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21日，这天，是施一公一生的痛。

他的父亲施怀琳，骑自行车被一出租车司机撞倒。司机将施怀琳送到医院时，医院要求先交500元，司机一时拿不出，为了筹钱，司机只好回家去寻求帮助。

四个多小时后，司机终于凑够钱赶来医院，这时，施怀琳已经不行了。

四个多小时中，医院没有施救。施怀琳就这样匆匆离去，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一下，就将这短暂的一生画上了句号，终年52岁。

这时的施一公，心中是有怨的，怨冷漠的人心，叹父亲的命运。

父亲替他取名“一公”，寓意他能“一心为公”。可此时的施一公，心里在怀疑，这样的寓意，还有意义吗！

有人曾问施一公，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是谁，施一公很干脆地说出两个字，“父亲”。

别人觉得好奇，清华毕业的施一公，留美后又在普林斯顿这样的顶尖大学任教十余年，他最崇拜的人为何不是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

施一公说：“有些科学家，我会佩服，但不会崇拜。父亲是我唯一崇拜的人，他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这位令施一公崇拜的父亲施怀琳，说来是位苦命人。

1935年，施怀琳出生在牢狱中，母亲因被国民党疑心是共产党，被囚禁起来。施怀琳真正与母亲相处的日子，只有18天。

18天后，施怀琳被送出监狱，他的母亲杨琳，则被国民党残忍杀害。

施怀琳的父亲，也就是施一公的爷爷施平，因为投身革命参加抗战，只好将襁褓中的儿子托付给亲朋抚养。

直到新中国成立，施平四处托人打听，这才辗转找到儿子，将施怀琳带在身边。

施怀琳挺争气的，上世纪50年代，他考入哈工大，后来分在河南省电力局。

特殊年代，施怀琳带着家人下放时，不仅在公社教书，还带着镇机械厂的技术员们进行技术革新。他会把最平常的菜用心调理出几盘美味，也会替孩子们一个个理好精神的头发，打得一手好家具，裁得一手好衣裳......

在施一公眼里，父亲好像无所不能。但父亲对家庭最大的影响，还是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时，父亲开始帮家里孩子们补课，替他们讲方程式，讲热力学，连带着施一公的表哥表姐也一起补了。直到很多年后，施一公脑海里仍旧印刻着那幅画面：几个孩子围着父亲，看他在地上推演方程式。

父亲一手把几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在这种影响下，施一公也开始自学更高年级的课程。两年后，他在小升初的统一考试中，获得全镇第一。

施一公说：“我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很神奇，我争强好胜，受哥哥姐姐影响，常常向往着学习更高深的数学、物理。”

父亲很少批评他，但对他的要求却很严，也很少表扬。

18岁那年，施一公在全国数学联赛河南赛区拿下第一名，被保送清华生物系。对此，父亲仍只是淡淡地夸了两句，继而说道，“戒骄戒躁。”

原以为所有美好已不期而至，谁都没想到，施怀琳会遭此一劫。

父亲的突然离世，如同一记重锤，砸碎了人心，冰冷了信念。施一公开始有了怀疑，开始有了一些不确定。

清华毕业时，施一公选择了赴美留学，然而他的求学生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般顺利，他的内心其实很迷茫。

如果施一公自己不说，可能没人会想到，最初的那些年，施一公并不喜欢生物。甚至在他留学的前几年中，他都不太清楚，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在清华读书时，施一公的生物成绩经常勉强才及格。为了拿奖学金，他只好跑去数学系和物理系，选几门课拿满分，这样才保证了他的综合成绩仍处于全班第一。

留美的前几年，他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打工和学计算机课程上，内心一直处在迷茫中。

直到博士三四年级时，施一公才对生物开始真正有了点感觉，明白了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才有了真正的兴趣。

人一旦有了兴趣，一切就好办了。他把大把时间泡在了实验室，每天披着满天星光回住处，睡上四小时，又往学校跑。

在纽约工作两年，他的住所离中央公园几步之遥，但他从来没有迈进去一步。

施一公说：“没兴趣时你会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一个精彩实验带来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

那些年中，无论施一公对生物的兴趣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他一直没动摇过的：做任何选择之前，他总会想到早逝的父亲，想到自己得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为他取名“一公”，希望他能一心为公。而他在国外的那些年，总为国内当时的学术状况揪着心。

他接触到的留学生，大多数都是从国内名校毕业，留美后，这些名校毕业生，愿意回国的比例，很少很少。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现状都很满意，哪怕他们的上司根本不如自己，哪怕他们的老板没文化甚或有些粗鄙，他们仍然觉得，国外风景独好。

至于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专业学习都以就业为导向，这让基础科研本就薄弱的中国学术界更如雪上加霜。

施一公想，学生的“大我”呢？每个人的世界都只有自己，那就完蛋了！

此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任教已有十年，已成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普林斯顿极为看重他，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科研金费。

但祖国的科研与国外比，差距真的太大。这是施一公心里的一道槛，怎么都迈不过去。

施一公给祖父施平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想回国，这时，祖父说了句：

“是该回国做贡献了。”

施平，不简单。

1911年，施平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当时的清朝还没灭亡。考入浙大农学院后，施平担任过浙大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执委特别委员，组织学生们抗日救亡，为此还和蒋介石面对面拍过桌子，指着鼻子怒怼过。

后来因为国民政府忌惮，施平被迫转入地下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过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施平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后又转任华东师范党委书记。高校工作20余年后，施平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直到退休。

祖父淡淡的一句，让施一公更是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原来，外界因素永远只是变量，深植他心中的情怀，一直没变。施一公想，人心太浮躁了，他想，如果能改变三分之一清华学生的想法，学术界科研界，定会有改观。

施一公，能成吗？

2008年，施一公放下普林斯顿的一切，婉拒美国顶尖医学中心的邀请，全职回到清华，主持生命科学学院的工作，直至成为副校长。

他个人以及所带领团队做出的研究成果和贡献，多到惊人。因为涉及太多学术名词，在此就不一一例举。

光看他所荣获的一个奖项便知：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然而，施一公还是不满足，他要创建我国第一所民办的新型研究型高等院校，他希望培养出具有相当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西湖大学横空出世。

然而，现实是，如今的社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压力尤其巨大。施一公的理想世界，也许还有很长一段陡坡需要攀爬。

别说西湖大学了，就拿国家的强基计划来说吧，原是国家为了提升基础科研能力创设的，却成为很多家庭很多孩子低分上名校的路径。

国家想要招收的强基人才是，对学科研究感兴趣、有天分，未来能够为国家重要领域服务的人才。但真正愿投身基础科研，愿忍受枯燥清冷环境的人，又有多少呢？

有些事情，树立宏愿与现实对冲，不可避免。尤其是学术研究这种事，兴趣和天分，缺一不可。

就拿施一公的家庭来说吧，既有钻研学术的氛围，也有能做学问的基因。再加上从祖父到父亲，都是心有理想与报负之志的人，施一公自小的立志与站位，自然会比普通人高。

可我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呢，即便有读书的天份，也真不见得会有静心研究的忍耐。也许他们更希望得到的，是未来就业后的高收入，是能迅速改变家庭状况的心愿。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现实所致。

也许，只有等到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等到一代比一代提高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后，真正的研究型人才，才会越来越多吧。

施一公令人钦佩，只是不知道，他的理想世界，何时才能真的梦想成真。

不过，这也正是他最为伟大之处：明知理想艰难，一如既往坚持！这样的境界，少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