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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不幸去世，可作为父亲的朱德，直到10天后才被告知儿子的死讯。
得知消息后，朱德沉默良久，才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啊。
朱德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又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知道儿子的死讯？
命运多舛1916年，朱德的长子朱琦出生于四川仪陇县，他还未满三岁时，他的母亲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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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朱德正在革命道路上奔波，肩负着对未来中国命运的重任，根本无法回乡为儿子料理生活。
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年幼的朱琦托付给自己的第三任妻子陈玉珍抚养。
幼年的朱琦留在家乡，朱家的家境却并不宽裕，他时常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衫，赤脚奔走在田间小路上。
尽管家中经济窘迫，陈玉珍却尽力为他创造一个温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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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在月夜下抱着他，用家乡的小调哄他入睡，而这柔和的歌声，仿佛将他与久未相见的父亲的那份血缘纽带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937年，朱琦决定追随父亲的足迹，投身到革命事业中，于是他从家乡出发前往延安。
当朱琦到达西南某地时，却被误认为壮丁，强行送入国民党部队中。
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他被抓去不久后，国民党将领龙云在一次国共合作会议期间向朱德提及了这件事：
“在我的队伍里，有个新兵似乎与你有些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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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朱德闻言一震，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详细询问对方细节，并立即与周恩来取得联系，请他协助调查。
最终，在多方努力之下，朱琦被从国民党的营地中营救了出来，并继续前往延安。
1938年的某一天，朱琦怀着复杂的心情终于来到了延安，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朱德。
时隔多年，当年的幼童已然长成挺拔的小伙子，而朱德也早已不复记忆中年轻的模样，鬓间已悄悄多了些许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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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儿子的后，朱德深深打量着朱琦，眉宇间带着一丝探寻与审视的意味。
沉默片刻后，他突然走上前，拉住朱琦的手，仔细地翻看他的手臂，目光在一个胎记处停留许久。
他缓缓点头，语气有些颤抖：“是我苦命的孩子。”
这句话让朱琦的眼眶瞬间湿润，他慌乱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低声喊了声“爸爸”。
延安的夜晚，父子二人坐在窑洞里的小炕上，朱德一边为儿子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一边询问这些年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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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琦低头饮粥，讲起家乡的变化，讲起自己如何在迷茫中寻找父亲的足迹，每一个字都让朱德的眼眶微微泛红。
他听着儿子的诉说，想起了自己的革命岁月和对家庭的亏欠，默默叹了一口气，但这短暂的团聚并未让他们有太多时间享受亲情的温暖，
就在朱琦到延安后的第三天，朱德便将儿子叫到跟前，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是我朱德的儿子，就该走在前面，做一个榜样。抗日战争的前线需要人，你上吧！”
从此，朱琦带着父亲的希望与嘱托，奔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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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里，朱琦像其他战士一样，吃粗粮、睡地铺，与战友们一起训练、作战。
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父亲是谁，即使有人认出他，问起家世，他也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应：“我就是个普通人。”
这种低调和坚韧的态度，让战友们对他刮目相看，却也引发了一些误解。
有一次，一名新兵不小心踩了他的脚，朱琦痛得倒吸一口凉气，却摆手表示没事。
但那名新兵听说他是朱德的儿子后，吓得连连道歉，朱琦却拍了拍对方的肩膀，笑着说：“在战场上，别管谁是谁的儿子，我们都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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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战场的生活并不容易，1943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朱琦的左腿被机枪子弹击中，伤势严重。
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他保住了腿，但却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家规严苛朱琦负伤回到延安后，有一次和父亲一同外出看戏，演出结束时，朱琦看到父亲的专车已等在门口，便自然而然地坐到了车后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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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刚安顿好，就听到身后传来低沉的一声：“下车。”
朱琦抬头一看，正对上朱德严厉的目光，他愣了一下，还想解释，朱德却毫不留情地再次命令：“你自己走回去。”
朱琦只得下车，拖着一瘸一拐的步伐沿着黄土路往回走。
路过的人不禁为他抱不平，悄声议论：“自己的儿子都这么严厉，朱总司令还真是铁面无私。”
后来，朱琦每次回家探望父亲时，总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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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家规的熏陶下，朱琦从未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自己谋求任何便利。
