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华夏民族也不是自来就有的。有不少人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我国历史上的夏代，因为夏族的族称便来自于夏朝。这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民族是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如果说夏朝就已形成了这样的民族共同体，为什么有关夏朝的文献仍称那个时候的社会组织为“某某氏”，如夏后氏、有虞氏之类？为何这里面许多以氏族命名的称呼一直延续到数百上千年以后的商周时代？为何到了商代仍是各个族邦林立的局面？民族是一个稳固的人们共同体，既然夏代就已形成了这样一个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华夏族（不管是它称还是自称），为何在夏朝以后整整六百年间的商朝却又不见了“华夏”的称呼？商人不自称为华夏，以后的文献也从不视商人为夏，甲骨文中更没有哪个族邦被称为“夏”的。

实际上，华夏民族的产生是从周人的崛起才开始的。周人是黄帝部族直接的后裔。周人姬姓，黄帝亦姬姓，在所有先秦时期的古老部族中，只有周人与黄帝相同姓氏。更重要的是，周人与其祖先黄帝一样，也是出自白狄。这个观点，是著名先秦史家徐中舒先生最早提出来的。文献记周人祖先自不窑之时起便“在戎狄之间”，其孙“公刘”迁豳，豳地据称处在戎狄包围之中，实际也是属于戎狄的一个居邑。故文献称公刘以后的周族人仍保持着浓厚的戎狄习性，直到公亶父迁岐，才“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

在自公刘至公亶父（诗经或称古公亶父）长达八代人的这段时间内，甚至周人的语言也仍然保持着戎狄的特征。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为庆节、皇仆、差弗、伪榆、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公组绀诸，学者便认为此类人名杂有戎狄语言的成分。不窑的称呼亦同此性质。与之相联系，我相信先周族最早居住的地域，也一定是在祖先黄帝居住的黄土高原。我相信黄帝部族生活的那个时代，陕北高原必定有比现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也有比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更为繁庶的人群和聚落群。而今陕北石峁古城的发现，连同周围不断挖掘出来的同时期的聚落和城址，不仅证实了我的设想，也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周族祖先原本就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主人。

当然，促使周人崛起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周人的南迁。他们的迁居大概是因为气候变迁，变得干凉的气候迫使他们往南寻找更好的农耕环境。最终，他们经过许多代人的逐步南移，到公亶父之时，迁居到了肥沃的周原。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早就定居在此的姜姓部族，并与他们结为姻亲，受他们的指导从事高等农业，从而很快地缘于富足。但是，他们不久又受到来自东方的商人的压迫，导致公亶父之子季历死于商王文丁之手。这样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终于追使周人起来推翻商人的统治从目前时代最早的文献《尚书》诸篇里，可以考见周人自称为“有夏”的情形如《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帝钦罚之，乃仰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个“夏”不同于夏后氏王朝的“夏”，一些人惑于两个“有夏”名称的相同，或认为周人出自夏人的后裔，是不符合《尚书》的本意的。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自称为“夏”呢？原来，他们只是使用了“夏”这个字的本义来表现自己，“夏者，大也”，《尔雅·释诂》及经、传注疏并如此训。《方言说得更清楚：“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人兴起于秦晋之间，他们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来张大自己的部落联盟，来壮大反商势力的声威，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周文王

商周之际，与商朝统治者集团的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以周族为首的势力集团（即所谓“夏”）迅速发展壮大。“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是在这个幌子下纠集诸侯准备实行“临商”。文献盛称“文王受命”，即接受了上天从商人手中移交给周人的“命”。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受命”之说是可信的。根据《史记》的记载,文王受命之年即是他称王和“断虞芮之讼”之年。所谓“王”，在早不过是部族联盟军事首领的称呼；所谓“断虞芮之讼”，亦表明作为部族联盟首领的文王有裁决联盟内各氏族部落纠纷的权力。这些，都可为文王“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提供具体的诠释。文献记文王受命后七年去世，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以周为首的部族联盟的正式形成是在文王的晚年。

随后，周人部族联盟在周王室的领导下展开了对商王朝及东方部族的征服，随着征服的顺利进行，周王室又把“夏”的名称冠在了自己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的头上，这些诸侯被称作“诸夏”。《诗·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这是周天子在巡行东方诸国时的语言，表示要求懿美之德，以布陈于诸夏。《诗·周颂·思文》：“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是周王祭祀上帝和后稷的诗歌，言上帝命普遍养育人民，对于所有诸夏之民，不要划分彼此。这些诗歌中的“夏”，都是周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夏”与作为诸侯国的“夏”在宗法关系及姻亲关系下结成一个整体，成了当时中国的主宰。

时间一长，凡称作“夏”的东西都带有正统的意味。《诗经》中的《大雅》或《小雅》被视作华复正声，“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大雅”即作“大夏”。宫廷中的正式舞曲也多称作“夏”。《周礼·春官》载“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械夏、骜夏。”《左传》襄公四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这“三夏”，注家以为是《诗经·周颂》中的三篇诗名；“九夏”，郑玄等人也认为是诗篇名，并且是“颂之族类也”。于是，“夏”不仅带有政治联盟的色彩，而且带有共同文化的意味了。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的训释，当由此来历。在此文化心理的背景下，又产生了“华夏”的称呼。华、夏二字本来音同通用，文献中或称“诸夏”为“诸华”。然而华、夏二字的重叠使用显然还具有更深的文化上的意味，因为“华”字还具有“华美”、“有文采”的意思。它出现在春秋以后，是表明华夏之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多了一层自信。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当由此得来。

整个西周和春秋，以周人为首的华夏集团通过分封撒向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战略要地，在与各地夏、商旧族及部分蛮、夷、戎、狄的长期混居杂处中，他们开始是在政治上，继而在文化与语言习俗上，都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当日后他们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将这个新融铸成的民族共同体仍称之为“夏”，或“华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