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继承父亲遗志投身革命,建国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和安徽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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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他担任省委书记一年后,就把家里的亲戚都得罪光了,很多亲戚都对他有怨言,并且逐渐和他断绝了来往。
而在他任职的地方,老百姓却给他取了个“李青天”的绰号,对他赞不绝口。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亲戚和百姓对他有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
革命岁月1927年的春天,革命先驱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公开处以绞刑,他的家人也被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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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父亲被杀害,18岁的李葆华暗自发誓:父亲未尽的事业,他一定会接续下去!
可反动军阀想要把李大钊的家人也一网打尽,李葆华只能在长辈的帮助下秘密离开家,前往北平的亲友家中暂时安置。
不久后,他在北大教授沈尹默的帮助下,更名为“杨震”,伪装身份东渡日本。
到了日本东京,他在异乡完全没有依靠,生活困窘,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
他只能白天埋头读书,晚上打工维生,依靠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支撑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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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咬着硬邦邦的冷馒头时,他总会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那个在北平街头“为革命不惜一切”的父亲。
留学期间,他被进步思想深深感染,每个夜晚,他都挑灯苦读,书桌上摆着一本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1年,他终于找到了方向——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革命事业的一员。
就在他投入革命工作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铁蹄踏遍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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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家乡惨遭侵略的消息后,李葆华决心放弃学业,毅然返回祖国。
回国后,他开始参与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他与一群热血青年成立了“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印发传单、组织游行。
他们的声音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停止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但这些活动也令他成为敌人的眼中钉,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一次,敌人冲进他们秘密印刷传单的地点,李葆华和战友们仓皇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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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藏身于一条弄堂里,身后是追捕的脚步声,前面是满是杂物的死胡同,他迅速将手中的传单塞进一堆废纸堆里,然后伪装成乞丐模样,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1936年,27岁的李葆华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成为当时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市委书记。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里,尽管充满各种磨难,但李葆华始终坚定信念,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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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无数革命干部一样,走上国家建设的前线,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得罪亲友1962年,李葆华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上任之初,他就明确了自己的工作方针:不搞形式主义,不搞虚假政绩,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上任第一天,李葆华没有大张旗鼓地召开欢迎大会,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干部服,独自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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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程,而是径直走到一个偏远的农村,这一天,他来到一个正在挖水渠的工地,农民们满脸汗水,干得热火朝天。
李葆华挽起袖子,走到一位年长的农民面前,亲切地问道:
“这条渠要挖多久?水能不能引进来?”
农民看了他一眼,随口回答:“能挖多久还说不好,就看上头能不能真心帮我们了。”
没人认出这个衣着朴素的人竟是新来的省委书记,直到县里的干部匆匆赶来,连声称呼“李书记好”,村民们才明白,眼前这位干部并不是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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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李葆华就开始了他“微服私访”的工作方式,他从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更不习惯铺张浪费的接待。
他坚持下乡到基层,与百姓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这种作风在老百姓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与此同时,他铁面无私的态度,也让不少亲戚感到苦不堪言。
李葆华刚到安徽不久,一位远房亲戚找上门来,希望他能在分配化肥的过程中“通融通融”。
当时,安徽正值农业复苏的关键时期,化肥短缺,省里实行定量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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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亲戚拍着李葆华的肩膀笑道:“老表啊,都是自家人,咱家那几亩地也不多,你就帮个忙吧,多批点化肥,大家心里都有数。”
说着,他还递上了一盒精美的礼品,李葆华顿时脸色一沉,他没有接礼品,而是放下手中的茶杯,盯着亲戚说道:
“国家的资源不能私分,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亲戚见状有些尴尬,赶忙换了个说法:“不是私分,只是调剂调剂,反正也没人会知道……”
话还没说完,李葆华冷冷打断:“没人知道?老百姓的眼睛最亮,你让我对不起群众,我李葆华做不到!”他起身打开门,用手一指:“请回吧,这事我不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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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亲戚气得摔门而去,临走时嘟囔着:“当上大官了,连亲戚都不认了!”
这样的场面对李葆华来说并不少见,他的家人、亲戚,有不少都抱着“沾点光”的心态来找他,但无论是谁,只要触碰原则,他都毫不留情。
有亲戚开玩笑说:“咱们家里出了个省委书记,却成了亲戚的灾星。”
李葆华听后淡然一笑,说:“我这不是你们的灾星,我是咱李家的守门人,守住规矩,守住我们家的清白。”
还有一次,他的一个堂弟来到省城,想利用“省委书记家属”的身份谋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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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华毫不犹豫地回绝:“自己找工作凭能力,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堂弟走时,忍不住嘟囔道:“别人的亲戚都是沾光的,怎么我们偏偏就倒霉?”
对此,李葆华并未多作解释,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从不为亲戚提供任何特殊便利。
在他任职的一年时间里,李葆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亲戚,没有一个人从他这里谋得半点私利。
但与此同时,老百姓却交口称赞他,说他是百年难遇的“清官”,有人用“李青天”这个绰号来形容他,而他总是笑着回答:“我不过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李葆华的刚正与清廉,或许让他的亲戚们有些难堪,但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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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为官者若能舍弃私心,真正以百姓为重,才不负共产党人的称号。
严格家教李葆华的节俭源自他的家风,也成就了他对后代的严格要求,李家的传统,始终如一,那就是为公不谋私,为人要正直。
李葆华对子女的教育尤为严格,他常对孩子们说:
“人民给了我们生活的条件,你们要时刻记住,我们李家没有特权,没有例外。”
一次,新疆的一位老朋友来看望李葆华,顺道带来了几袋新疆特产——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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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葆华正在开会,家中的两个儿子见到葡萄干嘴馋,便拆开了一袋,每人吃了一小把。
谁知,李葆华回家后,发现葡萄干被动过,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把孩子们叫到身边,严厉地问:
“你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吗?是别人送的,你们怎么能随便吃?”
孩子们委屈地低下头,小声说:“只是吃了一点……”
可李葆华却毫不妥协:
“作为干部的家属,就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不该拿的,不该吃的,一点都不能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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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孩子们立规矩,他当即让秘书按市场价格,把葡萄干折现,把钱寄回新疆。
有人劝他说:“只是一点小东西,犯不上这么较真。”
他却回答:“干部的子女,吃不得占不得,哪怕是一颗葡萄干,也不能让群众觉得我们家搞特殊化。”
即便是到了晚年,李葆华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1982年,他正式退休,搬进了北京一间老旧的单元房。
按照政策,他本可以申请面积更大的住房,但他始终没有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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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房子狭小而简陋,十几平方米的卧室里,家具只有一张木床和一个书架,沙发的皮面早已裂开,填充物塌陷成了凹形。
邻居曾劝他换一套新家具,他却摆摆手笑着说:“老家具就像老朋友,住得舒服、用得顺手,何必换新的?”
李葆华的节俭不仅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他时常对子女说:
“人这一生,要对得起两个东西,一个是自己的良心,一个是人民的信任。”
这样的理念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也影响了他的后代,让“李家风骨”成为了后人争相传颂的佳话。
2005年,李葆华在北京的那间小屋中安详去世,没有豪华的葬礼,也没有复杂的仪式,唯有几位亲朋好友站在简陋的灵堂前,为他送上最后的告别。
他的一生,就如同他所坚持的家风——简单、清廉、朴实,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他的老战友伍云甫在挽联中写道:“荣辱不惊、无私奉献,清正廉洁、后人典范。”
这不仅是对李葆华一生的概括,也是对“李家家风”的最深刻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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