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东北后，东北各界掀起抗日热潮，无数东北热血男儿誓要赶走侵略者，而抗日队伍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

这些抗日队伍，便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由于发展迅速，至1936年时，抗联已扩展至11个军，总兵力也达到了3万余人。

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加上孤立无援，到1939年底时，抗联只剩下不足2000人。

生死存亡之际，抗联该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周保中建议“到北边去”，北边，就是苏联，就这样，抗联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迫撤入苏联。

但撤入苏联不久，在一次会议上，苏联远东军区部长瓦西里的一句话，引起了包括周保中在内的抗联将领高度的警觉，会议的气氛也陷入了紧张之中，到了最后，以至于周保中现场都发飙了

瓦西里说了什么？周保中又是为何发飙？事情还得从抗联撤入苏联说起。

曾几何时，抗联是说什么都想不到会被迫撤入苏联的，在抗联成立之际，11个军3万多人的兵力，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血性男儿，大家觉得，赶走日本侵略者，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首先是兵力上的差距，日军在入侵东北后，是准备把东北当做大本营来经营的，因此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从1934年开始，日军在东北就投入了多达25万兵力，而为了尽快消灭抗联，日军陆续增兵，截止到1938年，就已经达到了50万人。

而到了1940年前后，更是达到了75万之多，这还没有计算那些伪军。

但抗联这边，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时，抗联才只不过3万多人，用3万多对几十万，这其中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兵力的差距还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抗联当时面对的环境问题，是关内的抗日队伍所不曾面对也无法想象的，首先是气候寒冷，在东北冬天待过的人都知道，那冷起来，气温真的是可以达到零下三四十度。

在这种情况下，冻死人是常有的事情。

而抗联为了与敌人周旋，常年都是在深山老林里战斗，那冷的程度已经不仅仅是浸入骨髓了，都到了能把脑子冻僵的地步了。

有抗联老战士就回忆，当时晚上在山林里行动，为了避免被冻死，睡觉时都是两个人相互背靠着背，其中一个人睡另一个则必须醒，过一段时间后，醒的人叫醒睡的人，再换班睡。

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太冷，如果任由一个人睡下去，那可能就永远起不来了。

再有就是缺乏物资，由于日军在东北有充足的兵力，使得其能组织其规模庞大的“讨伐队”，用来对抗联进行“围剿”，这么一来，抗联的活动区域就遭到了大大压缩，这也是为何抗联不得不在深山老林里行动的原因。

不仅是来自“讨伐队”的“围剿”，日军借助充足的兵力，加上伪军的配合，实施了残酷的“归屯并户”政策，即把当地老百姓从零散的居住点集中到几个大屯子里，方便其监视和管理，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防止老百姓暗中资助抗联。

这一点极为残酷，一来是切断了抗联的物资来源，使得抗联不管是在粮食上、衣物上、医药上乃至武器上，都没有了补充途径，二来，则是切断了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

由于被迫一直在深山里行动，抗联就没有获得外界信息的渠道，既不清楚敌人的状况，也不清楚中央的指示，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正因为如此，抗联队伍中有一部分一直不坚定的人就悄悄的离开了队伍，单是离开队伍回家务农，这还有情可原，但可恨的是，其中一部分人，投靠了敌人，把枪口对准了昔日的战友。

多少个抗联的优秀将领，就是因为叛徒的出卖而壮烈牺牲的。

所以，到了1939年年底，抗联的形势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只剩下两千多人的队伍该何去何从，是摆在当时抗联每一个人眼前的问题。

并且，当时的抗联也已经和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曾经延安和东北抗联，尝试着请国产国际或者苏联方面帮忙，希望能恢复抗联与组织的联系，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能成功。

此外，抗联也为此做过努力，在1936年，抗联的第一路军曾大部西征，试图冲破敌人的封锁打回关内，与红军会师，但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后，依旧没能成功。

因此，下一步该怎么办，亟待确定一个方案，最终，在周保中的提议下，无路可走的抗联被迫撤入苏联。

退入苏联之初，周保中等人在有苏军参与的会谈中，不卑不亢的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希望苏联方面本着国际主义原则，给抗联提供休整、训练等相关场地以及相关补给。

对此，苏联没有意见，甚至求之不得，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而苏联这么痛快的答应，倒不是其大发善心，而是其别有用心，众所周知，在苏联跟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之前，苏联对日本是极其不信任的（当然后来也是如此），因此，对日本在东北的动态，苏联十分想了解。

