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岛与大陆在经历长期的封锁后,正式实现“三通”。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台当局宣布取消“戒严”。当初随国民党败退,来到台岛的一大批人,终于得以跨越海峡,回乡探亲。
次年12月,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总算登上了开往大陆的游轮。为了这一天,他苦苦等待了整整42年!
老人的身份证上写着“叶依奎”三个字,是高山族人;但他实际的名字叫“谢汉光”,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他的另一个身份更加让人震惊——“潜伏台湾时间最长的中共卧底”。42年前,他在组织的委派下,告别妻儿,奉命前往台湾潜伏。那一年他才28岁,没想到如今归来,他已经是70岁的蹒跚老人了。
他借道香港,终于回到了家乡广东丰顺县。踏上了回家的路,老人心情十分激动。舟车劳顿,老人却顾不上休息,当即向乡亲们打听一个叫“曾秀萍”的人,原来这个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
在乡亲们的指点下,老人来到妻子娘家的门前。迎接老人的,除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外,还有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一家十几口人。头发花白的妻子上前仔细端详,终于从岁月的痕迹中,认出她失散了42年的丈夫。
“汉光,是你吗?”
“是我啊,我回来了!”
两位老人紧紧相拥,两行热泪从他们苍老的脸颊滚落下来。42年的漫长等待,彼此都杳无音讯,他没有再娶,她也没有再嫁。
这么多年来,妻子含辛茹苦将儿子抚养长大,儿子成家立业,开枝散叶。如今他们一家团聚,谢汉光做梦也没想到,他已经是儿孙满堂。
1917年9月,谢汉光出生在广东丰顺县的一户农家。
他从小就聪慧过人,学习优异。23岁时,他报考大学法务专科,却阴差阳错被“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录取。这次意外,也改变了谢汉光的一生,为他日后潜伏台岛埋下了伏笔。
在他的校友中,有陈仲豪、张伯哲等中共进步人士,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谢汉光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2年7月,谢汉光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和揭阳县的一个叫曾秀萍的女学生结了婚。新婚才过了9天时间,他就在同学的邀请下,到广西桂林的“柳州农场”工作,担任农场主任。
在此期间,妻子曾秀萍怀孕了,在老家生下了儿子谢定文。因为老家一带经常被日军袭扰,曾秀萍带着儿子来到广西,找到丈夫。
当时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让妻儿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把妻子安排在附近的中学教书。
谢汉光则回到农场,安排一批从潮汕逃难过来的中共人士避难躲灾。谢汉光与中共进步人士来往密切,但他仅仅是一位“党外进步朋友”的身份。
1944年,桂林被日军攻陷后,谢汉光带着妻儿背井离乡,转移到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四川,为了维生,他与妻子先后在高县和邛崃等地教过书。
如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谢汉光也不会有后来的命运。他与妻儿虽然流浪他乡,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倒也幸福平淡。
然而一封昔日广西大学的老师寄来的信件,彻底改变了谢汉光后来的人生。
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为了开发台湾的农林资源,国民党派遣了一大批农林专家、学者去台湾。谢汉光当年在广西大学的老师也在其中,而且被委以重任,担任林业试验所所长。
在校期间,老师对谢汉光就十分欣赏。他到台湾后,当即来函邀请谢汉光也前往台湾工作。谢汉光当时在西南本就生活艰难,于是欣然接受邀请,带着妻儿来到香港,打算乘船去台湾。
在香港等船期间,谢汉光和中共华南局在香港的负责人苏惠等人见了一面。组织上提出,希望谢汉光到台湾后,能够帮中共做一些工作。思想进步的他,当即就答应下来。
苏惠大姐说:“你有一位校友也很快要去台湾,希望你为他安排一个职位,便于开展工作。”苏惠口中的这位校友,就是陈仲豪。
考虑到要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妻儿在身边反而危险。谢汉光让曾秀萍带着儿子回老家,娘儿俩历尽艰辛,终于回到老家。此后,曾秀萍就在家乡的小学当老师,含辛茹苦将孩子抚养成人。
曾秀萍怎么也不会想到,丈夫这一去就是42年。她在老家苦苦等待丈夫,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她再没有收到关于丈夫的一丝消息。
话分两头,组织上安排一位女同志与谢汉光“假扮夫妻”,一起来到台湾。在老师的安排下,谢汉光在林业试验所担任研究员,后来老师另谋他就,推荐他当了试验所所长。
利用这个公开的身份,谢汉光秘密接待了一批从大陆派来的地下党同志,包括昔日校友陈仲豪、张伯哲、梁铮卿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潜伏台岛的同志后来几乎都牺牲了,只有陈仲豪与谢汉光幸存。
陈仲豪
