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发怵经过那座天桥的，因为那里总是会冒出一些拿着破饭缸乞讨的孩子，他们日日用乞怜的目光博取路人的同情，时间久了，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失去了耐心，于是路人们只要经过天桥，就会加快脚步，而那些孩子们则麻木地、叮叮当当地晃荡着茶缸紧跟在人们身后。
我很少施舍乞丐，因为我自己还自顾不暇，休学打工、为了梦想而整日奔波，既没有闲情、也没有闲钱去施舍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们——除了那些拉胡卖唱的残疾人和天桥上那个梳着冲天辫的小女孩。
她和所有在天桥上乞讨的孩子并无不同，又瘦又脏，乞怜的目光在脸上固定成一种令人生厌的格式，终日不变。
她之所以能打动我的钱包，是因为她的乞讨工具。那是一个年代久远、锈迹斑驳的白色茶缸，茶缸的一侧印着残缺的“奖”字。
它总是令我联想到某些神圣而纯洁的东西，比如一名兢兢业业的工人或者勤勤恳恳的农民，他们用终年的劳动换取了这个茶缸，并且将它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荣耀，而现在，这茶缸主人的后代，却沦落成街头乞丐。
每天给她一枚硬币，几乎成为我和她的约定，这种约定后来变成了习惯。直到有一天，女孩变得贪心起来，在得到了硬币后，她依旧紧紧跟在我的身后，甚至还用脏兮兮的小手扯住我的衣角，口中低低地喃喃着，说什么也不肯撒手，我只好不耐烦地将她推倒在天桥的台阶上。
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施舍过她，我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只限一枚硬币。
后来有一天，她明汪汪的双眼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两个黑窟窿；不久之后，她脏兮兮的小脸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沼泽，似乎被泼了硫酸；再后来，她的双脚被折断了；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四肢都成了摆设，身体被链子固定在一个脏兮兮的木板上，仿若一个劣质的木娃娃；最终，她和她的茶缸一起消失了。
我是一个有教养的钟点工，专门为那些有教养的富人们洗衣做饭整理家务。我的主顾只有三个，都在同一个别墅区。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我都在7号别墅服务，1点到3点是4号别墅，4点到6点是11号别墅。
住在7号别墅的朱老师自称是个很厉害的风水大师，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不但从不出门替别人看风水，就连他自己别墅的风水似乎也不太好。
7号别墅本来就背阴，他还在周围种满芭蕉，那些墨绿色的大叶子遮挡了房间里所有的阳光，每次去他家做工时，我都会觉得阴气逼人，甚至就连朱老师本人也阴沉沉的，他的脸惨白而细腻，声音柔细，总喜欢坐在芭蕉叶的巨大阴影里自言自语，时而低声细语，时而轻轻笑着，有时候还会大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仿佛在训斥不听话的孩子。
在他家做工是最需要小心翼翼的，所有东西都要轻拿轻放，就连说话也必须压低了声音，似乎稍微闹出点动静，就会惊扰到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别墅里的保安说，朱老师家不干净，他近些年一直在养小鬼助运，据说他之前请来的钟点工，都是被小鬼吓跑的。
我不信鬼神，自然也谈不上害怕。和所谓的小鬼相比，我心底更害怕朱老师本人。我怀疑他精神有问题，担心他某天万一发起病来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我，就像电影里那些变态杀人狂。
在天桥上的冲天辫女孩消失后不久，我在朱老师家客厅里阴气最重的角落，发现了一个茶缸。
锈迹斑驳的白色，侧面印着一个残缺的“奖”字。
坦白说，4号别墅陆太太家的工是最好做的，因为她从不让我做家务。
每天下午一点，陆太太都会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手握着笔，另一只手捧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等待我的到来。
她总是一字不差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关于朱老师的每一件事，比如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这天的心情如何；比如他家里多了什么东西，少了什么东西，家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奇怪的物件。
