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时，曾有四位高级干部做出错误选择，他们后来发展如何？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当时，面对极其艰难的局势，中央红军在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选择上出现了分歧。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部分高级干部主张南下，与党中央北上陕北的战略决策形成了对立。在这场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中，有四位红军的高级干部一度站在了张国焘一边。他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有的是毛主席的老乡，有的曾在国外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有的更是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那么，这四位在草地分兵时期做出错误选择的高级干部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会支持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在这个重大抉择之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红军高级干部的重大抉择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经过湘江战役、遵义会议等重要时刻，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到达了四川西部。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路线分歧。

当时的情况极为复杂。红军已经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了不足3万人。加之连续的行军作战，给养严重不足，部队的体力和士气都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陕甘，这一决策是基于对全局形势的深入分析。陕北地区不仅与外蒙古和苏联接壤，便于获得国际援助，更重要的是当地的地形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

但是，以张国焘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应该南下建立川康青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提出，四川、康定、青海一带地广人稠，物产丰富，更适合发展革命力量。

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阿坝的毛儿盖地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本应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张国焘却在此时提出了分兵南下的主张。他认为北上陕北是一条＂绝路＂，坚持要率部南下。

在张国焘的影响下，一些原本坚定支持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也开始动摇。这其中就包括了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对张国焘的个人威望的认同，有的则是出于对南下战略的认可。

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35年9月，张国焘擅自另立＂中央＂，率领部分部队南下。这不仅造成了红军力量的分散，更严重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对于那些跟随张国焘南下的高级干部来说，这个选择标志着他们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虽然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个选择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革命生涯，也为后来的革命历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而历史随后的发展证明，党中央北上陕北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南下部队在后来的行动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不得不重新北上，与主力会合。这段历史充分说明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正确的战略决策往往会影响革命的成败。

二、四位高级干部的革命历程

这四位在草地分兵时期跟随张国焘南下的高级干部，都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们在加入革命队伍之前，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在革命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其中何长工的革命经历最为特殊。1920年，年仅20岁的何长工就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他不仅要在工厂做工维持生计，还要抽空学习。正是在这段艰苦的留学岁月中，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旅欧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4年回国后，何长工立即投身革命实践，参与了五卅运动的组织工作。

罗炳辉则是一位从旧军队转变过来的革命军人。他早年在滇军任职，在护国战争期间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1929年，在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罗炳辉果断地选择了共产党。他率领部队起义后，成为了红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第三位干部陈昌浩的经历则体现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典型道路。1925年，他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上海、江西等地开展地下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到红军时期，他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重要职务。

第四位干部李卓然则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奔波。

这四位干部在加入中央苏区后，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何长工先后担任红八军军长和红九军团政委，罗炳辉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陈昌浩和李卓然也都在红军中担任要职。他们在中央苏区时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苏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级干部与毛泽东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何长工是毛泽东的老乡，早年就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在秋收起义期间，他更是与毛泽东并肩作战。罗炳辉虽然起义较晚，但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陈昌浩和李卓然也都曾在不同场合与毛泽东共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在中央苏区时期，这四位干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或是负责军事指挥，或是从事政治工作，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们都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这些革命经历为他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威望。正是这些经历和威望，使得他们在草地分兵时期的态度和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力。然而，丰富的革命经验并不能完全保证在重大抉择面前不犯错误，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三、重大选择时刻的思想演变

在1935年6月的草地分兵时期，四位高级干部对南下战略的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着他们的判断。

首先是对当时军事形势的认识。在红军到达四川西部时，部队已经历了长期的艰苦行军。何长工作为红九军团政委，亲眼目睹了部队的疲惫状态。当时红军粮草补给困难，战士们体力透支。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的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在表面上确实显得更加务实可行。

其次是地方派系的影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多年，与张国焘有着长期的共事经历。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张国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指挥体系。这种既有的组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昌浩的判断。不仅如此，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将领也都倾向于支持张国焘的决定。

在军事战略的认知上，这些高级干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罗炳辉虽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但他对陕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相比之下，他对四川地区的情况则有较多了解。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他在评估北上和南下两条路线时，更倾向于选择相对熟悉的南下路线。

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失误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李卓然在当时认为，南下建立川康青根据地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兵源补充。这种判断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战略考量。陕北地区虽然地理环境艰苦，但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在与外部力量建立联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在会师期间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张国焘详细阐述了他的南下主张。他强调四川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更适合发展革命力量。这些论述对四位高级干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得知红军主力已经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看似更为稳妥的选择。

