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20日，正在西安视察工作的王震将军到医院去探望一名受伤的飞行员。

这名受伤的飞行员名叫王冠扬。

图|王冠扬

也就是在前一天，这名飞行员驾驶着歼—7战机试飞，突发燃油系统故障导致发动机停车，为了保护飞机以及地下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冠扬几次放弃跳伞逃生的机会，以至于身负重伤。

王震听说消息后，立即代表中央到医院去探视，还盛赞王冠扬：

“你是英勇的模范的飞行员。”

熟悉军事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歼-7战斗机。

如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歼-7战斗机实际上已经完全退出现役，并且歼-7系列飞机早已于2006年便停产，但要把时间指针拨回到50年乃至70前，歼-7却是处于世界前列的战斗机。

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时，便对苏联生产的米格-21战机感兴趣，一开始陷于双方关系，苏联并不想提供给中国米格-21战机，但后来考虑到需要中国支持，于是向中国提供了米格-21F-13飞机及R-11F-300发动机的制造许可证，以及一部分当时国内尚罕见的材料。

可即便如此，苏联所提供的战机技术指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谬误百出，而且由于双方关系逐渐交恶，苏联方便后来也并没有完全履行协议。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重重困难之下，中国依托于米格-21米格-21F-13飞机的技术，生产出了代号为“62式”的战机。

1964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命名“62式”改名为歼-7。

可这还远远不够。

一架战机从生产到定型，需要经过上千次的试飞，而且需要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试验飞机的性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试飞员应运而生。

不过，在试飞战机的过程中，试飞员所需要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因此选拔飞行员一般是从有经验的飞行员中挑选，试飞员除了具备一般飞行员素质外，还需要有发现故障危险，临机处置的能力。

也因此在世界各国中，试飞员的伤亡率是很高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试飞员的死亡率高达每周都有一名试飞员死亡。一直到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技术的进步，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但这也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危险。

也因为试飞员所从事试验的特殊性，所以人们也把他们称为是“刀尖上的舞者”。

毫无疑问，王冠扬正是这些“刀尖上的舞者”中的佼佼者。

图|王冠扬与妻子张秀兰

1936年9月，王冠扬出生于江苏阜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据王冠扬晚年口述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家有七口人，却仅有一亩五分薄田，两间破草房，主要是靠父亲泥瓦匠手艺糊口。

“妈妈说，我出生那天正巧是重阳节，又是长孙，所以叫我“大阳子”。我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我外公根据辈分给我起名叫“王冠扬”，原来用的是太阳的阳字，但希望我将来能扬名，就改成“扬”了。”

这家人贫穷受累了一辈子，将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孩子上。

王冠扬小时候念过私塾，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的结果，那时王冠扬的父亲认定，要想有出息，一定要去学文化。

1945年春，离家一里地的地方开起了一所小学——龙门小学，王冠扬又被父亲送到了小学读书。

也就是在小学读书时，有一件事情让王冠扬印象非常深刻。

尽管这一年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但日寇穷途末路之余，依然打算负隅顽抗，一天王冠扬放学回家，路上遇到了日军飞机轰炸扫射，他因为躲在了桥下，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是与他相熟的两位好朋友，却没能躲过去。

“望着躺在血泊中的同学，我一边哭，一边发誓，长大后我要学会开飞机，当一名飞行员，炸死敌人，为我同学报仇。”

1956年6月，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王冠扬初中毕业即参军入伍，并顺利成为飞行员。

老实说，要顺利成为一名飞行员，并不容易，王冠扬所在的初中，学校一共有200余名学生报名，却只有两个人顺利地通过了体检。王冠扬就是其中之一。

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将这个喜讯告诉父母时，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说罢拎着菜刀出门，就要杀掉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庆祝，还是二姐在一旁劝说道：“妈，爸说老母鸡是我们家的银行，杀掉它就没蛋卖钱啦！”

一听这句话，本来还很高兴的母亲一下子眼眶湿润起来：“伢子19岁了，在娘跟前没吃过好的穿过新的，还能再装一肚子的青菜萝卜去当兵吗？妈对不住你呀！”

王冠扬赶紧劝说母亲：

“妈你放心，儿子到部队吃好的，穿好的，接兵的同志说，我们空军部队住的是高楼大厦，有电灯、电话，飞行员吃面包，喝牛奶……”

一听这句话，原本还很伤感的母亲立即破涕为笑。

要说起来，王冠扬被选上飞行员，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个光荣，就在到部队那天，学校还给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顺利通过考核后，王冠扬被分配到了第六航空飞行学院一团一大队学习飞行，而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赵宝桐。

