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一天，中南海西花厅内，传来了一阵争吵。而争吵的双方，竟然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总理。

警卫人员和负责照顾毛主席生活的服务人员，在外面听到西花厅内传来的声音，既担心又好奇，好奇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个人素来和蔼可亲，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够严重到让两个人爆发如此激烈的争吵。

而担心的是，两人毕竟年事已高，中老年人是不能够随意动怒的，一旦动怒，对整个身体都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也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

好在过了没多久，毛主席和周总理相继从西花厅中走了出来，周围的人见状，连忙围了上去，关心地询问毛主席和周总理，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两人的反应却出奇地一致，都没有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做出什么回应，在他们的眉宇间，只流露出了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忧愁。

一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两人之间这次少有的争吵，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还是要追溯到60年代那场新中国建国后，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其实生活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新中国建立后，除了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围追堵截外，内部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亟待党和国家去处理以及改革。

这一方面首当其冲的核心问题，就是咱们的国家应该如何从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国。

要知道，从晚清开始的“洋务运动”，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所谓“黄金十年”，这些所谓的“成就”，其实都是非常流于表面的，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咱们国家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整体的工业建设水平没有得到提升这个核心。

毕竟不管是晚清还是民国，相对来说中国同时面临了封建主义的压迫，直白点说就是地主阶级一直盘踞在劳动人民的头顶，用人身禁锢和宗族的土地模式，禁锢普通农民的流动；帝国主义的掠夺，这个体现的更直接，那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疯狂侵略，对中国人民实施全方位的伤害；还有就是大资本家和买办阶级，他们充当了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走狗，配合他们残酷压榨咱们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在这种现状之下，就算是真的想要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实现一个全方位转型，效果，实话实说，可行性也很低，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太现实的，这些阻碍已经把咱们的国家和人民，牢牢困死了。

而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伟大，就在这里，他们没有像既得利益集团那样，不肯抛弃自己的瓶瓶罐罐，而是果断开始了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从底层开始一步一步向上攀升，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又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成功带领我们走出了桎梏，迎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可以说这是从古到今一个不变的真理，放在咱们国家的身上，当然也不会例外。在成功建立了共和国后，另一个难题就摆在了我党面前：如何建设一个全新的强国？

要知道，想建立工业国，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国还则罢了，例如韩国这种国家，毕竟国土面积狭小、人口数量也比较稀少，所以像小国要工业化，它们的历史包袱就轻一些，并且还可能得到大国的援助，送技术、送机器，让它们一步到位。

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不一样了，毕竟国土面积摆在这里，人口也众多，而且拥有几千年的文明传承。虽然文明传承在很多情况下是让民族能够崛起和有归属感、动员力的根本。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太久也会导致摊子铺得太大，想要改革的难度，也会随之跟着变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国家，做出的决策就是采用“五年计划”，利用这种成体系的规划，来确定国家发展的方向，之所以要定为五年一做规划，也是有考量的，因为国家本身的决策从上而下传递后，本身其实是有着一个相对漫长的执行过程。任何一个决策都不可能从规定下达后，马上立竿见影地生效，它本身一定是有一个能够逐渐出现成果的步骤。

五年的时间，恰好是很多规划本身能够见到效果的一个合理循环周期，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毕竟我们在建国时期，还是处在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中，而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很多工业发展指标，会在五年时间内呈现出相当优秀的数据，也是可以预见的。

而当五年周期之后，这个数据本身也可以被具象化统计，那么就能为将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定位。有哪个工业指标发展的比较好，可以继续持续下去；有哪些工业指标发展的有问题，可以做出及时调整，五年都可以给人一个充分的合理逻辑，让接下来的施政指标，拥有更加准确的判断导向。

所以到了我们今天，再去回看建国时期的两个五年计划，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最开始的这十年中，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相对进行得是比较顺畅的，也取得了一个堪称“奇迹”的突破，以最快的速度，让新中国具备了基础的工业发展指标。无论是钢产量、发电量抑或是其他的数据，都可以说让新中国一次性取得了晚清和民国根本就难以望其项背的成果。

但是到了6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一方面是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确实面临了一些灾害，这些灾害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国家接下来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呢，当时国家因为最开始的工业建设取得的成就，确实在决策上有了一定的急切，所以导致了接下来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错误判断，因此才导致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这个时间段内，主席的伟大人格，就越是闪闪发光，就是在1960年代这种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身为领袖的毛主席，本可以享受相对特殊的待遇，毕竟主席本身要处理国家大事，他身上肩负的使命和重担可想而知，拥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也是人民群众的希望。

所以主席带头，把自己的配给粮食，每个月降低了整整两斤，在他的眼里，越是国家领导人，就越应该在关键的时候做的比普通老百姓还多，待遇却要比普通老百姓更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永远跟他们在一起。

因此虽然当时的国家干部配给的粮食，普遍在二十八斤左右，但毛主席的粮食却只有二十六斤，并且毛主席还主动提出不吃肉蛋奶，要一直到整个困难时期结束为止。

而这也就是毛主席跟周总理在文章开始的那次争吵的根本，因为周总理受到了当时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委托，亲自前去劝毛主席多吃一点儿东西，并且补充一些营养。

但毛主席却对周总理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每个月吃二十六斤的粮食，你觉得少，但你领的粮食比我还少两斤，只有二十四斤，为啥你不先多吃点东西，反过来劝我呢？

面对毛主席的询问，周总理无言以对，最终只能苦笑一声，放弃了对毛主席的劝告。而毛主席也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革命同志的关心和友谊，于是就在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和国家携起手来，革命领导人们也统统以身作则，从自身的角度去积极努力，帮助国家复原。

一直到了三年后，自然灾害过去了，毛主席才重新开始吃肉。而他的第一顿饭就是邀请了包括周总理、朱老总在内的好多同志，一起在西花厅举行了一个宴会，桌子上摆上了毛主席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和湖南炒辣椒，毛主席看着大家，兴奋的说，咱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度过了一道难关，未来一定会走上一片坦途，说完，大家兴奋的动起了筷子。

而在那个年代，相似的情况还发生了许多，那毕竟是一个我们国家还不够富裕强盛的时候，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在非常艰难的状态下，一路捱了过来。

虽然我们今天过上了相对较好的生活，但我们却不能忘记我们的前辈和先烈们，为中华民族富强而做出的努力。到了今天，我们也要继承他们的志向和理想，为中国更进一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