但苏联若是直接去刺探情报，有很多的不方便，而要是有了抗联的协助，那就好多了。

所以，这次会谈十分成功，苏联原则上同意了抗联的大部分要求，之后，抗联按照约定，逐步撤入苏联，进入整训时期。

当然，在东北境内坚持斗争的，还有一小部分抗联的部队，如于天放部和马克正部，这些小队，依旧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继续与敌人做着斗争。

而转入苏联的抗联主力，被安排到了两处营地。

这两处地点，一处位于伯力附近，一处位于海参崴附近，虽说整体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比如发放的军装是苏军换下来的旧军服，住的也是帐篷，但相比于之前的日子，已经好了太多了。

在之前，大伙儿都是天当房、地当炕，冬天连个御寒的衣服都几乎没有，而吃的更是只能吃草根树皮，如今有衣服穿有地方住，还有一定的伙食供给，这条件真的是天壤之别。

处境的大为改观，让抗联的战士们得以稍微喘口气，但尽管如此，大家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干什么。

训练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项目，只有保证训练，强化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才能随时返回东北继续与敌人作战。

当时训练的科目很多，除了射击、爆破之外，还有无线电通信、高空跳伞等科目。

借助苏军的设备，抗联战士每日刻苦训练，这么一来，战术水平就提高了不少，并且，周保中也把部队分成几个战斗小组，频繁的返回东北侦查敌情，并在合适的时机开展游击战。

此外更重要的就是思想上的统一，周保中经常组织战士们学习中央的文件，以及毛主席的著作，目的就是让战士们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身上还肩负着什么任务。

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与苏军相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生过一些不愉快。

周保中曾多次向苏军提出，希望苏军帮助他们与延安取得联系，而负责与周保中对接的苏联代表瓦西里每次都是表示理解和支持，嘴上也答应的很好，可就是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在1940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瓦西里的一句话，惹得周保中当场发了飙。

当时，瓦西里通知周保中，说要举行一个会议，并且，会议上将会有我军的代表出席，得知这个消息，周保中等人十分高兴，终于能见到组织上的人了。

但到了12月1日会议正式举行时，瓦西里却临时告诉周保中，我军代表来不了了。

原以为是我军代表有事耽搁了，但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当月中旬还是没有见到，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这是瓦西里在戏耍大家。

这个结果，让周保中等人无法接受，大家一直在期盼着组织上的人，如今却落了一场空，怎能心里好受？

于是，为了表示抗议，周保中等人以抗联党委的名义，联名给瓦西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就提出，考虑到我方代表无法到场，今后抗联的所有大小行动，必须在抗联党委的批准下方可执行，苏军方面不得横加干涉。

接到信后，瓦西里的表情十分难看。

在他看来，抗联来到了苏联，就应该听苏联的，所以，怒气冲冲的他来到抗联的会议现场，十分生硬的放言：我认为，你们抗联的党组织，今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切应当听从苏联远东边防军的指挥！

此言一出，会场鸦雀无声。

就在大家思索瓦西里为何这么说时，一向耿直的周保中，当即站了起来，用他特有的大嗓门愤怒的说，“瓦西里同志，你的意见我们无法接受，这简直太过分了！”

周保中说的并不错，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则，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第一宗旨，所以，瓦西里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看到周保中发飙，在场的苏联远东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赶紧站起来打圆场，“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那就让共产国际仲裁吧。”

正常来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一步，那周保中应该“见好就收”，但他偏不，余怒未消的他，又说了一句震惊全场的话，“我认为，瓦西里同志已经不适合担任中苏的联络代表！”

说完这句话，周保中离座出门而去。

也正是有了周保中等人的坚持原则，这支退入苏联的抗联队伍，始终在我方的领导下，战士们在思想上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终于，在1945年的8月，随着苏联红军对日军的围剿，周保中率领的抗联部队也得以返回东北，在当年的10月份，周保中在沈阳见到了彭真。

用了足足两天的时间，周保中把抗联跟组织失联后的一切情况进行了汇报，期间说到抗联遭遇过的困境和牺牲的战友，他不止一次的泪流满面。

而彭真也是眼眶湿润，他感慨的说，我军20多年的斗争史里，三件事最苦最难忘，第一是万里长征，第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而第三，便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战。

是啊，不管是万里长征还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起码还能与党中央联系上，也有组织上的指示，哪怕是南方红军在敌后游击期间，也只不过与组织失去联系三年而已。

但抗联则是有近十年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就像是一个找不到家长的孩子一样，当时的抗联多么希望有党中央指示啊。

好在，如今抗联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再苦再艰难的战斗，他们都将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