1967年，第三机械工业部（即航空工业部）所属的630研究所从优秀的飞行员中选拔试飞员，尽管王冠扬明知道，试飞员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危险也很多，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接受了选调，到630研究所担任试飞员。

图|赵宝桐

每次有重大的试飞项目时，王冠扬每次都主动站出来积极参与，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而且总是用时最短，效率最高。仅1976年一年，王冠扬就试飞了119架次，尽管面临重重危险，但他晚年回忆起这些往事来，却很淡然的说了一句：

“我是共产党员，越是艰苦越有风险的科目，就应该带头去飞，为蓝天铺路，冲锋在前。”

许多的科研人员提起王冠扬时都这样说：

“任务书发到老王手里，用不着我们再给他叮嘱什么，他的心比我们还急。”

也因为承担的是试飞任务，王冠扬也遇到过不少问题。

据王冠扬回忆：

“有一次，国防工业研究部门研究出一种新型头盔，型号小，我头大戴不上去。”

考虑到试飞任务紧急，王冠扬提出建议：

“能不能把头盔里的减震垫子拿掉。”

可现场的科研人员不同意：

“万一出意外怎么办？”

然而王冠扬坚决拿掉减震垫后发现，戴起来却很不舒服。

就在大家也很为难之际，王冠扬反过来安慰大伙：

“明天试飞没有问题，你们回去放心准备吧。”

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冠扬后来只是去理发室，把头发剃光了，这才顺利地把新头盔戴上来。

图|王冠扬

可以上这些也只是小插曲，最让王冠扬紧张的，是1977年试飞时的一次经历。

1977年6月19日盛夏时节，某西北机场，王冠扬领取了新的任务，驾驶歼7型飞机执行环境测振试飞。

“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按照王冠扬后来的描述，这次试飞任务危险重重，整个过程不能出半点差错，当时为了执行这次任务，他事先就翻阅了各种数据，并与地面领导、指挥员以及科研人员进行了详细的商讨，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设想了许多临机处置的办法，但即便如此，到试飞当天，大家仍无必胜的把握：

“从好的方面争取，从坏的方面准备。”

上午8时53分，王冠扬按照指挥员下达的命令，驾驶歼-7战机爬升到了8000米的上空，按照要求，王冠扬驾驶战机小角度攀升至9000米高空后，稳定在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

在执行了几个科研动作后，飞机一切都很正常。

没想到的是，就在做最后一个动作俯冲拉起做战斗转弯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图|试飞员王冠扬（右一）

王冠扬只听到了飞机下面发出了“轰”的一声响动，飞机在8000米的高空上，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座舱里也传来了呛人的煤油味儿。就在飞机失去动力后，王冠扬尝试推动了一下油门杆，发现并不起作用，他立即意识到应该是加力导管或燃油系统导管爆裂导致的发动机空中停车。

对于歼击机飞行员而言，他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在空中停车的危险，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是因为燃油系统导致的空中停车，就意味着飞机将无法重新再启动。

按照飞行大纲以及各种条令规定，这种高速度的空中歼击机在空中一旦出现复杂的问题，是无法迫降，只能跳伞的。

如果稍稍延误几秒钟，那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机毁人亡。

但就在一刹那间，王冠扬放弃了跳伞。

“就这么放弃了，不，决不能。”

王冠扬在飞机突发故障的一刹那，想到的并非是自身的安全，而是国家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制造的飞机，一旦自己选择跳伞，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他下意识的首先想到，自己应该把飞机开回去。

“飞机是宝贵的，即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把飞机飞回去。”

可是驾驶没有动力的飞机返回，难度非常大，王冠扬一面向地面指挥员通报情况，一面请求紧急迫降。

就在这是，王冠扬注意到，在他改变飞行姿态到机场的路上，地面上还有一座工厂。由于当天飞机是由西向东起飞，按照惯例也应该是由西向东逆风迫降，但考虑到向西飞机要路径一个大工厂，如果不小心坠毁，落在工厂里，很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图|王冠扬

刹那间，王冠扬选择了绕机场半圈，由东向西迫降，为避免伤到战友，王冠扬与地面指挥员密切联系，由地面来控制飞机高度。

尽管王冠扬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显然飞机在机场迫降已经不可能。

在镇定心神后，王冠扬开始在途中选择迫降的地方，考虑到当时飞机是载弹飞行，王冠扬驾驶飞机小心翼翼的将投到了地面上两个村庄之间的空地。

然而就在距离地面很近距离下，王冠扬又发现，前面又高压线，而右前方地面上村庄以及田地里还有人劳作，于是在降落一刹那，又将飞机往左修正。

“不能让迫降的飞机撞上群众。”

