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是实施“中国+1”投资策略的最佳时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已从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过渡到成熟期，过去依赖劳动力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从劳动力提供方转变为资本和技术提供方，这意味着中国资本需要更国际化的视野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实施“中国+1”策略有四个主要宏观原因： 中国国家定位变化，从“尾雁”逐渐向“头雁”转变，需要更国际化的视野；中国企业出海升级，存在大量海外投融资需求，需要中国资本跨境配合及定价；多极化地缘政治环境及中国产能再分配趋势，重塑产业链，通过出海投资把握产业链升级关键；国内经济新常态，平稳增长状态及人口结构变化影响下，尽早扩大全球化投资组合比重，有助于平衡基金风险敞口，并优化金融产品消费体验。 •首选亚太市场进行投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亚太市场领衔全球经济增速其整体增长潜力巨大；亚太市场多元化程度高，可以分散风险并捕捉不同领域的发展机会；相较其他地区，中国资金在亚太面临较小的地缘政治风险，有利于稳定收益。 •中国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依赖外资转变为同时利用外资和进行跨境投资的发展阶段。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在FDI和ODI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但仍处于投研地位转换过程中的初期阶段。从GDP视角来看，中国ODI占GDP比重将会持续攀升，这意味着中国通过对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企业出海升级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推动： 长期国际竞争中，本国企业积累了一定资源资本及品牌溢价；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如城镇化增速放缓、老龄化等因素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外迁。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考虑技术创新、资本优势等多方面配合。这些产业变化主要由本国行业内企业主导或参与，而非单纯因外资撤离所致。 •优先关注亚太市场进行海外投资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亚太市场具有显著成长潜力，根据IMS预测，未来亚太现金市场增速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亚太新兴市场指数具有高度多元化，提供了均衡的投资组合，有助于分散风险；与发达国家相比，亚太市场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使得地缘政治风险相对较低。 当前为何是实施“中国+1”投资策略的合适时机？ 现阶段是实施“中国+1”投资策略的最佳时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首先，中国已经从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过渡到成熟期，过去依赖劳动力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完成历史使命。其次，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从劳动力提供方转变为资本和技术提供方，这意味着中国资本需要更国际化的视野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此外，中国企业出海升级带来了大量海外投融资需求，需要跨境资本配合和定价。在多极化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产能再分配趋势明显，出海投资有助于把握产业链升级的关键。最后，国内经济进入平稳增长的新常态，人口结构变化影响下，扩大全球化投资组合比重有助于平衡基金风险敞口，并优化金融产品消费体验。 实施“中国+1”策略有哪些具体原因？ 实施“中国+1”策略有四个主要宏观原因： 1.中国国家定位变化：中国从“尾雁”逐渐向“头雁”转变，即从劳动力提供方转为资本和技术提供方，需要更国际化的视野。 2.中国企业出海升级：企业存在大量海外投融资需求，需要中国资本跨境配合及定价。 3.多极化地缘政治环境及中国产能再分配趋势：重塑产业链，通过出海投资把握产业链升级关键。 4.国内经济新常态：平稳增长状态及人口结构变化影响下，尽早扩大全球化投资组合比重，有助于平衡基金风险敞口，并优化金融产品消费体验。 在选择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时，为何首选亚太市场？ 首选亚太市场进行投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亚太市场领衔全球经济增速，其整体增长潜力巨大。 2.亚太市场多元化程度高，可以分散风险并捕捉不同领域的发展机会。 3.相较其他地区，中国资金在亚太面临较小的地缘政治风险，有利于稳定收益。 如何理解在“雁阵模式”中的定位改变？ “雁阵模式”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耀提出，用以描述产业链上下游国家集群间关系变化。当多个国家执行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时，不同国家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吸收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实现自身发展。后发国家通常依赖劳动力优势承载先发国家资本与技术投入，实现规模扩张与信息化发展。东亚模式成功帮助多个东亚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成功案例表明起步资源并非关键因素，而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本与技术、提升自身竞争力才是核心。因此，中国当前从“尾雁”向“头雁”的定位改变意味着其已具备输出资本与技术能力，需要更国际化视野来寻找新的增长点。 东亚模式对其他新兴市场有哪些启示？ 东亚模式对其他新兴市场具有重要启示： 1.充分利用外部资本和技术：通过引入发达国家资源，实现自身快速发展。 2.发挥比较优势：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如出口导向或进口替代战略。 3.