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之初，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这样评价过此前被誉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要知道，在这位民主革命先驱的内心深处，除了辛亥年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外，还没有哪一次武装斗争能够上升到与武昌起义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给予保路运动这样的高度评价，足见当年的这场革命运动却是不负盛名。

1911年7月31日，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同盟会元老主持参加的内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众人在总结此前起义失败暴露出军事战力和后勤保障问题的同时，集体讨论确定了下一次武装起义的时间，即1913年。

此时的革命党人，不会预料到他们期待已久的这样一场武装起义行动会在两个多月后如约而至并产生天翻地覆般的影响力；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也不会想到，未来这场改变近代历史进程的武装起义并没有发生在他认为最具革命基础的广东，而是惊雷般乍现在列强集中的长江中下游重镇武昌。

武昌起义纪念馆雕塑

正当所有力量均处在一种相对平衡状态时，广袤的西南大地上却因清政府大肆枪杀平民的流血事件而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和警觉。

这便是由普通民变逐步演变成失控的大规模暴乱，继而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究其原因，始于当年5月9日清廷皇族内阁的一道铁路诏令。

客观的讲，这纸诏令的内容本身无可厚非。一方面犀利指出了此前铁路建设与运行均由地方官商合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公司参与带来的贪污、亏损弊端；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将铁路管理权收归中央，尤其是主干路线均归国有的必要性，同时表明了自身对修筑铁路的积极态度。

假若清政府真的按照“要想富，先修路”的深刻认识而采取修筑铁路的实际行动，估计也就不会有几个月后愈演愈烈的保路运动了，可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专制王朝，对国民的嘴巴再硬也抵不过在列强面前的膝盖软。

民国时期的川汉铁路运行列车

堂而皇之的以“国有化”名义从民间商办者的手中收回铁路干线，最终的目的是用修筑权为担保向列强借款以解决自身财政危机。

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至1911年的10年间，晚清财政在对外赔款、军政开支和皇族生活方面已捉襟见肘到几乎崩溃地步，摆在“当家人”载沣面前的唯一缓解办法就是向列强举债。既是如此，铁路便成了毋庸置疑的最佳担保物。

很快，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操作下，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正式以粤、川、湘、鄂四省铁路修筑权和优先继续投资权为担保，换得600万英镑及年息五厘的总借款额。

新的规矩一出台，自然要对历史遗留的旧制度进行规范和处置，首当其冲的就是商办铁路时期的民间集资股票，而这恰恰又是以载沣为首的皇族内阁严重忽视的一个关键点。

出任满清摄政王的载沣

他们天真的以为持有川汉、粤汉铁路股票的大多是官商阶层的权贵人士，一纸诏命，所有人只能以“领旨谢恩”收场而无他法。殊不知，参与商办铁路集资的民间人士范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庞大的多。

或许是出于对国家铁路主权和民族富强振兴的强烈渴望，或许是对官商合办的铁路运营充满信心，亦或是视作谋生致富的一种手段，总之，从农夫到工匠，从个体户到杂役，这些在王公贵族中不被重视的平民阶层都已成为商办铁路时期林林总总的“股民”，这个时候再以行政强制手段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股票，无疑会激化一场规模化的矛盾冲突事件。

最先集会抗议的是两湖地区。数万名集会者走上街头喊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激愤口号，并公推代表赴京上书，力陈利害。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罗伦（左）、蒲殿俊（中）、张澜（右）

很快，商办铁路集资最广泛的四川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原本寄希望于清政府将集资的铁路债券金额退还个人的“股民”们，突然间得知自己的血汗钱将成为列强们控制的不动产时，怒火中烧。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便流传着“天下未乱蜀中先乱，天下大定蜀中未定”的说法，此时因铁路抵押引发的蜀中怒火，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头。

6月17日，川汉铁路2000余名股东代表齐聚成都，郑重声明：“嗣后全蜀股东不完捐税，不纳丁粮，无论政府如何滥借外债，川民概不负担，商民停止贸迁，学堂一律停办。”

这样一份充满革命战斗性的文字声明，其背后透视出保路同志会的庞大力量和坚定决心已非常规游行示威的意义可比了，就这个层面而言，四川的这场保路运动价值绝不亚于一场区域性的革命武装起义。

曾参与四川保路运动的郭沫若

多年以后，曾亲身参与其中的郭沫若依旧记忆犹新的在文章《反正前后》中诉说着集会现场展现出的那种强大凝聚力：“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像抟成了一团粘土一样。”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如火如荼，清政府也感受到了一丝悄然逼近的危险。当年8月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由西藏调回成都代理四川总督。

赵尔丰素有“屠夫”称号，又是行伍出身，在代替前任总督王人文处理“暴乱”行动上自然有着更为果断乃至极端的方式。当然，清政府多半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临阵换将，催促赵尔丰以强制手段落实既定的筑路方针。

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

上任之初的赵尔丰为防止民情激愤而造成事态扩大，选择了以军队严防死守为主要策略。但随着各地纷纷揭竿而起的罢市行动和时有发生的捣毁警署事件，深知将要酿成大祸的他最终下定了严厉镇压并抓捕保路运动领导者的决心。而这，也为他三个多月后被革命党人公审处决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当大规模的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前往督署衙门集结，请愿释放被捕的保路同志会蒲殿俊、邓孝可、张澜等人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荷枪实弹的流血伤亡事件，一连几天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了请愿队伍的血泊之中，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成都血案”。

但这并未喝退民众的反抗决心，相反，由同盟会、哥老会等社团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由成都附近的十余个县城策马加鞭奔赴而来，他们截断交通，扼守要道，并开始了具有大规模暴力革命性质的围城行动。

位于四川成都的保路运动纪念塔

川人不鸣则已，一鸣必惊人！

面对这样近乎全域性的群体事件，赵尔丰，这位曾以武力平定西康土司叛乱和西藏全土叛乱的边疆大吏，此刻也不由心慌了。他在向满清皇族内阁的电文中直言不讳的表示：“保川即以保国！”

于是，一场崭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剿抚行动开始了。久坐朝中的皇族内阁成员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持续武力输出的决定将会为这个摇摇欲坠的专制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

首先是同盟会成员吴玉章和王天杰等人借起义军围攻成都并将清军主力吸引在周围的契机，于9月25日宣布四川容县独立，率先建立了辛亥年间的首个革命政权，这对号召川西少数民族加入革命战斗行列继而使起义烽火燃遍四川全境起到了关键作用。

辛亥革命年间的吴玉章

其次是受命领兵由湖北增援四川的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在到达资州时被哗变的新军将士挟持并诛杀；而因部分新军入川造成的湖北防御力量薄弱，则正给了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保路运动点燃了武昌起义的燎原曙光，自此之后，这场象征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蔓延至古老的东方大地之上并指引着社会迈向共和新征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拓展延伸，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历史应当从保路运动写起。

这场由川人主导的、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继而唤起普通人义无反顾参与的保路运动，在20世纪初的华夏大地上真正动员起了民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