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生在四川的大文豪，相对于别人的故土难离，欧阳修却对颍州这个地方别有情愫。
一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初，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从此与颍州结下不解之缘。
颍州旧称汝阴，欧阳修在与亲友的书信中这样称赞颍州：“酒则绝佳于旧日……闲居之乐，莫此乐也。”
欧阳修知颍州期间，做了大量造福于民之事，颍州人十分感念他。《正德颍州志名宦》卷四载：“（欧阳修）知颍州，公恕坦易，明不致察，宽不致纵。因灾伤奏免黄河夫万余人，筑陂堰以通西湖，引西湖水以灌溉民田。建书院以教民之子弟。由是，颍人始大兴于学”。
颍州西湖天下盛绝，那里水阔鹭飞，莲菏吐香，“波光柳色碧溟檬，曲渚斜桥西舸通”（《西湖泛舟呈运使学士张掞》），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
欧阳修刚到颍州，就忙着给友人写诗描绘颍州西湖春季的美景，欧阳修曾向吕公著这样描述过颍州西湖的美景：“西湖旧已闻，既见又过之。（《答吕公著见赠》）。
他又在晏殊开修的西溪上架了三座小桥，这些桥使他回忆起扬州，而他似乎又觉得西湖的碧波甚至比扬州的瘦西湖更美：“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
颍州西湖的盛景，曾多次唤发起他的诗兴：“欲知归计久迁延，三十篇诗二十年。”（《答资政邵谏议见寄》）颍州纯朴的风土人情，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谐的鱼水关系使遭受仕途打击的欧阳修获得暂时的安慰，在他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以至于把它当作心灵的净土。
欧阳修在颍州期间，饱受摧残的身心获得一定的解脱与平静。他在西湖十顷碧波之上，或留连风月、啸傲湖光，或与朋友泛舟湖上，或独自在水滨垂钓。
面对西湖的良辰美景，他暂时忘却了世俗的烦恼，“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合意，亦旁若于无人”（《西湖念语》）。
这种闲适的心情大大激发了欧阳修的创作灵感，“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西湖念语》），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十三首。他在这组词的前十首中，首句均以“西湖好”结尾，反复吟咏颍州西湖的美景，使得颍州西湖闻名遐迩。
二到颍州之前，欧阳修已遭受两次贬谪。第一次在景祐三年，欧阳修刚刚三十岁，因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职饶州，欧阳修切责高若讷，写下了有名的《与高司谏书》，而被降为峡州夷陵县令。
第二次在庆历五年，他因支持庆历新政，被小人以“盗甥”事诬陷，贬知滁州。特别是第二次遭谗被贬，使欧阳修的心头不时闪现出一种政治危机感．。“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述怀》），仕途上所遭受的诬陷，所承受的打击，给了他太多太重的刺激，使他心有余悸。早在滁州时，他已萌生了厌恶世俗的念头，以致后来逐渐演化成致仕归隐的决心了。
至和元年，欧阳修回到汴京权判流内铨，再次引起人们的猜忌，成为谣言和阴谋攻击的对象。刚刚权判流内铨的欧阳修几天后突然又被贬知同州。
由于范镇、刘沆等的说情与荐举，才被留在京都奉诏修《唐书》。这更加深了他忧谗畏祸的心理，加强了他归颍的决心。
尽管此后欧阳修的仕途逐渐通达，由翰林学士，直至位备二府，任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然而他内心的政治恐惧感、他的归颍之志并未随着官职的升迁、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有所减弱。他在这一时期写的一批诗作中反复吟咏滁州之醉、颍州之乐，就是这种心情的曲折反映。
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卷十五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宋皇祐、治平之时，欧阳公位登二府，际遇不为不隆矣。今读其思颍之诗、归田之录，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欧阳修虽然小心谨慎，但是“风波卒然起，祸患起不测”（《事感》），他又一次成为小人攻击的目标。
正所谓“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读书》），人事的明枪暗箭使他变得胆小怕事。治平四年二月，正当欧阳修的第三子欧阳棐荣登进士及第之时，御史蒋之奇、中丞彭思永等突然指责欧阳修同长媳吴氏有暧昧关系。其中更有人推波助澜，闹得满城风雨。
欧阳修闭门不出，九上奏札，要求皇帝辩明事实、洗雪耻辱。后经朝廷连连下诏诘问，蒋、彭等人理屈词穷，皆被放逐。但欧阳修身为宰辅，声誉却深受损害。
他在《归田录序》中说自己“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而他魂牵梦绕的归养之所就是颍州西湖之滨。
