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救下近9万红军，建国后毛主席下令：一定要找到他

引言：

1935年的一个深夜，贵州遵义城外，一支疲惫不堪的红军部队正在黑暗中行军。突然，前方斥候传来紧急情报：国民党精锐部队已在前方设伏，准备对这支红军部队实施围剿。眼看红军将陷入重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 - 一位身着国民党将军军服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穿过封锁线，为红军送来了一份详细的军事部署图。正是这份情报，让红军避开了这场致命的伏击，成功突出重围。这位国民党将领究竟是谁？他为何要冒着叛国的危险救助红军？他与红军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戎报国志在天下

1890年初春，莫雄出生在广东省英德县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由于家境优渥，年幼的莫雄得以进入当地最好的私塾读书。十岁那年，他亲眼目睹了英德县城外的一场农民暴动，饥饿的农民们冲击县衙，最终被清军镇压。这场动乱让年幼的莫雄第一次认识到清王朝的腐朽。

1905年，莫雄考入广州陆军学堂。在校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正在广东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莫雄通过同窗好友接触到《民报》等革命刊物，逐渐被三民主义的理念所吸引。1907年春，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0年，莫雄从陆军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广东新军。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响应武昌起义，带领部下控制了英德县城，为革命军在粤北地区的发展开辟了有利局面。革命成功后，莫雄被任命为英德县军事长官。

1922年，莫雄参与北伐战争。在一次关键战役中，他率领部队在湘赣交界处设伏，一举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一支精锐部队，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这场胜利为北伐军在湘赣地区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4年，莫雄调任广州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负责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工作。在这期间，他多次近距离聆听孙中山先生讲话，对三民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也见证了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莫雄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他带领部队参与了北伐战争的多次重要战役，在南昌、武汉等地都留下了战功。特别是在进攻武汉时，他指挥部队巧妙运用迂回战术，配合主力部队攻克汉口，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27年春，莫雄率部参与了上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亲眼目睹了工人纠察队为北伐军开路的英勇表现。然而，就在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莫雄眼看着那些曾并肩作战的工人纠察队员被逮捕、杀害，这让他对蒋介石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莫雄逐渐发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军队将领公然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更令他失望的是，许多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同志，也在权力和金钱面前迷失了方向，背离了革命初衷。

理想与现实的抉择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开始在军队中推行＂新生活运动＂。表面上是整顿军纪，实则暗中清除异己。莫雄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军人，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但实际上是被排挤到了边缘位置。

在江西任职期间，莫雄多次向南京总部反映地方军阀欺压百姓的情况，却始终得不到回应。一次，当地一个大地主勾结军队欺压佃农，导致数十名佃农流离失所。莫雄派人调查此事，发现这个地主竟是国民党高层的亲戚。当他准备依法处置时，却收到了来自南京的警告电报。

1929年夏天，莫雄奉命参加＂剿匪＂行动。在前往赣南的途中，他看到了大量逃难的农民。通过暗访，他发现所谓的＂匪患＂，其实是农民因无法承受苛捐杂税而起义抗争。这与他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时向往的革命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1930年，蒋介石下令开展第一次＂围剿＂。莫雄被编入＂围剿＂军队，但他发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他之前遇到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同。红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农民耕种土地。这让他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同年冬天，莫雄在江西吉安城外遇到一位老友项与年。项与年此时已是地下党员，但以商人身份掩护。两人深夜长谈，项与年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的理念和主张。这次谈话让莫雄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

1931年初，莫雄被调任财政部税务稽查，实际上是被架空了军权。他借职务之便走访各地，亲眼目睹了国统区的民不聊生。同时，他也在暗中结识了更多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多位地下党员。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然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大量军力用于＂围剿＂红军，而非抵抗日寇。这让莫雄彻底看清了国民党高层的真实面目。

1932年春，通过项与年的引荐，莫雄秘密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组织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期间，他多次为地下党传递重要情报，并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地下党员的活动。

1933年，莫雄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地位，要求他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表面上仍与国民党高层来往，实则暗中收集情报，寻找机会协助红军行动。

暗中协助的关键时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莫雄利用职务之便，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报通过地下党员传递给红军。他以税务稽查为掩护，频繁往来于江西、湖南等地，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重要情报支持。

在遵义战役前夕，莫雄获悉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遵义城外设伏的计划。当时红军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如果遭遇伏击，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让联络员装扮成流浪汉，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将一份详细的军事部署图送到红军手中。这份情报让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1935年初，红军开始四渡赤水。莫雄此时担任黔北地区的税务稽查专员，他借调查税收为名，暗中摸清了国民党在黔北地区的兵力部署。通过一支流动的商队，他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红军。这些情报为毛泽东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四渡赤水期间，莫雄还安排当地的地下党员在各个渡口设立了隐蔽的观察哨，及时报告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他还利用职权调动税务人员，有意制造混乱，延缓国民党军队的粮饷供应，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1935年5月，红军准备强渡乌江。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行动，因为国民党在乌江沿岸布置了重兵把守。莫雄通过当地的关系网，秘密组织了一批渔民，在夜间将渡船集中到红军指定的渡口。同时，他还安排人在其他渡口制造声东击西的假象，成功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

