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学者沈之瑜（1916-1990）。

近些年来，几乎每逢7月1日前，上海主流媒体都会想起父亲，报道“一大”会址寻找的经过，每年内容都差不多，都离不开三个人物，杨淑慧、沈之瑜、杨重光。那是1950年9月，为庆祝建党30周年，父亲等人接到市委宣传部姚溱副部长传达陈毅市长布置的紧急任务，寻找一大会址。据父亲回忆，找到一大会址前后时间很短，大约二十天左右，但确认“一大”会址却历时近一年。曾先后得到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以及其他与“一大”会址有交集的人员的审定确认。

众所周知，这项任务决不是个人所能够完成的，而是在市委领导和各方人员共同努力下，才找到红色星火之源一大会址，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对于党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岁月如梭，2021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苏有鹏记者辗转找到我，希望能了解当年父亲寻找“一大”会址的事，问是否还有新的资料。我向他表示，父亲在1988年第10期《上海滩》杂志发表了《“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以下简称“沈文”），整个寻找过程已表述得很清楚了。另外，叶永烈在《红色起点》中也有详细的叙述。至于有没有新的资料，我就不清楚了。

最近从朋友那里得知，上海档案馆保存有一份父亲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复函，这应是这项工作的一份重要公函，全文如下：

丁景唐同志并转宣传部办公室：沪委宣办字五三〇号函悉，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地址，确为现兴业路七十八号，即旧望志路一〇八号。专复，此致敬礼。沈之瑜

沈之瑜确认一大会址的公函。

丁景唐（1920-2017），当时在市委宣传部任处长，后来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是著名出版家。

见到这份档案，又引起我对父亲的怀念，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做事极其严谨的人，寻找一大会址这件事，正体现了父亲认真踏实的工作风格。

1952年冬，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上海参观了一大会址后，说：“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的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并嘱咐把一大会址做成模型送北京。1953年春，父亲让沈子丞把三个模型送往北京中央宣传部，毛泽东和董必武同志看了后，决定派包惠僧、李书城夫人薛文淑（望志路106号女主人）实地踏看确认。

1954年2月19日，父亲接到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杜民来信，转达黎澍的通知，请上海做好接待准备。3月，包惠僧和薛文淑由曾岚陪同来到上海，父亲亲自陪同他们到三处纪念馆参观，并根据他们的口述，画出了当年室内布置的平面图。

曾听母亲说起，父亲陪同包惠僧和薛文淑参观一大会址的前一日，父亲给母亲说：“要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我要在家里请客。”父亲事先并没有告诉母亲是什么客人，第二天傍晚父亲带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陌生老者来到我家。母亲说起这位客人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说话嗓门特别大，滔滔不绝，与父亲交谈中不时提到贝勒路、博文女校，还听到很多人的名字。据上海作家陈志强2010年的采访，母亲口述：“在饭桌上，客人还说起，‘一大’结束后，自己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党组织的领导人，毛泽东则回到了长沙，主持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第二年的秋天，毛泽东还曾经到武汉来。他们朝夕相处，关系十分融洽。工作之余，自己还经常带着毛泽东逛街、下馆子。以至三十年后，在北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时，主席对武昌鱼及武汉的豆皮依然念念不忘，颇有赞词。陈秋晖才知道，今天来的客人竟然是位革命老前辈，但究竟姓甚名谁，还是闹不清楚。直到把客人送走后，沈之瑜告诉她，今天的客人是当年的‘一大’代表包惠僧。”（《文博先驱——沈之瑜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页108）

我不禁又翻阅了一些文章，遥想当年父亲寻找一大会址的前前后后。这里，想参考几篇不同人写的回顾文章，梳理出一份较准确的记录。这些文章主要是：杨重光的《“一大”原址是怎样找到的》（以下简称“杨文”）；沈之瑜的《“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以下简称“沈文”）；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版2019年版，以下简称“叶著”）；邢建榕《一大会址的寻访和修复》（《世纪》2024年7月号，以下简称“邢文”）。

杨重光1944年入党，是上海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干事。由于他精通俄语、英语等多国语种，不久就被调入北京全国总工会，担任全总副主席刘长胜的专职秘书。

叶永烈的书，是在多方采访（包括对父亲的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的。此书保存了珍贵资料，出版后，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正如党史专家杨云若所说：“（此书）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它既是报告文学又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直到今天仍不断被人引用。

1950年9月，父亲和杨重光在市委宣传部接受寻找“一大”会址任务时，副部长姚溱介绍了自己知道的线索。他提到了一个人和一部书。人是杨淑慧，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妻子，她像是一把钥匙，“能帮助你们寻找”。书是《往矣集》，是周佛海的回忆文集。

父亲意识到《往矣集》的重要性，从宣传部出来，立即赶到图书馆查到此书。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听了很高兴，从宣传部出来就直奔图书馆 ，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的《往矣集》，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此书看完，从中只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按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记载：“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出席。……”由此可知，会议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开会在李汉俊家。上海一大会议涉及二处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沈之瑜很快就知道了。

接到党委任务后，杨重光的办法是：“我先从查阅党史资料着手，看到有一篇史料说到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当时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上的博文女校召开的。”杨重光的发现也是重要的。那么，是什么“史料”说一大开会地点是在博文女校的呢？