三欧阳修是一位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政治家，而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他的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
起的。他无论是在朝中，或在地方任职，始终关心国事，其忧国忧民、革弊兴利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
“官高责愈重，禄厚足忧患”（《偶书》），这是欧阳修的内心独白。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在封建时代本是人之常情，但欧阳修于“高官”所想到的是它的责任重大；于“碌厚”所感到的是忧虑深广。正是这种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使欧阳修对待官职想的更多的是慎其职、尽其责。
欧阳修晚年虽居高位、食厚禄，但他常常为自己“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食糟民》）而深切自责。
欧阳修有报国的心志，他不甘作因循守旧，庸碌无为的官僚。他忧国忧民，渴望改革，但又畏谗畏罪，顾忌重重，不能像早年那样遇事发愤，奋身报国。而循安常理，无所见树，又使他感到碌碌可羞。这不能不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闷之中而时时自责自疚。
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屡屡表露这种心情：“某自承乏东府，忽已半岁，碌碌无称……当自为计也。”（《与富文忠公彦国》）“某窃位于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负报愧耻。”（《与冯章靖公当世》）……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体味出他那种壮志难酬的愤懑与痛苦。
欧阳修产生“颍州情结”固然与其思想的消沉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壮志难酬，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
这从他归颍后为杜衍所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掩涕发陈编……知不愧黄泉。”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一位有志改革之士抱负难以施展的痛苦心灵，同时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欧阳修产生颍州情结的最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报国乖愿”。
所谓“乖愿”，就是指不能如愿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归有光对欧阳修这种心态有着深刻的体味：“欧阳公思颍之志，未尝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叹……”
四欧阳修的身体状况也是他产生颍州情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早在庆历八年，欧阳修知扬州不到一年就发了眼疾，“双眼注痛如割，不惟书字艰难，遇物亦不能正视”（《与余襄公安道》）眼疾后来经年不愈，终成宿疾，眼病的痛苦长期折磨着他。欧阳修四十三岁便鬓发皆白，眼目昏暗。
他于至和元年还朝时，仁宗皇帝见他头发尽白，也不禁恻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欧阳修那衰弱的身体不断雪上加霜。
嘉祐二年，他在《与吴正肃公文》中诉苦道：“衰病极不自胜，右臂疼痛，系衣缙笏皆不得。”治平二年春，他又患了消渴疾。
疾病的折磨使他昏晕无力，衰弱不堪，心力疲耗。而伴随着他的官职的升高而来的责任的重大，使他越来越力不从心。身体的不堪使他频频告假，因此而疏于职事，这又使他产生了深深的自责。
此外，好友苏舜钦、梅尧臣、范仲淹等的相继去世，也使欧阳修悲痛万分。他在《与章伯镇》的信中悲伤地说：“某自闻子美之亡，使人无复生意，交朋沦落殆尽，存者不老即病，困于世路”。
他在《感二子》中发出悲怆的呼声：“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自从梅苏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他在与老朋友的信中反复发出“老年相知无几”“故人零落有者几”的感叹。
加上胥夫人、杨夫人的早亡，四子二女的早卒，都让年迈多病的欧阳修有诸多的生命感喟。
这些都使欧阳修越来越向往“筑室买田清颍尾”（《谢拓蕲簟》）、“手把锄犁汝阴叟”（《送祖择之》）的淡泊生活。神宗熙宁四年，欧阳修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颍州，在那里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