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的春天，随着军事形势对孤悬南方的中央苏区愈发不利，莫斯科方面已提前警示中共临时中央需考虑转移之策。当时间推进至同年七月，中央苏区的范围已急剧缩减至仅余七个县，红军身处险境，难以为继。响应莫斯科的指引，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率先东进福州，继而北上赣东北，与红十军会师组成十军团，勇闯浙皖赣边界，开辟新的苏区，意图通过此举分散国民党“围剿”力量，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与此同时，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也向西突围，力求在湘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落脚湘南山地，进而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创造有利条件。

为确保数万红军和中央机关能够成功突围，中共临时中央领导层严格保密，表面上摆出坚守到底的姿态，实则暗中周密筹备。九月中旬，博古通过上海向莫斯科发出了告别电报，通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并承诺“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

在1934年10月中旬一个宁静的夜晚，8.7万红军及苏区党政人员，在统一指挥下，悄然撤离瑞金及其周边地区，秘密地先南后西，离开了他们坚守的中央苏区。自此，中共临时中央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被迫中断。随着那些曾经主宰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们，以及背负着政府、银行、医院、印厂等机构的队伍渐行渐远，这个完全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的版图上悄然消失，成为历史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