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金鱼胡同比京城其他胡同略略宽些，但并不算长，胡同两侧都是厚厚的围墙，北侧的围墙仿佛是浅红颜色；而南侧的则近于砖灰。
从东单北大街方向进入胡同前行不远，一座高高大大的楼宇在右手边便会不期而遇，此乃和平宾馆是也。据说，这是为20世纪50年代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而建，但会议召开的过程并不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沿着胡同西行，路北尚有那桐花园的些许遗迹。听老辈人讲，那里还曾有个顶气派的戏台，只可惜我没亲眼见过。
一路行至胡同西口，街面便豁然开朗起来，如山水穷尽以后遭遇桃花源一般，只不过于此迎面撞上的乃吉祥戏院。在我小时候该戏院是以京剧演出为主，待我被领进戏园子便从未清醒过，要说起来这“劳什子”确实催眠得紧，让我睡了一觉又一觉，白白糟蹋了大好的童年时光。
东风市场是“文革”时期给老东安市场起的名字，其目的或许是为了体现一下“破四旧”的成果，孰料，这一名称一用便是二十多年，直到1988年它才被改回了原名：东安市场。而在我的意识里东风市场之名听起来却更加亲切也更加自然。
在东风市场的北侧是著名的四联美发店。记得十岁以前我最害怕的两件事，一是打针；二是剃头，童年记忆深处不知存留了怎样的刺激使我脑海中关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意念长期挥之不去，似乎剃头只是比“掉脑袋”低了一个层次的刑罚而已。
于是医院与理发店成为我童年最大的梦魇，儿时的四联美发店门前有一排硕大的玻璃橱窗，在橱窗里面展示着某些顾客正面及左右侧面的发型照片，乍一看来，就如同验明正身的入狱囚犯，当然，与那些囚犯照片有所不同的是四联顾客们更年轻漂亮一些…
稻香村与东来顺守卫着东风市场北门的两尊“门神”，稻香村南货点心铺与东来顺餐馆装下了我对东风市场的绝大部分记忆。稻香村里的果脯、蜜饯、萨其马，还有过节时才会买来吃的自来红、自来白都是我童年的最爱。至于东来顺餐馆内的涮羊肉当时并不入我法眼，究其原因，一是羊肉有膻味，且有肥膘；再则芝麻酱小料是那里唯一的佐餐之料，而我所喜欢的却是香油蒜蓉。
尽管不吃，但从老街坊的嘴里我还是听到过关于东来顺的不少新鲜事。比如，在“文革”后期，为了接待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1400多名选手们进餐，东来顺竟然找到京内刀工娴熟的14名红案师傅经过四天三夜的狂切，终于保证了进餐当天的羊肉片供应量，这事也是神了！
隆冬时节逛东风，首先要撩开那厚重的破棉布帘子，记忆中的帘子底色为深蓝，上面永远都会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这种色调倒是与那时人们的衣着颜色蛮搭。
待我走进去，一层热气便扑面而来，犹如来到距此不远的清华池浴室，旧日里的东风市场正中央有一条卖百货的大通道，两边的店铺则出售书刊或食品，市场内的书店门面都不大，所售卖的图书也尽是些二三手的旧物，只有走到市场的中心大厅才会见到一处售卖新书的展柜，展柜中的书籍被堆放得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与其说是售卖倒不如说是在做封面或书籍的展览。
那时节的读者并不算多，售货员还能腾出空来喝茶聊天，茶叶一律被装在冒着热气的大搪瓷缸子里，聊天内容也不过是些家长里短，待她们聊足兴了，再瞅上我几眼：“你是谁家孩子啊，跑这儿来看嘴？”听完此话我赶紧跑开，以免人家追上…
从东风市场的西门出来左转不远便能见到百货大楼了，这座四层高的大楼于我儿时的记忆中简直是北京城内最时髦的建筑了，甚至于只要一听到“大楼”两个字我便会下意识地想到百货大楼。
那时候著名的劳动模范张秉贵还在一层糖果柜台上班，家人带我去逛“大楼”，只要一走进这座水晶宫般的殿宇不用问，哪里人多哪里就是糖果柜台！我从没亲眼见到张秉贵，尽管在参观其卖糖的人群中挤过很久，所以只能闻其声，却未见其人，由于流窜速度过快以致跟家人走散，于是我便当场大哭起来，惹得众人围观。
记得张秉贵扯着洪亮地大嗓门问：“这是谁家的小朋友啊，可别弄丢了。”未久，在挨了一巴掌之后，我被家人带离了现场，又过了没多久，听说张秉贵不再工作，似乎是得了什么重病，再往后，他的铜像便出现在了百货大楼的门口，像前镌刻着陈云同志的字“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当我路过铜像的时候，家人给我指指，说“这就是他”。
从百货大楼往南走没几步就是人民日报社的老社址。我对人民日报社太过熟悉，但也只是熟悉其位于金台路附近的新址（说新也不新）。
过了报社，新中国妇女儿童商店便赫然入目，而街对面的位置则是中国照相馆，在其门前的橱窗里始终摆放着毛、周、刘三大伟人的标准像。当然，于伟人头像的周围还有烫着各种古怪发型的明星以及跟我相貌差不多的大头娃娃照片，这些男女老少似乎都是在四联美发店里做的头，因为款式无甚差别。
在童年的记忆里每当与中国照相馆橱窗内那些大头娃娃们的照片“刷过脸”后，我便会朝路北的胡同中走去，胡同的尽头是协和医院老楼的西门，于我印象中的协和医院老楼，永远是那么稳稳当当、古香古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会时常在老楼里蹿来蹿去（有家人住院），当我快步穿过那略显幽暗的楼道，看着那些面无表情的护士与病人，且踩在咯吱作响的旧楼板上之时，就如同是在找寻一段已经遗失的关于这所医院的黑白胶片，令人难以忘怀。
老协和西门外的对过儿还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建筑，自我儿时第一次瞧见它便脱口而出：“人民大会堂”，其实，此地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展厅。但于我看来，只要见到那些美轮美奂的汉白玉浮雕就准会往人民英雄纪念碑或大会堂等处去联想，当然，这些与广场上某些建筑物极为相似的浮雕作品基本上都与一位名叫刘开渠的美术大家有关。
