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1937年，古柏同志遇害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悲从心来，亲笔题词悼念。

毛主席

往后国内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毛主席日理万机，不辞辛劳，一直没有机会查明古柏遇害身死的真相。

直到1956年，毛主席得知杀害古柏的凶手仍然没有被缉拿归案，当即亲令调查，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1956年，距离建国已经过去数年，国内局势基本平稳，国家发展成为重中之重，毛主席每日忙于公务，很少有空闲与人交谈。

在一次会议之上，毛主席见到故友遗孀曾碧漪，当即回想起旧友古柏，不由得感叹万分，在会议结束后，特地抽出空来，拉曾碧漪闲聊，询问她的生活处境。

古柏和妻儿的合影

曾碧漪告诉毛主席，当年丈夫牺牲前将大儿子交给他人寄养，后来那人的妻子辗转找到她，使得大儿子与她相认，同时还带来古柏的遗物——一张老相片，和一枚红色印章。

毛主席对那枚印章有印象，那是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当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这枚印章被交给古柏，他重新在印章上刻下“古柏之印”四字。

因此，那枚印章堪称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见证，怪不得古柏一直收藏。

毛主席又询问当年古柏的遇害经过，但曾碧漪对此同样知之甚少，她唯一庆幸的是丈夫遇害后还能与儿子重逢。

曾碧漪

毛主席顿时心里就不太好受，古柏遇害到如今已过去21年，凶手还没有伏法，岂不意味着凶手逍遥了21个年头？

这让毛主席心里生出几分怒火，当年古柏遇害后，党内经历重重劫难，没有太多精力去调查，如今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是时候查明真相，给故友一个交代了！

随后，毛主席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通电，说明事情，并亲自指示中央办公厅，下达一份关于重新调查古柏遇害一案原委的文件，务必要将凶手找出来严惩。

罗瑞卿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即重视又感觉有些头疼，毕竟距离古柏遇害一事已经过去21年，要重启调查，难度不小啊。

罗瑞卿

万幸的是，罗瑞卿发现副部长周兴过去是古柏的战友，也曾是古柏的部下，有他参与调查，应该能提供一些信息。

当年古柏在广东省龙川上坪鸳鸯坑遇害，要调查真相，还得从这里开始。

周兴和罗瑞卿沟通完毕，随即致电广东省公安厅，指示在龙川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并提供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古柏同志的信息，方便专案组调查。

龙川县专案组立即赶往龙川上坪鸳鸯坑，在周遭走访，寻找当年事件的知情人，同时还得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寻找当年古柏在这一带的踪迹。

周兴

经过一年的努力调查，古柏遇害一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古柏，1906年生于江西省长宁，也就是今日的寻乌。

虽说是生于农村，但因古柏的外祖父梅洪馨是当地大地主，所以古柏从小过得还不错，能进私塾读书。

1920年，古柏就读于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的广益中学，他为人自强，读书的时候还兼任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

古柏

正值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风潮时期，国内涌现爱国、觉醒思潮，受到思想冲击的知识分子们经常组织学生运动。

古柏有幸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早期的革命党人都熟读马列主义著作，在撰写的文章中已经出现共产思想的雏形。

古柏对共产思想深以为然，视李大钊为前辈，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且逐渐成为领导者之一。

在他的领导下，广益中学爆发了爱国反帝学潮，因校方反对，有两百名学生愤然离开学校，他本人也被迫退学。

不过这难不住古柏，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兼朋友组成“学生互助社”，众人努力之下，在梅城中选取合适地点，创办“学艺中学”，维持学业。

1925年，古柏以梅城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广东省学生代表会议，声援省港大罢工，12月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虽然以国共两党为主角，但古柏等爱国学生的学生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声援作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共产党的革命形势急转而下，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捕杀中共党人。

古柏的外祖父是大地主，他劝古柏知难而退，但古柏毅然拒绝，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与外祖父走到对立面。

往后古柏参加过多次工农武装起义，经党组织指示，他回到故乡寻乌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中山学校”，一方面是为党培养人才，一方面也方便掩护革命活动。

由于敌强我弱，共产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深入基层，带领人民群中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在各个革命苏区成立游击队，运用灵活战术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

1928年，古柏组织并领导“寻乌暴动”，打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措手不及，但因为敌我实力差距，暴动最终失败，古柏本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

他兵行险招，在被通缉的情况下秘密返回家乡寻乌，结合当初寻乌暴动的队伍组建成赣南红军第21纵队，以阳天嶂山作为根据地，坚持与敌人斗争。

“土地革命”席卷而来，古柏身为党内干部，自然要亲力亲为，1929年冬天，他率领21纵队击败寻乌的地主反动份子，将一众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就连他外祖父的土地都不例外。

虽然这样做对不起外祖父，但国难当头，古柏知道不应该顾及个人私情。

试想一下，国家一日不得太平，就算帮外祖父守住这一亩三分田，又有何意义？

是以，古柏大义灭亲，于私有亏，于公有义，正是将共产主义思想彻底理解后作出的决定。

后来毛主席来到寻乌做调查时，古柏尽心协助，与毛主席结下深厚友谊。

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老总从井冈山来到寻乌成立寻乌军事委员会，并让古柏担当主任委员。

古柏因此与毛主席相识，他向毛主席详细讲述寻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极为认同，鼓励他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下去，争取让根据地壮大起来。

第二年5月，毛主席再次来到寻乌，这一回是奉命作寻乌调查，方便日后在寻乌深入开展革命工作。

自从上次一别，古柏一直对毛主席念念不忘，对毛主席的革命理念极为推崇，听说他又一次过来，已是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第一时间过去迎接，并全力协助他进行调查工作。