1948年，朱德安排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并明确要求他从最基层做起。
朱德甚至叮嘱他：
“到了那儿，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儿子。你没下过基层，不懂百姓的生活，只有扎扎实实地从底层做起，才能配得上革命后代的称号。”
朱琦从不抱怨这些“苛责”，他在铁路工人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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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朱琦被调任天津铁路局担任管理岗位，作为干部，他本可以选择轻松的文职工作，但他坚持要深入车间一线，与工人们一起学习驾驶火车。
这项工作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也是体力活，对腿脚不便的朱琦来说更加困难。
可他却总是利用休息时间跟着老工人学习驾驶技术，一次列车的转向系统出现了问题，车头温度骤然升高，炙热的蒸汽从裂缝中喷涌而出，情况十分危急。
朱琦第一个冲上前，冒着高温检查机器，最终及时排除了故障，确保了列车安全。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朱德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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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主动申请减少粮食配额，把多余的粮食分给更需要的人。
每次朱琦带着妻儿回家探望，朱德都会亲自下厨，为一家人准备一顿“忆苦思甜”的饭菜。
有一次，朱琦夹了一口野菜，皱了皱眉头，却没有多说什么。
朱德看在眼里，放下筷子问道：“野菜苦吗？”
朱琦回答：“有点，但还能吃。”
朱德听后，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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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们连野菜都吃不上，靠啃树皮、煮皮带熬过来了。现在国家困难，我们更要懂得节俭。你是朱家的子孙，就要和人民一起过日子，不能只顾自己的享受。”
朱琦低下头，认真听着父亲的教诲，从那以后，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都带着家人一起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绝不铺张浪费。
可生活似乎总对这对父子格外残忍，因为工作劳累，朱琦后来患上了心脏病。
得知儿子死讯1974年6月10日，朱琦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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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朱德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虚弱，长期的操劳和疾病让他不能承受过多的刺激。
家人权衡再三，决定暂时对他隐瞒朱琦去世的消息，连日来的追悼会和吊唁活动，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隐瞒，没有被他发现。
康克清每天守在朱德身边，每当朱德提到朱琦时，她都只能强装镇定，用“朱琦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样的借口搪塞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朱琦的追悼会早已悄然结束。
6月20日，康克清终于下定决心，将这个噩耗告诉了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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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她手里捧着一份报纸，走到朱德身边，沉默了很久，才轻声开口：“朱总，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朱琦……走了。”她终于将这几个字说出口，声音里夹杂着哽咽。
朱德的手微微一颤，报纸从手中滑落，过了很久，他才睁开眼睛，低声说道：“什么时候的事？”
“十天前。”康克清强忍着泪水，将事情的始末简单讲述了一遍。
朱德听着，脸色一点点苍白下去，他低下头，沉默许久后，才喃喃自语道：“十天……十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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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缓缓抬起头，盯着窗外的远方，声音中透着压抑的悲痛：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还这么年轻，就这样走在我前面了，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这样做，不对啊。”
康克清无法反驳，只能默默地坐在朱德身边，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试图用这种微弱的安慰平息他的情绪。
从那天起，朱德时常一个人坐在屋里，目光呆滞，手里握着朱琦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不停地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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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失去了儿子，朱德对孙辈的教育依然一丝不苟，尤其是朱琦的长子朱援朝和次子朱和平，在朱德眼中更是肩负着家族的责任。
有一次，大年三十的夜晚，朱德将孙子朱援朝叫到跟前，对他说：“援朝，明天一早，你回部队吧。”
朱援朝听了，显得有些不解。他问：“爷爷，明天不是新年吗？可以晚一点回去吗？”
朱德却语气坚定地说：
“军人的职责不能因为节日而懈怠，过年是家庭的事情，而你身上背负的是国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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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援朝看着爷爷布满皱纹的脸，虽然心中依依不舍，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在朱德的严格要求下，朱家的后代没有因为祖辈的光环而懈怠，反而更加努力地要求自己。
朱德一生奉献给了革命，也牺牲了对家庭的温情。
但在他生命的尽头，这位为国家奋斗一生的老人，最放不下的还是自己的亲人。
他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而对孙辈的严格要求，则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将未竟的期望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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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父子情、家国情，让人不禁感叹，铁血将帅之下，也有柔软而深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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