劳动力优势：初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但需逐步提升劳动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 4.避免资源诅咒：不依赖自然资源，而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创新等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些经验表明，新兴市场应注重制度建设、开放政策以及教育培训，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并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二战后东亚地区为何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 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功可以归结为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制定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的通产省、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和新加坡的李光耀模式。这些机构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其次，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形成了广泛认同，这种社会共识为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稳定且持续的市场需求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东亚国家在发展初期，通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现了稳定且持续的外部需求。 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如何变化？ 自2014年以来，中国逐渐从依赖外资转变为同时利用外资和进行跨境投资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全球FDI总额约为49万亿美元，其中7.5%流向中国；而全球ODI总额约为33万亿美元，中国贡献了6.6%。这表明中国在FDI和ODI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但仍处于投研地位转换过程中的初期阶段。从GDP视角来看，中国ODI占GDP比重将会持续攀升，这意味着中国通过对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FDI和ODI方面表现如何？ 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1985年的FDI占全球比重约为0.5%，而ODI则达到4.9%；2023年这一比例分别是0.5%和4.8%。韩国目前FDI与ODI占比分别是0.6%和1.5%。相比之下，中国目前FDI与ODI比例相近，这表明中国仍处于投研地位转换的初期阶段。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通过对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企业出海升级有哪些驱动因素？ 中国企业出海升级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推动。一是长期国际竞争中，本国企业积累了一定资源资本及品牌溢价；二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如城镇化增速放缓、老龄化等因素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外迁。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考虑技术创新、资本优势等多方面配合。这些产业变化主要由本国行业内企业主导或参与，而非单纯因外资撤离所致。 东亚模式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 东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优先发展工业化、汇率稳定且长期被低估、内需补贴与外销接力，以及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发展初期，高度依赖出口，但随着生产制造能力提升，逐步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例如，中国2000年的城镇化率为36.2%，到2022年上升至66.2%；出口对GDP贡献从90年代16.2%增加到2000年初28.5%，近10年来稳定在20%左右。同时，出口品类从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转向机电设备、医疗器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从40%提高到74.6%。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高附加值领域国产替代，并继续推动产业升级。 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为什么需要资本市场的协助？ 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需要资本市场的协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资本全球化管理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出海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累积资本后的再投资。大多数出口行业处于成熟阶段，在周期顶峰时不便于产业投入，因此留存或累积的资本存在管理需求。如果企业欠缺海外资金管理能力，这些沉淀资本将产生额外成本。第二，当企业依赖资本要素进行海外扩张时，必然会遇到与上下游产融结合的投资需求。如果没有中国金融机构参与，这部分业务将让渡给外资。第三，为提升企业在目的地国家的本地化程度，缓解贸易摩擦，需要在当地进行一系列产融投资。否则，将利润汇回中国容易激发贸易摩擦。这一点已在一些案例中得到验证 因此，中国企业对海外资本市场有需求，如果国内资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只能寻求国际化头部外资支持，这意味着相关金融附加值需向境外让渡。第四，在当前多极化地缘环境和中国产能再分配趋势下，出口额占比存在天花板。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时，国家出口额占全球顺差比重快速提升，但城镇化和工业化增长放缓后，这一比例容易碰到天花板。例如，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这种情况。