1935年8月，当张国焘正式提出另立＂中央＂的主张时，这四位高级干部虽然对这一做法持有疑虑，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追随。这一选择既反映了他们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也显示出在重大历史关头，正确认识全局形势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级干部在南下之前，都曾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权衡。他们并非盲目追随，而是基于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理解作出判断。何长工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选择南下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这种考虑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最终证明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

在红军分兵后的最初阶段，南下部队确实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暂时的成果似乎印证了他们的判断。然而，随着斗争的深入，南下路线的困境逐渐显现。国民党军队的重点围剿，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以及地形地貌的制约，都使得南下部队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四、错误选择的历史代价

南下部队在1935年9月开始行动后，很快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首先是军事上的失利。在四川南部地区，国民党军队早已部署重兵，严密封锁了主要通道。南下部队在多次突围中损失惨重，不得不频繁改变行军路线。

何长工作为红九军团政委，亲身经历了这段艰难时期。在一次突围战斗中，红九军团遭遇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这次失利使得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改变既定路线，部队的给养补给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罗炳辉在指挥作战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川南地区地形复杂，敌军对地形熟悉，常常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在一次重要战役中，罗炳辉指挥的部队虽然成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但随后就陷入了敌军的层层包围之中。这次战斗使得部队元气大伤。

陈昌浩和李卓然负责的部队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由于脱离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南下部队在战略决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不得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频繁改变作战计划，这进一步加剧了部队的疲惫和损耗。

1935年底，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地的地方实力派武装也对南下部队展开了围剿。这些地方武装虽然单个实力不强，但他们熟悉地形，且与当地民众有着复杂的联系。这使得南下部队不仅要应对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还要防范地方武装的袭扰。

补给问题成为了另一个严重困扰。原本张国焘认为四川南部物产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敌军的严密封锁和地方势力的抵制，南下部队难以获得稳定的补给来源。在一些地区，部队甚至出现了断粮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影响。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这种分裂行为不仅影响了红军的团结，也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国民党方面利用这一分裂，加大了政治宣传攻势，试图瓦解红军将士的革命意志。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四位高级干部开始认识到南下决策的错误性。到1936年初，南下部队的处境已经变得极为危险。持续的军事打击、严重的补给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都证明南下路线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开始考虑重新北上的可能性。1936年6月，经过艰苦的战斗和跋涉，南下部队终于与北上的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合。这次重新会师，让四位高级干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了大量优秀的战友，部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

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错误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南下部队所经历的挫折，不仅造成了军事上的损失，更带来了政治上的负面影响。这些教训深深地影响了四位高级干部的后续革命生涯。

五、重返革命正确道路

1936年6月，经历了艰难跋涉的四位高级干部终于带领部队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这次重返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政治立场的重大转折。在甘肃会师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作出了深刻检讨。

何长工是最先认识错误的高级干部之一。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详细回顾了南下期间的经历，指出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在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上，他承认这是一个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决定。何长工的坦诚检讨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罗炳辉则从军事角度总结了南下失败的教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他深刻认识到脱离党中央领导的严重后果。在一份军事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南下作战中遭受的失败，指出这些失败与违背正确的战略方针有着直接关系。

陈昌浩的转变过程则更为复杂。由于与张国焘有着较深的渊源，他在最初时期仍存在一些思想顾虑。但在亲眼目睹了南下的惨痛后果后，他逐步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在一次自我批评会上，陈昌浩承认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立场不坚定，表示要彻底改正错误。

李卓然在重返后表现出了坚决的态度。他主动向党中央汇报了南下期间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的种种错误行为。这些真实的报告为党中央全面了解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党中央对这四位高级干部采取了既严肃又宽容的态度。在1936年下半年，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帮助他们深入分析错误的根源。通过这些会议，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脱离党中央的领导必然导致革命事业的失败。

重返后，这些干部都得到了新的任命。何长工被任命为红军某部政委，罗炳辉继续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陈昌浩和李卓然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党中央的这种安排，体现了对犯错误同志的诚恳帮助。

在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四位高级干部更深入地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们不仅在会议上作了多次发言，还撰写了详细的检讨材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党内教育的重要资料，帮助更多同志吸取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干部在重返正确道路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何长工在政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部队的思想建设作出了贡献。罗炳辉在后续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色，展现了军事指挥才能。陈昌浩和李卓然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恢复了威信。

这段重返历程证明，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能够认真检讨、真诚悔改，党组织就会给予新的机会。这四位高级干部的经历，成为了党内团结统一、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典型案例。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回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上。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干部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他们的经历成为了一段特殊的革命历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重大历史问题时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