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段话来概括此次瓦格纳的反叛：明明三个男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一定要逼得两支军队去自相残杀。

普里戈任为什么要造反？他的身份是瓦格纳首领，但本质却是唯利是图的犹太商人。所谓雇佣军，干的就是拿钱挣命的工作，和谁打仗，在哪打仗都不重要，只要利益给到位，就能为你拼命。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俄乌战争至今，俄正规军的表现实在难堪，这就导致普京只能将车臣、瓦格纳两大集团调往一线，并作为中坚力量使用。让“独立自主”的雇佣兵顺势做大，逐渐脱离俄方指挥系统的掌控，这对于俄军来说同样如同引火烧身。

所以自瓦格纳加入战场后，俄军内部的勾心斗角就从未停止。

普京认为普里戈任是亲信，想借雇佣兵之手敲打俄正规军；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为首军方高层，则是想让瓦格纳充当炮灰，和乌军互相消耗，所以处处使绊子；普里戈任的目的更为简单，他要发战争财，利用前线战况要挟俄后勤给钱给火力，趁机壮大雇佣军势力。

关键利益存在冲突，矛盾激化就是迟早的事情。在战局顺利的时候，争议还能被掩盖，但战局稍有恶化，不同系统之间的内斗势必爆发。

只是争到最后，普里戈任选择反戈一击，武力向莫斯科进兵，甚至扬言要“清君侧”，属实过于冲动。俄军在俄乌战争苦心打下的成果，很有可能因为这次任性而付之一炬。

俄乌战争前期，普京对形势的判断屡次出错，导致俄军被乌克兰和北约拖入持久战，进退两难。而到了战争后期，又因为内部派系问题搞得差点满盘皆输。

作为俄罗斯三军统帅，普京应该做好的是制衡，而不是把瓦格纳和俄国防部的争斗遗留到战场上。国难当头，乌克兰和北约才是主要矛盾，普京、绍伊古、普里戈任三方完全可以坐到一起商量如何搁置争议，一致对外。

但闹到现在，只能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面，在普京和普里戈任两方之间做调停，虽然也是三个男人在解决问题，但脸面已经撕破了，造成的影响也难以收场。

而且不得不说，普京在此次平叛的应对中，全程显得过于被动。不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没有相对合理的应对方案，一旦普里戈任真的下定决心要鱼死网破，莫斯科恐怕真的可能沦为战场。

如果此时的普京能够好好坐下来反思因果，或者翻一翻邻国的历史档案，他会发现自己其实错过了一个最完美的学习榜样。井冈山时期的毛主席，曾面临着和普京极为类似的处境，但这位智慧的长者，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挽救了一场危机。

这就是1927年10月的陈浩事件。

秋收起义后，起义部队连遭打击，先是进攻长沙失利，后是总指挥卢德铭牺牲，5000余人的部队打到最后仅剩下不到1000残部。值此情况之下，红军内部人心惶惶，悲观情绪漫延，接近溃散。

关键时刻，是毛主席力挽狂澜，将部队拉到湘赣边的九陇山区，在三湾村进行休整。也正是在这里，红军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改编。

毛主席首先做出两个决定：

第一：秉承自愿原则，遣散不愿留队的人员，保证部队思想统一。

第二：将剩下800余人的官兵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保证部队体系完善，指挥系统健全。

而在干部的选用上，毛主席则是将侧重点放在了军事理论过硬，且实战经验丰富的黄埔系身上。比如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第三营副营长伍中豪，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则是湖南讲武堂的学生，曾在黄埔长沙分校担任过教官，也有黄埔背景。

虽然此时的第一团人数不多，甚至还缺编了一个营，但在毛主席的改造下，部队各级指挥系统，每支基层连队，都是齐装满员，有干练军官坐镇指挥，战斗力有了极大提升。

然而就当形势趋于好转，一个意外却差点导致红军分崩离析，而出问题的正是第一团团长陈浩。

毛主席与陈浩相识时间虽不长，却极为欣赏这位青年将才。他毕业于黄埔一期，能力强，威望高，而且在三件事情上的表现令毛主席非常满意。

第一、秋收起义失利后，师长余洒度、三位团长钟文璋、王新亚、苏先俊先后都选择脱离队伍，甚至叛变投敌，剩下的军官中职务最高的就是陈浩，而他一直坚持留守部队，并力排众议，支持毛主席南下井冈山的决议。

