防空警报，警示民众要牢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