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前一天，由于饥饿，所有的官兵都已经疲惫不堪，艰难地在草地上踯躅前进。女战士陈罗英在草地里染上了伤寒病。她艰难地走着，突然疾病、饥饿、疲劳一齐袭来，她倒下了，躺在草地上气息奄奄。就在这个时候，红二方面军后勤部长甘泗淇带着收容队上来了。他发现陈罗英人事不省，一靠近看，说：“还有呼吸！”立即与一个战士把她扶上马。

战士说：“她坐不了。”

甘泗淇说：“将她绑在马背上走吧。”

陈罗英被绑在马背上随着部队前进。甘泗淇对收容战士说：

“她叫陈罗英，湖南茶陵县人，她对革命有功劳又有苦劳，是个好同志。要是在路上死了，千万不能把她丢在草地，要将她带出草地，安葬在哈达铺。”

然而，奇迹出现了！走出草地，到了哈达铺，陈罗英还顽强地活着，甘泗淇立即请医生给她治病，终于把陈罗英从死亡的边缘夺回来了。

甘泗淇为什么这么重视陈罗英？

这与陈罗英的特殊经历有关。

陈罗英1916年5月出生于湖南茶陵县一个山区村子。因为家里穷，生父将她送给一姓刘的人家做养女。不久，养父母双双病死。她又转给养父的弟弟带养。养父的弟弟也是穷的响叮当，一家人住在祠堂里。

1929年冬，茶陵来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第二年，陈罗英参加了革命，先入团不久转为党员。

这时她才14岁。

第三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来村里巡视工作，发现了她立场坚定， 斗志坚强，便让她当上了区女工代表。接着，陈罗英当选县女工代表，出席湘赣省工农代表大会。会后，党组织选调她在湘赣省委工会女工部，当了一名巡视员。

1934年8月，红六军团突围向湘鄂川黔边进军。陈罗英随军西征，负责宣传和收容的工作。这时候她才18岁，既挑担子，又搀扶伤员，一路上救活了不少红军战士，如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因此，甘泗淇说陈罗英“对革命有功劳又有苦劳”。

谁知，快走完草地时，她却倒下了。幸亏，她又被甘泗洪带的收容队“收容”了。

过了草地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过渭水河的时候，遇上了张学良部。大部队顺利过去了，但“尾巴”却被敌人卡住了。结果，大病未愈的陈罗英不幸被张学良部抓住，送到了西安。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派中央联络局长吴德峰，把陈罗英和其他一些同志从张学良部接出来。接着，陈罗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城里进行抗日宣传。她在西安城的街头上进行演讲，宣传我党主张，鼓动抗日。因工作成绩卓著，1937年2月，陈罗英离开西安赴延安时，组织上特制了一件大衣送她，作为奖励。

陈罗英这个人，于是也在周恩来那里挂上了号！

陈罗英从西安抵达延安，任弼时和陈琮英夫妇看望她。随后，陈罗英留在延安工作。不久，她由任弼时夫妇介绍，与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结了婚， 生了孩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陈罗英与吴吉清奉命随财政大队奔赴内蒙古工作。一路上， 她带两个孩子，身上还怀着一个孩子，骑着马，还赶着七辆牛车。千里黄沙，不见人烟，陈罗英与大家一起风餐露宿，跑到黄爷庙，她要分娩，结果孩子生下来了，没多久就冻死了，陈罗英擦干眼泪，拉起另外两个小孩，扬起长鞭赶一溜长车，又追上了队伍。随后，他们在张家口的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总公司工作。

1946年3月，陈罗英夫妇到达呼和浩特，继续投身于内蒙古的建设。

陈罗英和吴吉清在内蒙古工作，勤勤恳恳，不图名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七八年中，吴吉清在实业股份公司或者内蒙古财贸直属机关只是一名中层干部，陈罗英则一直担任财贸直属机关托儿所所长。1956年，她才被调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担任招待所所长。1962年，周恩来得知陈罗英的情况，亲自打电话到内蒙古，指示有关部门：

“陈罗英是老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要提高她的级别待遇。”

据说，周总理一生为某个人升职打电话，只有一个人——她就是陈罗英——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的妻子！

不过，总理的这次打招呼，没立即落实。

两年后，陈罗英才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

陈罗英从1948年到1964年先后担任托儿所所长、招待所所长，长达16年。

以后，陈罗英又调任黑龙江省粮食厅担任副厅长，再后来，又调回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区委副书记。1971年她离休。1989年9月在南昌病逝，享年73岁。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毛泽东与红色卫队》（上下册）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也是全军读书推荐阅读书目，为读者喜爱的红色历史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