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打倒了“四人帮”。那么四人帮都是谁？江、张、姚、王“四人结帮”是怎么回事呢？

1973 年，毛主席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健康情况变得很差。虽说脑子还挺清醒，可身子是越来越没劲儿，老是被老年病折腾着。定于1974年召开的中共十大，提前一年召开。

1973 年8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宣布大会开始。这次大会，共有1249名代表参加，代表了全国的2800万党员。

会议议程共三项：1.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2.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3.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24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先选举产生了由148人组成的主席团，并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选举之后，由周恩来宣读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全文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 x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这个报告的主旨，仍然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左”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辩护。报告不顾九大以来党内、国内政治生活的严峻现实，坚持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报告回避林彪集团的极左实质，而将其定性为名 “极右”，实际是不允许批极左。报告再次肯定了“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还会出现林彪，还会出现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新生事物”继续予以肯定，提出“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 一 段话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用来攻击周恩来在前面的一段时期领导纠“左”工作、强调抓生产、抓业务的主张的。

这段话是这样的：“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 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 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暴露和灭亡，十大也部分地吸取了其中的教训。比如 ,带有明显个人崇拜色彩的对毛泽东思想的修饰词不再使用，对林彪集团“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批判和鞭挞。

江青，张春桥等人曾试图在政治报告中写入“评法批儒”的内容，受到周恩来的坚决反对，最后未写入报告。

周恩来作过政治报告后，王洪文紧接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次提出的党章草案，“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也就是说，总体上仍然沿续了九大党章的“左”的特征。实际上，除了把总纲中歌颂林彪的那段话“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及带有浓郁林记烙印的“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删除掉以外，十大党章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比如用接班人五项条件取代党员的义务、取消党员权利的条文、取消新党员预备期，取消中央书记处和党的纪检机关、把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局限于政治学习和阶级斗争，而不谈对党员在科学文化、业务工作方面的要求等等，都承继了九大党章。新增添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项：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毛泽东“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写了进来。这是针对毛泽东批判林彪集团后反复宣讲的党内团结原则。把“批判修正主义”写入了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的第一条。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在党纲中写人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等要求，表明还须继承“文革”中的造反精神，提拔“新生力量”从8月25日到27日，全体与会代表分成34个小组(和开预备会议时的分组一样)，讨论周恩来、王洪文的报告。

代表们对报告表示认可，对中央开除林彪、陈伯达等人党籍的决定坚决支持。

有一些代表在预备会和分组讨论时曾提出了一些意见。 比如海军代表组、江苏代表组有的代表认为，在军队中不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同意把经常运用“四大”武器写人党章，认为党章应强调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青海代表组有代表提出，从党章中把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造反组织“红卫兵”、“红小兵”删去。国家机关组有代表认为，实际生活中没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建议把党章草案第四条这样的表述删去。四川代表组有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中“戴高帽”游街、揪斗走资派等许多主要 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对于这的 些不同意见，掌握着十大筹备和组织权利的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向这些代表施加了极大压力。他们或以中央党章修改小组的名义印发通报，予以斥责 ,或者整理出“情况反映”，要求不同意见的代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8月27日下午和晚上，大会主席团、各代表组开始讨论新 一 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共选举产生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

会后发表的新闻公报对新的中央委员会作了如是评价：

“当选的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他们有的是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战争的老一辈老革命家，有的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和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的优秀战士，还有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入党的青年同志。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代表们兴奋地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这次选举结果，有一批老革命家当选为新 一届中央委员，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和打击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诤等也进人了中央委员会，比较出人意料，同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一批亲信也进入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始结成为帮派，被毛泽东指斥为“上海帮”。十大闭幕之后隔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会。主要任务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成员。选举结果是：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上面9名常委外，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另外还有4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党内占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要职，开始形成小集团“四人帮”，最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年仅38岁的王洪文当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排名第三位。

林彪集团垮台后，面对谁来当接班人的诱惑，江青、张春桥等都有心事。当毛泽东最后拍板，选中了王洪文后，虽然他们心中颇生不满，但还是无奈接受了这个安排。1972年11月，在接见上海工人代表大会的部分成员时，张春桥为王洪文捧场说：“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指姚文元)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人，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在十大的分组讨论阶段，曾有代表对王洪文这样的人当接班人是否合适表示了疑问。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王洪文的同事，张春桥的亲信马天水赶忙出场救驾，他在上海组历数王洪文的“造反功绩”，吹捧王洪文的什么能力：“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江青得知马天水的讲话后，大为赞赏，夸奖马天水“讲得好，讲得真好！”

为了壮大其帮派势力，“四人帮”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肆提拔其亲信和帮派同伙、造反起家的人。早在1970年11月，中央为了统一领导组织、宣传工作，在政治局下面成立了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该组成员，他们对党的组织 宣传工作掌握了很大的发言权。在党的十大筹备及召开过程中，“四人帮” 掌握了极大的权利：十大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 王洪文则担任中央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和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负责十大的选举准备)两个要职；张春桥出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

王洪文在1972年9月奉调北京前夕，对其留在上海的亲信作了这样的安排：上海要培养工人新干部，标准是“领导熟悉、群众拥护”，“老造反”、“对文革有感情”。他要上海准备100到150个人，随时准备抽调出去。

十大开幕前夕，已掌握了十大准备选举一批工人担任中央委员底牌的王洪文，急忙通知 上海准备工人出身的候选人名单。上海连夜准备， 并报送到北京的王洪文、张春桥手里。由于事出突然，不仅这些即将成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工人们中间有些压根不知情，如上海第五百货商店营业员陈佩珍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而当她半夜被叫起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压根没想到此去是出席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她还以为是要她去参加将要在北京召开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接待外宾工作呢！ 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对这些人也认不全，而全凭上海的推荐材料拍板。

在十大上，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金祖敏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外，“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还有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这些人随即被委以要职：原上钢一厂 车工周宏宝，十大后出任教育部二把手。原上海5703厂工人祝家耀，十大后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原江南造船厂工人张国权，十大后出任六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原上海第五百货商店营业员陈佩珍，十大后进入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领导核心。原上海纺织局停经片厂工人汪湘君，十大后出任上海市妇联主任。原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十大后出任文化部部长。原上海海运局海员冯品德，原拟委以全国海员工会主席，未成事实。

对上海以外的造反派，“四人帮”也是百般拉拢。例如，云南组的十大代表中有人不同意造反知青朱克家做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张春桥却费尽心机，将他列入了候选人名单并最后当选。河北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连党员也不是，却被“四人帮”以此人“虽然组织上没人党，但在思想上早已人党”的理由封为十大代表。

（本文参考西苑出版社《红色纪要》）

《全景文视》重温党史笔记之二十 四2024.10.26.于龙城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