1947年初,经过组织的考察,谢汉光在张伯哲的介绍下,正式入党。他们在一位张姓老师的家中,举起拳头,庄严宣誓。
为了更好地掩护潜伏人员的身份,谢汉光也积极做好本职工作,撰写了多篇农学研究相关的论文,公开发表。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三年,国民党气数已尽,老蒋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撤退到台岛,意图苟延残喘。国民党败退台岛后,为了肃清岛内的进步人士和潜伏的地下党,在岛内开始了大肆搜捕。
岛内军警特务横行,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潜伏在台岛的地下党同志也面临空前的危险。很多同志在这期间,都牺牲了。
1949年10月,国民党特务在基隆中学破获了地下宣传刊物《光明报》。敌人顺藤摸瓜,从“光明案”中找到了地下党组织的蛛丝马迹,最终逮捕了化名“老郑”的台湾地下党负责人。
这个老郑是台湾人,参加过长征,可谓是经过考验的老革命。但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老郑这个软骨头却叛变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老郑先是供出了奉命到台岛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朱枫,接着又供出了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吴石中将,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吴石案”。
由于老郑的叛变,直接导致了400多名地下同志暴露被捕,1800多人受到牵连。中共在台的组织,遭受灭顶之灾。
这里插一句,陈仲豪因为接到组织交给的其他任务,在1949年10月撤回了大陆,因此幸免于难。他日后也成为证明谢汉光身份的重要人物。
吴石与朱枫
说回谢汉光,他是怎么在国民党的大搜捕中逃过一劫的呢?
原来,在老郑叛变后,有一位陌生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件是张伯哲写来的,还有30元的潜伏经费。张伯哲让他立即离开试验所,自行隐蔽。不幸的是张伯哲后来也被捕牺牲,年仅30岁。
谢汉光逃走后,几天后就有特务到他工作的地方搜捕,但早已人去楼空。谢汉光多方打听,与他联系的同学梁铮卿、张伯哲都被捕了。
无处可去的他,逃到了台东林场。快到林场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当地农民,谢汉光谎称是国民党逃兵。这位农民好心收留了他,把他带到了家里,几天后又把他转移到20公里外的深山里。
村长站出来干涉,要举报谢汉光。谢汉光把随身携带的两个金戒指拿出来,收买了村长。村长这才答应谢汉光住下来,还让他顶替了本村失踪的一个高山族农民“叶依奎”,并给他办了身份证。
就这样,谢汉光成了农民“叶依奎”。
为了躲避追捕,他从此隐姓埋名,在村里的农场干活维生。此后,在台东的深山林场,谢汉光孤独地生活了38年。
村里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谢汉光回忆说:
“村里人看我孤身一人,想要给我介绍一门亲事,但我想念在老家的妻儿,不愿在当地结婚。我坚信,能看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谢汉光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也从未放下对妻儿的牵挂,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重回大陆,与妻儿团聚的那一天。
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谢汉光才得以走出深山。1988年12月,他终于回到了渴别四十多年的故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儿。
自从那次分别后,妻子就带着儿子回了娘家生活。这么多年来,娘家人也曾劝她改嫁,别再等了。但是冥冥之中,妻子一直坚信,还会有和丈夫团聚的那一天。
皇天不负有心人,42年的漫长等待,他们终于得以团聚。得知妻子这么多年都没有选择改嫁,苦苦等着自己,谢汉光喜极而泣。
然而谢汉光归来后,由于历史不清、身份不明等原因,当地政府只是将他当成“困难台胞”,每个月发20元生活补助。
虽然与家人团聚了,但是他还是“叶依奎”,而不是谢汉光。
那几年,他多次向组织写报告要求恢复身份,但却困难重重。经过打听,谢汉光得知当年的战友陈仲豪在汕头大学工作,特地从丰顺老家赶到汕头与陈仲豪相会。相别数十载的同志重逢,悲喜交集。
在陈仲豪的奔走下,谢汉光终于恢复了身份与名誉。
1994年,有关部门调查张伯哲烈士的事迹,陈仲豪抓住机会向上面反映了谢汉光的情况。
有关部门收到材料后,非常重视,经过调查后恢复了谢汉光的党籍,并且给他办理了离休证明。按照规定,谢汉光每个月能领取426元的退休费。
接到文件的那一刻,谢汉光老泪纵横。
他又写信托人卖掉了在台湾的薄产,然后用这些钱在老家买了一栋两层楼房,然后把妻儿子孙的户口从娘家迁回了丰顺老家,一家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儿孙绕膝,这位饱经风雨的老人,难得在晚年享受到几年的天伦之乐。
1996年,谢汉光在老家丰顺含笑离世,享年80岁。
谢汉光的革命经历,可歌可泣。他的一生,可谓传奇。而他与妻子曾秀萍跨越42年的守候,这份坚贞不变的感情,更加让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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