在乌江渡口的关键时刻，莫雄更是亲自出面，以税务稽查的名义将一支国民党巡逻队调离了主要渡口。这个举动为红军强渡乌江创造了重要机会。红军趁着月黑风高，成功完成了渡江行动。

1935年夏，红军即将到达川西地区。莫雄获悉国民党正在调集重兵，准备在川西一带围堵红军。他立即安排人将这一情报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红军前线。同时，他还详细绘制了一份地形图，标注了国民党军队的火力点和防守薄弱环节。

为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莫雄多次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亲自前往川西地区实地考察。他以税务稽查为名，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等信息。这些情报对红军后来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段时期，莫雄还在各地建立了一个由税务人员、商人和地方人士组成的情报网。这个网络不仅为红军提供军事情报，还帮助运送医疗物资，转移伤员，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支援力量。

隐姓埋名的晚年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莫雄放弃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职务，以经商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在重庆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表面上经营布匹生意，实则为党组织传递情报。这家公司的伙计中，有多位是地下党员，借着运送货物的机会在各地活动。

1938年春，日军开始轰炸重庆。莫雄利用自己的商业网络，帮助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从重庆经过云南直达缅甸，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急需的医疗用品和无线电器材。期间，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重要物资通过国民党的关卡。

1940年，莫雄在重庆的身份差点暴露。一位曾经的部下在街上认出了他，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组织立即安排他转移到昆明，改名张子元，以茶叶商人的身份继续活动。在昆明期间，他建立了一个由商人、学者组成的统战网络，为党的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1944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查，莫雄被组织安排到了边远的西双版纳。在那里，他以收购土特产为名，实则协助当地地下党组织发展力量。他利用与缅甸商人的关系，为党组织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交通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莫雄继续以张子元的身份在云南活动。他将自己的贸易网络改组成了一个地下情报系统，为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在西南地区的工作提供重要支持。特别是在1949年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他提供的情报帮助解放军避免了多次不必要的战斗。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后，组织考虑到莫雄的安全，建议他继续保持隐蔽身份。他搬到了昆明郊区的一个小村庄，以种植花木为生，过着清贫但平静的生活。期间，他整理了大量关于地下工作的历史资料，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56年，一位老战友在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偶然提到了莫雄的事迹。毛主席立即指示要寻找这位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经过组织的多方努力，终于在昆明找到了以张子元名义生活的莫雄。

1957年春，已经67岁的莫雄被组织接到北京。考虑到他的特殊经历，组织没有给他安排具体职务，而是请他担任中央档案馆的顾问，协助整理革命历史档案。在晚年，他还参与了多部革命历史著作的编撰工作，为革命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代初，莫雄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他记录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于长征时期地下工作的珍贵史料。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历史功绩的最终揭晓

1962年春，中央档案馆在整理长征时期的文献资料时，发现了大量与莫雄地下工作有关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他在长征期间为红军传递情报、开辟交通线、组织后勤补给等重要活动。特别是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情报工作，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1963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专门成立工作组，对莫雄在长征时期的贡献进行全面调查。工作组走访了多位健在的老红军，收集到许多关于莫雄协助红军的具体事例。例如，在四渡赤水时期，他组织的情报网不仅为红军提供了准确的敌情，还帮助运送了大量伤员和医药用品。

196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编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特别收录了莫雄的事迹。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研究人员确认他建立的地下情报网络在长征期间至少拯救了三个红军团的兵力，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5年初，中央军委决定为莫雄补授红军将领军衔。这一决定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支持。在授衔仪式上，多位老红军领导人专程前来祝贺，并回忆了当年莫雄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的感人事迹。

1966年，莫雄完成了他的回忆录终稿。这部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从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全国解放期间的地下工作经历。特别是关于长征时期的记载，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回忆录中还原了很多重要历史细节，例如他如何利用税务稽查的身份为红军收集情报，如何在险恶环境下建立和维护地下交通网等。

1967年，中央档案馆专门设立了＂莫雄档案专柜＂，收藏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情报记录、地图、密码本、通讯记录等，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史料。

1968年，莫雄因病住院。在病榻上，他仍坚持整理历史资料，为革命史研究工作提供帮助。他将自己保存多年的文件、照片等珍贵史料全部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长征史的重要参考依据。

1969年8月15日，莫雄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根据他生前的遗愿，骨灰被安放在云南昆明，这里是他作为地下工作者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

1970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将莫雄的事迹编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确认他是长征时期党内少有的高级隐蔽战线工作者。他创建的地下情报网络和秘密交通线的工作方式，成为后来革命史研究和情报工作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人民政府后来在昆明为莫雄建立了纪念馆，陈列着他使用过的物品和相关历史文献。纪念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红军长征路线图，上面标注着他当年设立的各个秘密联络点，见证了这位隐姓埋名的革命者为中国革命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