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中国历史上的国际友人，估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那个曾甘担“白色恐怖”而访问延安并留下传世经典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亦或是曾被教员誉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当然，在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不乏这样一批怀揣革命理想并愿意为改变中国贫弱落后面貌而奉献精力乃至生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的存在，不仅推动了中国日益发展的进程，也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谢伟思，是一个不太为世人所关注的美国外交官，也没有上述列举的这些国际友人那般的知名度，但也恰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人，以自己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尊重与支持，哪怕是为此身陷囹圄。
1909年8月，谢伟思出生于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孩童时代的他生活在成都和重庆一带，耳濡目染之下，自己不仅能讲出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自己的名字“Service”也在音译下替换成富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谢伟思”，也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精通。
15岁那年，谢伟思随父母迁居回国，在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后，顺利通过资格考试并成为一名青年外交官。得益于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通晓，谢伟思自1936年起先后在美国驻中国总领事馆工作，先后辗转于昆明、上海、北平等地，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陪都”重庆的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同时兼任以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为首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力争美军观察组出访延安的首倡者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背景身份，让谢伟思在此得以重新了解和审视被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匪”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与我党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频频接触中，谢伟思不仅为对方的坦率真诚所打动，更是对这群在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怀有由衷敬意，加之与此前史迪威提议将美国援华物资相应的拨付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想法不谋而合，愈发坚定了他在战时同我党合作交往的意志。
所幸这个机会并没有让谢伟思等待太久。随着1943年底那场令世界瞩目的“开罗会议”落下帷幕，以总统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面对长期持消极抗战态度的中国“代言人”老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布局新的对华合作政策了。而作为外交官兼军事顾问的谢伟思，无疑是为美国当局提供中国“素材参考”的最佳人选。
谢伟思审时度势，借机向罗斯福提交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相关的文件报告，用他的话讲“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与此同时，他首次建议罗斯福应尽快安排代表访问我党所在地延安，以更好地了解这支反法西斯阵线联盟中的重要军事力量。
早在此前，罗斯福通过官方报道的抗战事迹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及长期活动在中国抗日根据地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人对中国共产党已知晓一二，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差距，但在本国的战略利益面前已显得无足轻重，毕竟一旦中国战场沦陷，对美国而言损失又岂是一个意识形态冲突可比的。
只不过，这种“顾此失彼”的态度还是引起了老蒋的极力阻挠和反对，在老蒋与罗斯福若即若离般的“拉锯战”期间，爆发了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第二次以大溃退而宣告失败的战役——豫湘桂会战。这次会战的惨败不仅让罗斯福看清了老蒋对待抗战的消极态度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化无能，也更坚定了他同共产党沟通交往的意向，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一事便显得迫在眉睫了。
1944年6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主要话题只有一个，即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在此期间，谢伟思为华莱士准备的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换言之，在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施以援助合作的同时，改革老蒋领导的国民政府。
迫于各方压力，老蒋最终同意了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事宜。旋即，美方组成了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二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即迪克西使团于当年7月22日进驻延安，正式开启了与我党高层密切交往的崭新阶段。
坚定维护与共产党合作的美国人
正是这次的延安之行，奠定了谢伟思与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的不解之缘。
尽管居住条件简陋，但延安军民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还是给了他们超乎国民党单方面宣传的全新感受。在我党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教员和谢伟思二人言谈之间都为彼此留下了颇深印象。
1944年8月3日下午，教员主动邀请这位国际友人到自己的窑洞中做客。二人间的谈话从晚饭开始，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交流中，教员反复向谢伟思阐述了未来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美国方面提出了引导老蒋国民党政府改革自新的建议，联想到在延安地区的所见所闻，谢伟思坚信中国共产党在日后一定会成为执政党。
此后的3个多月的“延安观察”时间里，谢伟思和教员共先后进行了50余次谈话交流，更印证了此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未来的判断。在写给美国政府的官方报告中，他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与我党合作的重要性，即：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
他虽不是共产党人，严格来讲也不是同情共产党的人，但怀揣对中国人民和这片热土的深沉情感和对美国的良知，他真诚的建议美国当局要重视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交流，不仅仅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下，更要提前谋划不久可能发生内战的将来。
只可惜，他的这个可行性的建议随着史迪威的调离回国和继任者赫尔利的到来而化为泡影，更是在罗斯福总统的溘然长逝后被美国政府弃如敝履。
1944年11月，赫尔利接替高斯成为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的登场，也意味着美国推行表面支持国共合作，私下单方面支持老蒋国民党集团政策的开始。而早在半个月以前，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已奉召回国，这对支持同共产党合作的谢伟思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消息。
次年2月，面对雅尔塔会议后美国为攫取更多在华利益转而倾向支持老蒋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统一中国的战略时，谢伟思曾联合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众青年外交官共同向赫尔利表示了抗议，并再次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他毫不犹豫的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单方面支持老蒋，将有可能导致因中共倒向苏联而造成的对华政策危机。
坦率的讲，这既是谢伟思对改善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方面良好关系，避免走向对立冲突而采取的必然支持，也是从维护美国国家战略利益角度出发的两全之策。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一个月后的谢伟思在接到美国政府紧急调令回国的指示后，乐观的认为这份报告发挥了明显的成效，至少使美国高层有了思想上的触动。遗憾的是，他的这次回国，几乎终结了自己十年来的外交和军事生涯。
为中美合作而蒙难无悔的国际友人
辗转回国后的谢伟思很快感受到了来自赫尔利的威胁和压力，共同参与抗议活动的外交官悉数奉调回国并受到“军事泄密”为名目的审查；自己因与《美亚》杂志主编交流中国问题观点而被联邦调查局冠以“间谍”、“罪魁祸首”的帽子，并成了官方报纸上那个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分裂的“赤色分子”。
尽管此后被判以无罪释放，但无论是美国政府高层，亦或是远在大彼岸的共产党朋友，亦或是专注于策划内战统一的老蒋，都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已由赞成和支持国共两党合作转向将自己和老蒋集团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单方面支持行动。
此后的谢伟思虽勉强保住了“公职”身份，但先后多次接到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的控诉、审查，并在1951年秋天关于《美亚》杂志泄密案件重审宣判中，剥夺了属于自己的外交官身份和前程。
即使如此，谢伟思依旧无怨无悔曾经对我党的真诚维护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更决心。1957年6月17日，谢伟思在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案件重审中获胜，最高法院裁定此前宣判结果有悖于国务院自身规定而无效。至此，重获“清白之身”的谢伟思再度重返外交官舞台，直至退休。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作为中美关系竭力维护者和推动者的谢伟思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携夫人来华访问，不仅走访了20多年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更是深刻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壮举。中美关系“破冰”之后，他出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分会名誉会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建交过程中贡献了余生最后的激情和热血。
这种厚植于两国文化之上而又超越国度的浓浓深情，不是简单一个“国际友人”或是“中国问题专家”可以概括的，或许我们从谢伟思本人的深情告白中可以一窥究竟：
“我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在美国我说是旧金山人，在中国我就说是成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