中央美院（今协和院史馆）的展厅西南，隔着几处门脸房便是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了。小的时候我根本搞不清楚挂炉与焖炉烤鸭的区别，也不知道全聚德的老店面是在前门外大街上，那个年月最常光顾的是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的便宜坊烤鸭店以及位于和平门路口东的北京烤鸭店，坐落在王府井与前门外大街上的两家“全聚德”反而一次都没去过。
记得儿时吃烤鸭我只喜欢吃皮，因为其酥脆，至于鸭肉部分则基本上不入口，因为忍不了那股微微的骚味，家里大人常数落我：“你只吃脆皮沾甜面酱，还不加葱”。
重回王府井大街，往南行进不远路东便是“新中国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大楼了。在八九十年代的王府井大街上楼宇多为四层，但每层的空间都极大，就如同改造前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以，于我的浅意识里也会把逛王府井当作是逛博物馆。
儿时的工美服务部乃整条大街上最能吸引我目光的地方在其门外的大玻璃橱窗内（这也许是王府井大街的特色：在所有的国有大商铺门前，都有一排巨大的玻璃橱窗），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塑像，这是距离我最近的“北京动物园”或“自然博物馆”，只要临近工美服务部我的心就会砰砰乱跳，嘴里面念念有词，捎带着手脚乱摆，就如同撒癔症一般…
走进工艺美术服务部发现里面什么都“有”，但除了我最感兴趣的大小动物之外，别的物件儿就一概顾不得了，时隔很久我才听说：一个工艺美术服务部居然“挽救”了传统手工艺的整个行业。
千百年来由于固守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传统信条，再加上“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城内的动荡局势以及1945年后受到国共内战的影响，最终导致20世纪50年代初的传统工美出现全行业崩溃。
据说，老花丝艺人张聚伍在其制作的花丝宝蓝享誉巴黎世博会三十年以后竟然活活被饿死在返乡途中。当年的玉器行还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佳女不嫁玉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磨破十指血淋漓，卖儿卖女饿断肠”。一方面，传统艺人已然穷途末路；另一方面，新中国政府官员外访竟“无礼可送”。据文献记载，开国之初的领导人出访送给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国礼居然是清代的乾隆赏瓶、道光赏瓶及金漆镶嵌的国宝级巨型屏风等，而今想来这真是让人头皮发紧！
此后，招募老工匠、重启传统工艺美术的研制，为出国展览及赠送国礼服务就成为工艺美术服务部的重要任务。（1954年前，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名称，尚且叫做美术商店。）随后，“工艺美术外交”全面开启，这比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等要早了十多年。
与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口的那些动物们依依惜别以后，我便继续踏上“南巡”的旅程，未久就到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那时候的书店不像而今这般“小家子气”，大橱窗、大厅堂、大柜台，里面的一切都“宏阔至极”，一看便是“大国气象”。
在尚未开架取书的年代，我被家人领着“到此一游”，先看看售货员，再看看顾客，偶尔被抱起来遥望一下图书封皮，再被撂下，仅此而已，如果想买某本书，首先得想好一大堆的理由，以便说服买主，当然，这些理由越高尚，且说得越诚恳就越好，同时，还要表现出“不买也无所谓”的态度，经过反复争取，最终从家人口袋里斩获些钱，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书买走，如此心机我用过多次，结果被更有心机的妈妈识破…
待到上了初中，新华书店试行开架取书，我也总算有了一点“财务自由”，这才一本本地翻开那些自己心仪多时的图书，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的作品是中学语文老师推荐的；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古龙的作品则是历史老师推荐的；记得那会儿还有一个名叫谢力夫的新华社记者风头正劲，他所写的战争系列从《抗日战争实录》、《解放战争实录》、《朝鲜战争实录》、《越南战争实录》、《中东战争实录》、《海湾战争实录》到二战名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艾森豪威尔、戴高乐，我都一本不落地往家搬。自此以后，开始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我一听说哪里发生冲突便跟着莫名地兴奋，以致被家人赞誉“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这就叫“家住小白楼，身居小书屋，放眼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