古柏首先召集寻乌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让毛主席能与这些人深入交流，而后毛主席走访当地，古柏则是甘当向导，有时候毛主席听不懂一些当地人的方言，古柏就笑着充当“翻译”，陪着毛主席走访各个村庄。

那段时间，两人无话不谈，互为知己，结下深厚的友谊。

毛主席

调查完毕，毛主席写下数万字的《寻乌调查》，并明确指出：“正是寻乌党书记古柏同志全力协助，这次调查工作才得以圆满。”

从那以后，古柏就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担任中共第4军前委秘书长，在毛主席受到左倾主义挤压时，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边，支持毛主席的主张。

同时支持毛主席的还有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三人，古柏与三人一起受到错误批评，古柏甚至被排挤。

1933年，古柏被排挤撤职，次年转到粮食部负责粮草征集工作。

古柏的遭遇，毛主席看在眼里，但那时党内被王明、博古等左倾主义者主导，他无可奈何。

博古

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毛主席想要带着古柏离开，但王明等人主导大权，使得古柏被留在苏区，毛主席无奈，只能与古柏告别，不曾想却成永诀。

主力转移后，古柏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

1935年3月6日，古柏在广东龙川县鸳鸯坑遭遇国民党军队包围，不敌牺牲，年仅29岁。

关于古柏出现在龙川一事，有说法称是遵义会议召开，古柏前往龙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途遭遇包围而牺牲。

但有关他牺牲时的细节却不得而知，存在不少疑点，例如国民党怎会突然掌握古柏的动向？是谁带队杀害了古柏？

当时红军主力正在进行长征，无力为古柏同志讨回公道，使得这成为一桩悬案。

毛主席得知古柏遇害的消息时，时间已来到1937年。

彼时长征胜利，毛主席等人到达延安，听闻这个噩耗，毛主席悲从心来，亲笔题词悼念。

没多久，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一连串的事情涌来，让毛主席根本无暇派人彻查古柏遇害一事。

新中国建立后更是百废待兴，主席每天都很忙，直到1956年时，再次遇到古柏之妻曾碧漪，一番交谈后，毛主席得知杀害古柏的凶手竟然还未调查，这时距离故友遇害，已经过去21年了啊！

曾碧漪（前排左一）

毛主席心里不由大怒，一方面是为故友死得不明不白而愤慨，一方面也是气自己糊涂，建国已经好几年，却还未能替好友伸张正义。

于是，又有前文提到，主席示意公安部长罗瑞卿彻查此案的一幕。

罗瑞卿与副部长周兴询问相关事宜，最后由龙川县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调查。

专案组经过多方调查，认为要搞清楚古柏同志当年遇害的真相，就必须要查清楚，当年他为何来到鸳鸯坑。

虽然存在古柏来龙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说法，但专案组经过走访和调查史料档案，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古柏来龙川，最有可能是为了联系当时在这一带活跃的“五兴龙游击队”。

当时中央主力转移后，敌人对苏区进行残忍报复，众多工农群众遭受镇压杀害，古柏手里的兵力不多，只有几百名赤卫军战士，经过几番斗争后只剩下几十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古柏深得毛主席思想精髓，打算保存实力，去与“五兴龙游击队”联合，然后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继续斗争。

专案组千方百计与当年“五兴龙游击队”的部分战士取得联系，得到不少有用的信息，顺着线索，终于抓捕到当年参与“围剿”古柏游击队的一名警卫兵。

不过警卫兵能提供的线索并不多，只知道古柏遇害前时常在鸳鸯坑附近的一个纸厂棚里隐匿。

专案组立马到纸厂棚遗址附近调查，询问当年有哪些人在这里工作过，没过多久，一个名为“王应湖”的嫌疑人进入专案组的视线。

根据专案组走访，王应湖此人是个二流子，品行不端。

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到处悬赏红军干部，而古柏同志遇害前又在纸厂待过，与王应湖接触过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王应湖告密的话，那就能解释为何古柏同志会突然暴露，并被敌人带兵包围。

专案组展开行动将王应湖逮捕，以他作为突破口审讯，真相逐渐明朗。

正如专案组推测的那般，王应湖面对严厉审讯，逐渐慌了神，将自己告密的事情如实交代。

原来当年古柏确实如愿与五兴龙游击队联合，并在鸳鸯坑一带展开游击斗争，时常在夜晚时候到鸳鸯坑附近的纸厂落脚。

因为五兴龙游击队在这一带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古柏等人多次与王应湖接触，逐渐放下戒心，让王应湖得知了众人的身份。

王应湖贪图国民党的悬赏，与当地地主王福均、乡公所所长王敬卿联手暗害古柏等人。

王敬卿出面联系伪警卫队小队长黄居成、黄卓，让这两人带上警卫兵，地主王福均派手下配合。

而王应湖这个二流子则是作为领路人，带着一帮人突然发动袭击，古柏同志带人从纸厂突围到鸳鸯坑时，因为敌我火力差距过大，最终不敌遇害。

专案组了解完原委，迅速派出警力搜捕，当年参与杀害古柏等同志的凶手王敬卿、黄居成、黄卓、地主王福均全部被缉拿归案。

黄居成、黄卓、王福均三人都被判处死刑，王敬卿被判死缓，王应湖则是落个无期徒刑的下场。

案件告破，真凶伏法，替古柏等遇害同志讨回一个公道。

1984年7月4日，为纪念古柏同志，寻乌县委要为他建造烈士纪念碑，邓小平同志听说后亲自提笔为纪念碑题词，留下八字豪语：“古柏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