第二、在收编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部的过程中，毛主席曾单刀赴会前往谈判，陈浩则佩戴双枪全程陪同，足以见其胆识过人，处变不惊。

第三、在两次攻打茶陵的战斗中，作为前线总指挥的陈浩表现出彩，有勇有谋，以极小的代价智取县城，为红军赢下了关键的一仗。

毛主席信任陈浩，将秋收起义剩下精锐都交到他的手中，却没想到也正是在茶陵战斗后，陈浩叛变了。直到10年后的延安，毛主席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他曾不无遗憾地说：

“秋收起义后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可惜后来他也叛变了。”

陈浩叛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经历的一次低谷，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毛主席妥善的应对策略下，此次事件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而毛主席处置陈浩的三招，今天的普京同样可以借鉴。

陈浩的叛变并非处心积虑，而是有一定的突然性。

攻克茶陵县城后，苦战数月的红一团终于得到休整，没有仗打的官兵们一下就松懈下来。作为团长的陈浩之前在旧军队中沾染了一身散漫习气，占据县城后便也开始贪图享乐，和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营长黄子吉等人天天在院子里打麻将。

时间一长，陈浩的行为变本加厉，看上哪家商铺的东西就直接拿，甚至把当地权贵人家的小老婆和丫鬟作为姘头赏给属下，搞得茶陵百姓怨声载道。

在得知陈浩的转变后，毛主席也是恨铁不成钢，写信严厉批评他不思进取，必须立即纠正。而这一下，反倒是刺激了陈浩。完全沉浸在享乐生活中，把革命理想抛诸脑后的陈浩，心态早已发生变化，为了守住这份富贵，他甚至与徐恕等人商议，要拉起部队去投靠国民党。

第一个发现情况不对的人，是第一营的党代表宛希先。

三湾改编时，毛主席总结秋收起义后官兵意志不坚定，脱队者甚多的教训，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组织，目的就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其中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一职，专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

如果说毛主席任用军事主官看中的是能力，那么对于党代表的人选则更多注重革命意志，比如宛希先，他就是红军抵达三湾后，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

毛主席信任陈浩，但从未把部队的命运都寄托在这种个人的情感上。正因如此，他将最坚定的革命者分散到各团、营、连的关键岗位上，一是协助指挥，二就是监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毅安到一团任副连长前，毛主席曾叮嘱他：

“不要与旧军队的军官进行正面冲突，主要是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正是毛主席的先见之明，成为破解陈浩事件的关键。

1927年12月23日，宛希先收到战士举报，说陈浩几人行为异常，详查之下果然发现一封陈浩还未寄出的信件，写明的收件人是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而内容正是表明率部投靠的意愿。

宛希先知道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当即让毛泽覃悄悄潜出茶陵县城，将情报送到毛主席手中。毛泽覃出发之后，半路遇上国民党罗克绍部盘查，靠着伪造的国民党军官证件才躲过一劫，但这一来二去，耽误了很多时间，直到24日晚才将信送到井冈山。

宛希先这份情报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在陈浩刚萌生投敌想法，信还没有寄出的情况下，毛主席就已经提前得知他的企图，整个过程都没有打草惊蛇，为之后解决问题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正是因为毛主席对于军队的绝对掌握，才争取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如果没有宛希先和毛泽覃，陈浩一旦突然发难要拉走部队，再想阻止难度只会更大。

而对比如今的瓦格纳，一支独立于俄军指挥体系之外，且战斗力强悍的雇佣军部队，普京居然没有任何监督措施，以至于这支部队反叛后，俄军根本来不及第一时间做出应对，只能连吃败仗，丧师失地。

