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本文为作者参加北京市哲学学会以“人文精神：传统与现实”为主题的年会所提交的论文，部分内容发于《人民日报》2004年7月23日。

　 什么是哲学？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康德哲学一定是哲学”则没有什么疑问。所以，在康德逝世之后的二百年里，“康德哲学”始终是每个大哲学家都要认真面对的一个“他者”。那么，康德哲学为什么一定是哲学，甚至成了哲学的试金石？因为他以独立的精神使哲学真正承担起了哲学本应承担的使命。

　　 作为人类个体，康德在哲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抱负，甚至由于年轻时的贫穷，以致连娶一个女人为妻的抱负都未曾有过。但是，他在哲学上却立下了一个伟大的使命，这就是：不仅为一切知识奠定基础，而且为一切人类个体的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利奠定基础，从而为一切可能的人文科学，首先是伦理学和法学-政治学奠定基础。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以及其他主要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一使命而展开的。

　　 我们人类拥有诸如数学、物理学等提供出来的各种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呢？如果没有，那么它们就不能被称为知识。因为知识的一个最基本的品格就是对它所关联的对象要具有普遍而必然的效应，否则，就不成其为知识。但是，这种普遍必然性来自什么地方呢？追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追问使知识成为知识的根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为一切可能的知识奠定基础。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问题。在康德之前，以培根、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试图从经验出发寻找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根据：他们或者以归纳逻辑，或者以心理学上的心理联想来说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是，归纳逻辑总是以这样一条规则为前提：从一种被经验到的部分事物跨越到同一种未被经验到的所有事物。但是，归纳逻辑本身无法对这条规则作出说明。这也就是说，归纳逻辑本身的根据还是个问题。所以，休谟转而从心理联想来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寻找根据。休谟的意思是：来自经验的知识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经验现象及其联系的一再重现，使心理重复进行联想，从而形成一种联想习惯。这种联想习惯使经验知识具有了普遍性。但是，任何习惯只具有主观有效性，而没有客观有效性，因而不具有客观普遍性。更为严重的是，正如人的一切习惯一样，心理联想的习惯完全可能发生变化，而这意味着其普遍性建立在联想习惯基础上的一切科学知识都将随着这种习惯的变化而瓦解。

　　 归纳逻辑和心理学联想的失败表明，我们既不能从感性经验中找到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也不可能从知识的对象那里寻求这一根据。因为任何知识的对象都必定是能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对象，但是，能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对象总是有限的，而非全体的。这促使了康德进行一次“哥白尼式革命”：不再从对象里，而是转而从人的超验存在中寻求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就是由超验主体本身提供出来的一种特殊知识，即“先验综合知识”。由于这种知识是综合的，因而必定关联到通过感性经验给予我们的对象，而不是没有经验对象的形式概念之间的分析性关系；同时由于这种知识是先于经验的，因而这种先验综合知识又必定是在对象通过经验给予我们之前就关联到对象。因此，这种先验综合知识对所有经验对象都具有普遍必然性，并且是使一切经验知识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全部根据。也就是说，一切科学不断提供出来的可靠知识之所以具有普遍必然性，就在于它们是以先验综合知识为基础。

　　 因此，一切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问题，也即一切知识之基础的问题，在康德这里也就成了“先验综合知识（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个问题。《纯粹理性批判》主要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简单说，这类先验综合知识的核心就是一系列纯粹知性概念，即十二个先验范畴。它们是由人类的知性（给出规则的一种理性能力）通过对感性提供出来的“先验杂多”（也即把时空形式显现为诸部分的纯粹直观）的“纯粹综合”而给出来的。(见《纯粹理性批判》A77-78，B104。) 由于它们来自于知性，而不是主观的心理联想，因此，具有普遍必然性：对所有主体来说不仅是共同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的；同时由于它们包含着对感性的纯粹直观的综合，所以，它们能够关联到、也必定关联到由经验直观给予的对象──因为经验直观只有以纯粹直观为基础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一切经验直观给予的对象，先验综合知识具有使它们“只能这样存在，而不可能是别样存在”这种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说，先验综合知识首先构成了在经验直观中的一切对象的存在方式，是它们成为一切具体科学知识的对象的前提，从而是一切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前提。