中国也到了出口转型阶段，需要追求的是出口附加值增长，而非总量增加。因此，加速产业链再平衡是必要的。 在全球经济多极化背景下，应如何调整其对外投资策略？ 在全球经济多极化背景下，中国应采取以下对外投资策略：首先，应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如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红利。这些国家正经历快速发展，通过进入这些市场，可以借助当地人口红利实现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其次，应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提高对新兴市场研究力度并捕捉投资机会。例如，日本自1986年开放自由汇兑后，多轮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其具备丰富的海外投资布局，不仅包括美股美债等发达市场资产，还涵盖东南亚和南亚的新兴市场机会。最后，加强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市场绑定，有助于外交层面及更广义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例如，多极化金融环境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通过更多绑定可以促进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发展。 如何看待经济新常态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资产管理需求？ 经济新常态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资产管理需求日益显著。以日本为例，其养老金系统（GPS）已有50%的资产配置权重投向海外。此外，日本DC类账户约25%的资金配置于海外资产。从东亚模式来看，不仅需要寻找新的成长性，还需平衡老龄化带来的久期问题。例如，野村证券养老服务产品中的目标日期型产品保守运作后的海外配置比例约为25%，目标风险型产品则为13%至35%不等。这些比例远高于目前国内水平，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一部分配置比例以应对老龄社会挑战。 日本制造业国际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什么？能从中学到什么经验？ 日本在制造业国际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泡沫经济破裂后，资本市场经历了显著化。日元作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使得日本股市在泡沫破裂后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市的外资占比持续快速提升，这不仅带来了资金流入，更重要的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因其长期的国际化扩张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投资者关注，并展现出强大的投资价值。这种趋势帮助日本经济避免了陷入拉美化困境，即使在泡沫破裂后依然保持平稳。对于中国而言，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市场也将受到类似影响。当前，中国拥有较大的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超过10%，这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稳定基础。然而，为避免对出口和人民币资产造成冲击，汇率稳定至关重要。在开放资本投资方面，中国需要循序渐进地放开对外投资比例，同时优先考虑保险和公募基金等领域进行试点，以满足长线资金配置需求和提升居民金融消费需求。 日本企业海外扩张对国内信贷需求有何影响？应如何应对类似挑战？ 日本企业在90年代寻求海外市场扩张机会时，国内信贷需求受到了负面冲击。由于企业倾向于在海外进行商业化投资，其国内借贷意愿降低，有些甚至需要偿还国内贷款。因此，即使进入2013年经济复苏期，日本信贷增速依然疲弱，自泡沫破裂以来基本停滞。如果实体经济信贷融资需求走弱，那么金融部分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对于中国而言，在拓展企业服务转型和启动信贷刺激时，也可能面临类似压力。因此，中国央行反复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相较于总量刺激更为关键。这种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缓解国内信贷压力，并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为什么建议优先关注亚太市场进行海外投资？ 建议优先关注亚太市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1.成长性：亚太市场具有显著成长潜力，根据IMS预测，未来亚太现金市场增速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印度、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表现突出，对于寻求高成长性的中国资金来说，这些地区是理想选择。目前MSCI亚太（除日本）指数涵盖超过1,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7万亿美元，为投资者提供广泛选择空间。 2.多元化：亚太新兴市场指数具有高度多元化。截至今年6月，该指数中单一重最大的仍是中国（包括A股和港股），占比33.2%。其次是台湾省（科技产业占比较高）与韩国，两者合计占比36%。剩余31%的市值来自印度等新兴高增长领域。这种三分格局提供了均衡的投资组合，包括发达市场、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基本面，有助于分散风险。 3.地缘政治风险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亚太市场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使得地缘政治风险相对较低。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除了印度，对华出口比例较低外，大多数国家对华贸易依赖度高，因此脱钩风险较低。这对于涉及国有资本的金融企业来说，是一个安全且可靠的选择。 综上所述，通过关注亚太市场，可以实现更高成长性、多元化配置及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从而优化海外投资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