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高中的同窗契友黄裳，著名散文、杂文随笔作家、国内一流藏书家，与我同庚，他出版的著述甚多，可列成一个很长的书名单，当世亦不多见此等才学兼优之士。我们之间的文缘甚厚，而文缘中尤以“红缘”丰富多彩，若将资料搜齐，大可写出一部十分可观的“红学史”来。

　　我们的“红缘”从同窗（在校住同屋，不是泛词）时开始，我已多次写及此事，而不久前他的新书《海上乱弹》中的一篇《读红楼梦札记》，也提到了我们当年每晚散步于墙子河畔，往返途中大谈《红楼》的热烈情景———印证了我的回忆完全一致。

　　正巧，日前他专函告知：上海发现了一本钤有曹雪芹印章的书；近日又接一函，说刚刚收到我的新书《我与胡适先生》，因而想起早年他为我的《红楼梦新证》书稿两次洽寻出版的经过。他信中说：

　　“得寄示《我与胡适先生》，深感喜悦，卷头所附书札照片尤可珍也。

　　提起《新证》，因忆旧事，我曾为此去找‘婆家’，先是找叶圣老，意在开明，因书店方与‘中青’议合并，此事不成（我致兄书信中曾及之）。后又力荐于巴金之‘平明’，巴公方注意翻译西方文学，且见‘考证’而头痛，亦不果。后由棠棣刊行，畅销一时，其弟采臣主‘平明’，乃大悔。后乃抓住梅翁之‘四十年’而不放，果亦畅销。此又一事也。

　　又曾找到兄赠我在燕京演《春秋配》戏装小影，风神宛妙，惜又不知放在何处了。他日找到，当奉上一观。”

　　可见他一片热诚为《红》贡献而不遗余力。

　　其实，在《新证》出版的前前后后，那事情太多了，这儿无法尽述———恐怕就连我们自己也难记清记全了。如今只拣几件明白易叙易晓的事例粗说几句：如考雪芹家世而不可或缺的《楝亭集》，那时珍稀之极，公家图书馆只天津有一部全的，胡适先生当日也是只能求阅天津藏本，而我之得以运用，却是黄裳的慨然惠借。

　　他是藏书“大户”，凡发现有关诗文史资，即高兴地录示于我。有一次周末，笔录来了罕见的《红》七律诗四首，使我惊奇感奋不已。我立即给他回了一信：

　　“裳弟富藏书，谙掌故，恒于秘笈中得红楼诗料，辄复名笺，俊字亲为写示，此岂俗人所能得味之事哉？今晨更得一函，则录寄新获花屿读书堂咏花韵庵红楼传奇六绝句，殊堪宝贵，即赋三小诗为报，时方病疲，他事未尝能动笔，此则力疾而有虽不能佳，亦可原耶。一笑。

　　春雨楼头夜读书，杏花消息晓渡江。

　　篝灯写寄红情谱，庾岭梅邮恐不如。

　　花屿堂还花韵庵，才人情种事春蚕。

　　十年五报红楼故，点检交情碧酒坛。

　　降心常是烬星工，一梦人间绝少双。

　　晓起为君拈句罢，槐花如雪落南窗。”

　　以上为那封信。这样的实例，也难悉举。

　　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即凡见我有新文新意寄与他，他必在他当时主持的《文汇报》迅速刊发。这种支持的力量，非同小可。如争议雪芹生卒年，就给我足够的版面得以畅论雄辩，终于获得了学术胜利。

　　更有趣者，如六十年代之初隆重纪念雪芹逝世二〇〇周年之际，我考证清末恭王府之遗址前身，即是“大观园”之素材“蓝本”之所在，也是黄裳刊发了头版大标题新闻——此一发现，周总理首先表示支持，随后当年中央领导人纷纷到府园去观览赏鉴。种种盛事，咸称佳话。若非黄裳之力，亦未易有后来乃至今日之流传不绝也。如今恭王府花园已成国际贵宾莅临之地，族游者更是视为首都名胜古迹之一大“亮点”。

　　当然，因此之故，也遭到四人帮的注目与迫害，吃过苦头。幸而，我们的鱼雁传书，谈《红》说《梦》的函札还有遗存。希望整理付印，足资文史专家、爱好者披览，也是一份颇有价值的“文化礼品”。

　　我们同窗时，黄裳还是个十足天真的少年，生得大眼睛，长睫毛忽闪忽闪地透着灵秀气；秉性耿直，看不上那种不高明的人和事，出言讽刺，也与人雄辩，绝不“和稀泥”，因此同学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小牛儿”，谓性情执拗，犟气难回也。我喜欢这样的人，和他谈得来，形影不离。

　　我们对京剧有同好。记得有一次他要到中国大戏院去听梅兰芳的好戏，是晚场，我就嘱四哥祜昌为他提供了方便（四哥在城中心的一家银行当小职员）。他喜欢小翠花的花旦，侯喜瑞的花面，一高兴就学几句惹人“倾倒”。

　　我们在韩柳墅接受二十九军的军训，爱国情绪高涨。不料，侵华日军的炮弹首先落在南开母校，从此拆散了我与他亲密的友情学谊。八年之久，地北天南，空劳梦寐。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恢复了联系，我高兴极了！故人的豪情依旧。“红学”的旧梦又得继续，于是他也触发了当日的情怀，兴致高涨。仁人嘉惠，助我良多，至今不敢忘怀，故以此小文略志一二，岂能备悉乎。

　　我们同庚，都是“米寿”之人了。他还赐信，已很简短。听人说他老境沉默寡言，非复少年逸兴遄飞，高谈雄论了。这大约是数十年的人情世路将他磨练得“炉火纯青”了吧？

　　片纸零笺，皆存《红》史掌故，人所鲜知，弥足珍贵。

　　 来源：周汝昌《岁华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