　　 但是，由于先验综合知识是由知性这种理性能力通过对纯粹时空直观的综合而产生的，因此，这种先验综合知识也只是对能在感性时空中给予我们的对象是普遍有效的，因而只能被运用于感性时空中出现的事物。这意味着，以先验综合知识为基础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也只能是关于能在感性时空中存在或显现的事物的知识。因此，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感性时空之外的事物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为知识奠定基础的工作，同时也是给知识和理性划界限的工作。所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里说：“我要终止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

　　 实际上，康德限制知识不仅为信仰留下了位置，同时也为人的自在-自由留下了位置。因为正如上帝、灵魂不在感性时空里给予我们一样，作为理性存在者，人本身并非仅是他在感性时空显现的那样子，否则，人就是完全透明的，处在可由知识彻底把握的必然性链条当中；相反，人在本质上恰恰存在于不可在感性时空中显现的理性当中，因而不可被任何知识把握为在某种必然性链条中的存在。就其在理性当中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本质而言，人守护在理性当中，也就是守护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在地存在；而就这种自在的存在不在知识所把握的必然性链条当中而言，人的自在存在也就是他的自由存在。因此，当康德完成了为知识奠基的工作，从而把知识限制在经验领域时，他也就为人的自在-自由的存在赢得了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为知识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人的自由辩护。

　　 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回答“先验综合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来为一切可能的知识奠定基础，同时通过限制知识来为自由辩护，那么，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康德通过讨论“自由是如何使一切道德法则成为可能的？”来确认和论证人的自由的绝对性与不可置疑的确实性。人类拥有道德法则，这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但是，这些道德法则是如何可能的呢？它们的根据是什么？是人的自由理性。人的自由理性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它使一切道德法则成为可能。如果人没有自由理性，因而没有自由，那么，一切道德法则以及一切法律都将瓦解而变得毫无意义，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也将因此而崩溃。道德法则的存在及其不容置疑的客观有效性则反证了自由的绝对性与确实性。

　　 实际上，自由问题是康德哲学最核心的问题。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既是使现象界成为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法则世界的前提，更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而最后则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人因是自由的，因而每个人自己就是他的存在的目的本身，而作为目的本身存在，这是人的全部尊严的源泉；同时，因人是自由的，因此，他赋有这样一个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的权利属性，即：每个人都必须被允许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这一权利属性是每个人的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因此，当康德在为自由辩护的时候，他也就在为每个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奠定基础。这是康德哲学之所以在推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的深化具有持久力量的原因所在。

　　 不管人们同意不同意康德的思想，人们都必须面对他的思想。因为他不是站在一国一族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更确切说，是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上思想。他为知识奠基的工作既为科学确立了根据，也揭示了科学的内在有限性，迄今警醒着人类既要尊重科学，又要避免陷入科学至上的肓目与狂妄。而他为自由的辩护，不仅为一切公正法则奠定了基础，而且确立了每个人类个体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从而一直召唤并仍将召唤人类个体对配享幸福的权利与尊严的觉悟与追求。

　　 而对于我们今天还要涉及的话题来说，更重要的是，康德在完成了他的哲学使命的同时，实际上也为一切人文科学/人文教化奠定了基础与原则。因为既然人的理性自由是绝对的、不可置疑的，那么，自由理性给出的一切自由原则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为以教化人类、提拔人类为目的的一切人文科学必须奠定其上的原则。于是，任何一门人文科学，究竟是真正的科学还是伪科学，是在教化、提升人类还是在蒙蔽、贬损人类，其唯一的根据与标准就是自由理性给出的普遍的自由原则。所以，从康德哲学角度看，一切传统的人文科学或人文教化传统都必须接受自由原则的洗礼，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换言之，才能进入“现时代”而具有现实性。