根据邢建荣先生的文章，“沈、杨接受这一任务，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一开始，他们以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为依据，认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点，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当年叫白尔路，现为太仓路）博爱女子学校举行的，时间是1921年7月1日晚上，亦即成立大会。”邢先生的文章提出了萧三的著作，这是一件新线索，是很重要的。不过，邢先生没有注意到沈之瑜同时从《往矣集》中获得了更重要、更全面的线索，只笼统地说“他们”以萧三的书为线索去走访博文女校，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往矣集》中的线索在一开始就被关注到了。

杨淑慧是周佛海夫人，原被关押，后被释放。既然副部长姚溱说她是“一把钥匙”，那么尽快找杨淑慧协助，是十分必要的。

沈之瑜文中写道：“隔了一天，我们和杨淑慧会面了，她首先带我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这里是我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新青年》从第八期第一卷开始便成为我党的党刊，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在找到老渔阳里2号之后，父亲与杨淑慧和杨重光三人继续沿南昌路（原环龙路）走，当时有一段对话，父亲记得很清楚：

我们问杨淑慧：“当年‘一大’开会的地址在哪里？”她说：“我去过几次，但印象没有这里清楚。”我说：“《往矣集》记载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开的。”杨重光同志说：“我看到的材料记载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杨（淑慧）说：“李汉俊家在贝勒路没有错，几号门牌，我记不清了，我想到贝勒路去找找看，能不能凭当年印象就能确定，没有把握。”我说：“我同意，改日我们去贝勒路。”杨重光同志说：“我们双管齐下，我去蒲柏路访问老居民，先把博文女校找到再说。”

于是，随后的寻找工作是“双管齐下”，杨重光去寻找博文女中，沈之瑜去寻找李汉俊家。

杨重光1987年6月30日发表在《上海老年报》的文章。

杨重光在回忆中说，寻找文博女校，是他自己去的，没提沈之瑜。而邢文中说沈之瑜也去了。根据“双管齐下”的安排，沈之瑜应该没有去。

杨重光找到了博文女校回忆：“我访问了该处附近的居民，发现那所房屋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模样。”沈之瑜在《一大》中也说：“杨重光访问蒲柏路老居民，总算找到了博文女校是在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

沈之瑜虽然没有去寻找博文女校，但从沈子丞处获知，当时上海中、小学都要在7月13日之后才放暑假，7月1日还在上课，不可能在那里开会。有了这个认识，沈之瑜更重视《往矣集》的记载，即代表的住宿是一个地方，开会是另一个地方。

沈子丞，原名德坚，别名之淳，号听蛙翁，1904年10月出生于浙江嘉兴。早年就职于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所图画部主任。1952年曾任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曾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一大”会址在博文女校的说法虽然被否定了，但杨重光找到了博文女校，仍是一项重要成果。参加会议代表的住宿地是上海革命遗址的一个重要部分，立即被保护起来。后经沈子丞找到博文校长黄兆（绍）兰女儿黄允中（她当年也在该校读书），请她到上海来确认，并指导布置校内原状，给予复原工作极大帮助。

沈之瑜回忆，在决定“双管齐下”后，“过了两天我约杨淑慧去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踏看。我们两人慢慢地边走边看……我们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筑是圆形的，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家后门！’但是哪一家一时决定不了。我看她走累了，就说：‘今天总算找到一点影子了，我们改日再来吧。’”

正如姚溱所说：周佛海之妻杨淑慧是“一把钥匙”。其后几日，杨淑慧自己又去踏看，“杨淑慧经过几次踏看，一大会址终于从‘影子’中清晰，慢慢地深化而确定了。就在原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这就是叶永烈书中所述的，“过了数日，杨淑慧忽然地来到沈之瑜办公室。面带喜色，看的出，有好消息！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曾是相识的印象是对的”。（11页）。

有了杨淑慧的意见，沈之瑜前往该地向老居民调查，从最了解情况的董正昌那里获知，原来的望志路106号、108号改建，二楼二底被打通（今兴业路76、78号合而为一），被李汉俊家租下。后来，几经变化，到1950年代初，这座房子改为一家卖机器摇面条的小铺，店号叫“恒福昌面坊”。

至此，李汉俊家的位置弄清楚了。其“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是贝勒路”。杨重光文章说这里后来变为酱园，是不准确的，那是较早的事，它最后是一家卖机器摇面条的小铺子，叫“恒福昌面坊”。不过，说酱园也不是全无根据，当时在墙壁上仍保留一个很大的早期的“酱”字。

经过这一番排查，找到了李汉俊家，博文女校、新青年地址。不过，“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只是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叶著，页13）

杨重光在文中回忆：

“由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请中央领导予以审定。当时接待我的是胡绳同志，他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过了两天，胡绳同志来电话要我第二天去中南海找他。我按时去了，他说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已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代表住的地方，开会的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

显然，中央领导同志的话证实了《往矣集》中的记载。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部长，胡绳同志要杨重光去找一下他，进一步确认。

杨重光在文中说：“我去农业部见了李书城同志。他告诉我那时他的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7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号码都改了，因此他只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于是我返回上海继续寻找。”

这里需要辨别一下。杨文中说“于是我返回上海继续寻找”，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因为此前经过杨淑慧的辨认，李汉俊家已经找到，下一步要做的只是确认。

沈之瑜发表在《上海滩》1988年10月号的回忆文章。

因为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到实地看一看。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具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叶著，第13-14页）

随后，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搬迁。不过，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76/78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并成立管委会，夏衍任主任，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任委员。

父亲确认一大会址的公函，可能就是在中央派人来兴业路确认期间所写。

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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