对于这场现象，俄情报部门自然是要负责的，普京同样需要反思：瓦格纳为俄军打仗，却完全不受监察和约束，这无异于引火烧身。

毛主席在处理陈浩事件中第二个关键决定，就是出其不意。

24日晚接到情报，25清晨毛主席就带着一个警卫班从宁冈出发，直往茶陵，只是路上又遇到了罗克绍的阻击，幸亏袁文才带领一个连及时支援才得以脱险。26日晚上赶到茶陵城外。

整个过程，毛主席都在讲一个“快”字，甚至不惜以身犯险。但此时茶陵县城内的红一团也突遭变故，被国民党第八军偷袭，寡不敌众之下只能被迫撤出县城，向酃县撤退。

按照常理，陈浩吃了败仗，应该往井冈山方向转移，但现在往酃县走，明显是要向方鼎英部靠拢。事实上，陈浩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他已经接到了方鼎英的回信，只要抵达酃县，就能得到方部接应，到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

宛希先知道陈浩企图，为了拖延时间，甚至命人专门做上了一桌上好的狗肉，邀请陈浩先留下吃午饭。陈浩嘴馋，真的就不紧不慢地享用了为他准备的狗肉宴。

饭后，陈浩再度提出要往酃县撤退，宛希先、张子清强行阻拦，都被陈浩亲信缴械下枪绑了起来。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带着警卫班赶到，命令部队立刻停止前进。

当天晚上，毛主席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席间陈浩仍不死心，寻找各种借口要拉着部队继续南下，其他任何命令都不接受。见到情况不对，坐在一角的陈毅安站起来，以添开水为由离开，然后迅速召集特务连冲进会场，将陈浩等4人尽数拿下。

从接到情报，到赶到红一团，毛主席的行动非常迅速，没有留给陈浩任何多余的反应时间。包括后来劝说陈浩回井冈山遭到拒绝后，也是当机立断，擒贼先擒王。整个事件，环环相扣，无论是先期阻拦的宛希先、张子清，还是后来发难的陈毅安，都是毛主席计划的一部份。

遇到突发事件，毛主席敢于亲身犯险，又能第一时间拿出应对方案，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关键矛盾，胆识、魄力、智慧、决断缺一不可。

而面对瓦格纳雇佣军，普京恰恰就显得缺乏紧急应对的能力，边境重镇失守，部分守军要么直接投降，要么隔岸观火，俄军方面对瓦格纳竟然显得毫无办法，坐视对方打向莫斯科。

既然普京做不到对瓦格纳的行动进行限制和监督，最起码应该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在瓦格纳反戈的第一时间俄军就应该做出反应，而不是全程被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期，出现雇佣军反叛的闹剧，普京同样需要反思。

作为谈判的条件之一，普里戈任给自己赢得了全身而退的机会，瓦格纳也原路返回，没有付出任何伤亡。但遭遇一场反叛的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陷入的战略被动，以及国家声望的打击都是长远的，而普京只能认下这哑巴亏。

而当年毛主席在处置的过程中，只讲两个字“公正”。

当时有不少人想为陈浩求情，说他虽有心投敌，但毕竟没有成功，不如给予将功赎罪的机会，而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

“古代的诸葛亮尚且可以做到斩马谡而明军纪，难道我们红军就做不到？”

就在湖口东侧的一块稻田里，毛主席召开群众大会，由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决定陈浩的罪行。陈浩被枪决后，毛主席感念他前期对革命做出过的贡献，让人在他的尸体上覆盖了一面红旗。

其实陈浩事件并不光彩，放在内部解决可以将影响降到最低。但毛主席却力排众议，要把事情摆到明面上，当着所有军民进行公平的审判。这样的目的既是警示，也是安抚。

正是在这一场大会之后，茶陵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当地革命群众深感红军正义，踊跃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通过严格筛选，吸纳了200余人加入革命队伍，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

将一场意外的叛变事件，转变为红军的扩编大会，毛主席无疑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普里戈任和陈浩结局完全不同，红军和俄军面对的局面也是截然相反。困境下的普京自然做不到还给普里戈任一个罪有应得的下场，甚至不得不撤销对他叛国的指控。但雇佣军公然反叛，却能全身而退，这对于曾经强硬的俄罗斯来说等同于耻辱。

对于普京来说，瓦格纳退兵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接下来如何挽回失去的里子和面子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