　　 所谓“现时代”，并不只是一段物理时间，也不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它被称为“现代”并不是因为它离古代最远，而离我们生活的今天最近，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由新的原则开辟出来的“新时代”（die Neuzeit）。这就是由启蒙运动觉悟并确立起来的自由原则。对人自身的自由存在的自觉是启蒙运动最核心的本质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所以，康德把启蒙看作“是人类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出路（Ausgang）。”(康德《什么是启蒙？──历史与哲学论集》，Juergen Zehbe编，Vandenhoeck und Reprecht in G?ttingen, 1994，第55页。)也就是说，启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关口”。因为所谓“不成熟”，也就是指人类及其个体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即在没有他者引领下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因此，没有领导也要造出一个领导。在这种不成熟状态下，人自己实际上始终是以权威或领导者的附庸这种身份存在，而不是作为自主使用自己理智的那种主人身份存在。要使人类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揭开人类的自我蒙蔽，使人类个体普遍觉悟到，自己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自由个体──而这正是启蒙的根本要义与核心要务。正是通过启蒙而使人类个体普遍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每个个体才能够、也必须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理智，担当起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决断的行动，由此，才不再是作为权威或领导者的附庸而出让了自由，而是作为他的本相身份，也即独立自主的自由个体行使其不可出让的权利。

　　 实际上，在不成熟状态下，人们在作为附庸存在而放弃了自由的同时，也就出让了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因为首先，作为附庸存在，也就是作为工具存在，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而作为目的本身存在是人的全部尊严所在。其次，自由是人的一切权利的最高根据，放弃了自由，也就意味着把一切权利的根据寄托到自己因之出让自由的权威上，以至好象一切权利都来自于权威似的。摆脱不成熟状态也就是恢复每个人自身的绝对尊严，收回属于每个人自身的自然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作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的“关口”，也是人回到自身的一条“出路”。而所谓“现时代”也就是人回归自身的时代，是人人走向独立自主的时代。更具体地说，由启蒙开辟出来的“现时代”是一个自由体联合的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体联合的社会。“现时代”之所以是一个“新时代”，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对一切人类个体作为自由者身份的确认、尊重与维护之上，因而是人人获得不可让渡的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利的时代。这是“现时代”最本质的现代性。判定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进入了“现时代”，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它是一个自由者的联合体，还是仍是权威下的集合体。这意味着，虽然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民族都处在同样的物理时间上，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或民族都处在“现时代”。不过，只要世界上有民族经由启蒙这个“关口”而开始了现时代，那么，所有地方的权威统治都将面临瓦解的命运。因为任何地方出现的启蒙都将召唤全人类的个体对自身的自由身份的自觉，从而唤起全人类个体对收回本不该让渡却让渡出去了的一切权利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启蒙运动一出现就以虽缓慢却又不可阻挡之势向全世界扩展的原因所在。

　　 因此，如果说人们要面对现时代的“现实”，那么，这个“现时代的现实”首先就是被启蒙唤醒或将被启蒙唤醒的人类个体，也就是觉悟到自己的本相身份而要求索回并维护自身权利和尊严的自由个体。这也是一切人文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一切传统人文科学或人文教化，如果要保持自己在“现时代的现实”中的影响力或者存在的理由，它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这意味着，一切传统人文科学或人文教化都必须接受启蒙的洗礼。启蒙作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的“出路”，也是一切传统人文科学或人文教化获得现实力量的“出路”。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传统之所以逐渐丧失原有的现实影响力，就在于它错过或拒绝接受启蒙原则即自由原则的检阅与洗礼，因而远离了“现时代的现实”。虽然有些传统在今天仍发挥着某种影响，但是，如果它仍未经启蒙的检阅，那么，它要么在不自觉地遵循着自由原则，要么是在阻碍它所影响的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