“轰”

飞机一头扎在了一片刚刚收割完的麦田里，距机场跑道1500米，偏离跑道延长线400米。巨大的冲击力也让飞机直接断成两截，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撞在王冠扬的后背上，他眼冒金星，口吐鲜血，但在刹那之间，王冠扬没有晕过去。

地面上劳作的农民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呆住了，他们先是看到了一架飞机往田里扔了两枚导弹，又看见这架飞机一头扎在地里，隔了好一会才发现，这是咱们国家自己的飞机，赶紧上前救助，众人七手八脚的把王冠扬从飞机里抬了出来。

“有没有人受伤？”

王冠扬拼着最后的力气问了一句，在得知没有人伤亡后，他晕了过去。

图|王震将军与王冠扬

很快，部队上的救护车赶来，将王冠扬抬了上去。

此次飞机迫降，王冠扬拼着受伤，保住了飞机主体以及仪器，事后也无人员报告受伤，这份临机决断的勇气，让人不仅佩服。

王冠扬送到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时，经医生诊断，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骶骨震裂，身上多处负伤。当时王冠扬的妻子张秀兰接到丈夫受伤的消息时，正从超市卖鸡蛋回来，人一下子支持不住就晕了过去，自行车也摔倒了，鸡蛋碎了一地……

王冠扬为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安全而迫降受伤，自然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在西安正视察工作的王震将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问询立即赶到了医院探望，还提出要见英雄的家属。王冠扬的妻子张秀兰接到同志以后，立即到学校把孩子接了过来。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家里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辛。

王冠扬记得，当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到医院的时候，13岁的大女儿穿着一条背带裙，因掉了一颗纽扣，只能用绳子系牢了，小儿子穿着一双破烂的球鞋，大脚趾在外面露着，身上穿着一件海魂衫，因为太小，肚脐眼还在外面露着。

图|《新华日报》上对王冠扬英雄事迹的刊载

王震将军看见了，当即泪流满面，他抱着孩子安慰王冠扬的妻子：

“你们是革命的家庭，你是英雄模范，你这位军嫂也了不起……”

考虑到王冠扬受伤的情况，王震立即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张秀兰所在的单位，调整安排她的工作，让她能专心照顾受伤的丈夫。两个孩子后来也被托付给一个热心的阿姨照料。

话说回来，王冠扬这次迫降受伤，伤情十分严重，特别是脊椎骨粉碎性骨折，还伤到了中枢神经，尽管医院的大夫拼尽全力救治，但依然下了最后通牒：

“我们会竭尽全力抢救，但从目前受伤的部位来看，已经严重伤及了中枢神经，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也因为王冠扬伤得比较重，医院后来开的处方药就连他们医院自己也没有，就连军部、后勤部问了一圈，也没有，就在着急万分的时刻，王震将军听说了情况，立即批示：

“直接到北京丰台地下仓库去取，拿到药后直接用飞机送到医院。”

对王冠扬来说，更严峻的莫过于后续的脊椎骨复位手术，那时负责的医生唐农轩教授直接告诉他：

“这种手术非常疼痛，还不能用麻药，如果用麻药，万一复位过了头，不仅前功尽弃，还有瘫痪的危险。”

说话间，唐农轩教授看着王冠扬，目光灼灼地问：

“你能忍受吗？”

王冠扬微微一笑：

行，只要不瘫痪，能重返蓝天，不论多痛，我都能坚持。”

话虽如此，但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疼痛，让许多当年在现场的人都很难受，因为复位腰椎手术，就是将错位的脊椎拉回到原位上，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可王冠扬硬是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浸湿了床单。

手术结束后，就连唐农轩教授也都赞叹：

“老王毅力真强！以前做这种手术的人，痛得大喊大叫，他却牙齿咬得吱吱响就是不喊痛，好样的！心坚石穿，重返蓝天大有希望。”

党中央以及各级党组织都对他的伤势十分关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经过几次手术后，王冠扬身体恢复得很快，仅4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能下床走路了。

图|2019年，王冠扬出席活动

1977年8月，因工作中表现突出，空军党委授予王冠扬“雷锋式的飞行员”荣誉称号，还被评为“全国二级英模”。

1987年7月，王冠杨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

时隔多年后，王冠扬谈到自己受伤这个经历，依然有着很深的感触，他特别感谢妻子，在自己不在家的日子里，无怨无悔的照顾家庭，还在自己受伤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枚挂在我胸前的军功章，有她一半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