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28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普遍被后世视为明朝趋向衰败的转折人物，然而明朝的覆亡可以算到他一人头上吗？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改革又为何停滞？

“大历史”一词，出自于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其主张透过个体面对的情境，堆叠出真实的面貌，这种由小见大的历史角度，可以称为大历史观。本书乃是黄仁宇最负盛名之作，英文书原名：1587 — A Year of Insignificance原先应指不起眼的一年，但在风平浪静的这年，却出现未来明帝国崩溃的许多征兆，更重要的是，相比于西方在这年代的发展出的船坚炮利，古老的中国却仍然困在儒家的框架里难以脱身，更凸显本书作者刻意安排的对比。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可以视为某种类型的翻案文章，有别于传统史书或教科书的论述，以为明朝的覆亡是受制于宦官、党争与万历皇帝的懈怠；本书则从五个知识分子：首辅张居正、继任首辅申时行、将军戚继光、清官海瑞与思想家李贽切入。借由他们受制于社会风气与官场结构的犹疑和猜忌，构筑出栩栩如生，却注定破灭的帝国残影。

明朝为何败亡，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阴阳难以调和，这听起来太抽象，其实正是在谈几个方面的不合，其一是个体能动性的彼此对抗，例如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方案，从尊敬肯定到怀疑生气，这中间的转变不只是担心张居正功高震主，威胁到皇帝的地位，更能看见在作者的刻画里，明神宗对于自身没有信心又急于表现的一面；此外，而张居正以降的首辅，把皇帝当成招牌却不让其参与决策，说明了万历为何不愿上朝的真正原因。

其二，制度带来的限制与矛盾，造成明代的衰败，而明代的边防政策的羸弱，与宋代以来官僚当道的政治文化，不只限制武官的发展，更影响了明帝国的国防，戚继光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下的牺牲者，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奴，他战功彪炳，却得不到任何文官体系的财政协助，最终只能卷入政治斗争中。

其三，儒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牢笼，诞生了海瑞与李贽这样荒谬的存在，也反映了看似病态实则嗜血的社会风气。比如海瑞是著名清官，其身体力行、追求简朴，不愿意进入共犯结构，但也正因为海瑞的清廉，对比了其他官员的浊，最终变成人人唾弃的对象与斗争政敌的工具，下场凄惨。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个人能动性、制度运作面，或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观点，都不难发现明朝败亡的阴阳偏差其来有自；张居正的过度强盛与申时行的优柔寡断，展现个体的复杂心境，戚继光与文官体系之间的冲突，凸显制度的互为扞格，而海瑞和李贽作为一种极端，则是代表文化的虚伪混乱，种种阴阳的不调和，种下明亡的祸因。

总结：《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不谈中华文化的士大夫胸怀，不谈英雄主义的力挽狂澜，更不会将明帝国的错误与责任归于任何一方，而是忠实地以政治精英的角度，铺陈出壮阔帝国的倾颓表象。你以为黄仁宇写的是小人物的不得已，其实他带来的是一种全观的架构、视野和人文关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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