每次记录完毕后，她都会皱着眉头将那些文字从头到尾审视一遍，企图从中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陆太太的女儿一年前突然消失在家门口，据说，是不声不响、凭空消失的。半个月后，她在家门口发现一个干净而工整的麻袋，麻袋里是女孩的尸体。尸体的腹部装了一条拉链，手法干净利落，很专业。
当时陆太太颤抖着拉开拉链，这才发现孩子的主要内脏都不见了，那些空出来的地方，放着一小沓血淋淋的欧元，欧元中还夹着一张字条：“感谢您生了如此干净健康的孩子，她的器官太完美了，为了表示对孩子的敬意，请用这些钱为她举办个隆重的葬礼。”
陆太太当天就报了警，警方对此十分重视，因为她的女儿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四个月后，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团伙被抓获，主要罪犯都已经被绳之以法。
按理说，陆太太应该像那些别的受害人家属一样，让时间抚平伤口，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她不甘心。
她不许任何人碰女儿的房间，她在家中挂满了女儿的照片，她在警方结案后依旧锲而不舍地、如疯子一般寻找凶手，陆先生不想如她一般一直将自己浸泡在悲伤里，主动申请调到了国外的分公司，于是，这栋别墅就成了陆太太思念女儿的灵堂。
陆太太总觉得杀害女儿的凶手另有其人，且就潜伏在这个别墅区，其中最可疑的，就是朱老师——在我到朱老师家做钟点工的第一天，陆太太就悄悄找到了我，她出十倍的工钱，让我帮忙留意朱老师的一切。
我说：“今天倒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朱老师家的墙角莫名其妙放着一个破茶缸，白色的，侧面还有个奖字。”
陆太太咬着笔端愣了愣，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她抿着嘴唇拼命回忆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最终，她气喘吁吁地从地下室钻出来，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拍在茶几上，说：“是不是这个茶缸？”
照片上整齐地站着一排穿着灰蓝色工装的男人，每个男人手里都捧着一个白色茶缸，每个茶缸上都印着一个“奖”字。
陆太太抓抓自己的头发，指着其中一个人说：“我公公年轻时曾经是厂里的劳动模范，这茶缸是奖品。公公生前总喜欢用这个破茶缸给我女儿喂水，为此我还和他争吵过。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茶缸？”
说实话，我并不确定照片上的茶缸和朱老师家里的那个是同一个，就像我并不确定天桥上的女孩是不是陆太太的女儿一样。毕竟陆太太的茶缸和陆太太的女儿都是照片上的、新鲜欲滴的，而朱老师的茶缸是破旧斑驳的，天桥上的女孩也是邋遢干瘪的。
可陆太太显然并不考虑这些，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那个什么朱老师就是杀人凶手，他残害小孩养小鬼来帮助自己看风水！”
当时我完全被陆太太悲怆的母爱感染了，信誓旦旦地答应和她一起揭穿这个恶魔的可怕嘴脸，以至回到家后我才发现一个严重问题。
陆太太的女儿早在一年前就死了，我在不久前看到的小乞丐不可能是她的女儿，那么，女孩手里的茶缸，自然也不可能是照片上的那个。
朱老师确实有问题。
我只负责为他做午饭并不打扫卫生，但他家里总是一尘不染；他一人独居，却总是多摆一副餐具，并且在吃饭时有意无意地将茶水先倒进杯子之中，然后再浇在身旁，又或者是夹了菜之后丢到脚下，据说养小鬼的人都是这样。
最为可疑的是他家别墅的地下室，那间地下室的门永远是锁着的，他在里面时是反锁，他在外面时则挂上明晃晃的铁将军。有时候我敲门叫他吃饭时，隐约听到里面传出欢快的童歌，比如“两只老虎”或者“别看我只是一只羊”一类的；有时候里面又静悄悄的，任凭我怎么敲他都不应声；也有时候，他会在我做好饭之前就哼着小曲坐在餐厅，笑眯眯地说：“小宋，今天多做点儿菜，有客人。”
朱老师很少有客人，但他的客人基本都是孤身赴宴，并且每个都戴着墨镜或者压着大檐帽，即便在吃饭时也不摘下来。
朱老师和客人吃饭时，会在座位旁留一个空位，并且摆上同样的餐具，他总是一边和客人低声交谈，一边对旁边的空位说句什么，而坐在他对面的客人，也时不时抬起头冲着空位笑笑，仿若那里真的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
这样场景令我不寒而栗，心中愈加笃信他就是个养小鬼的人，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鬼神存在？
若不是陆太太塞给我一叠厚厚的人民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靠近那个茶缸的，触怒朱老师事小，万一不小心惹鬼上身，才是大事。
我特意选了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脖子上挂上佛像，手腕套上佛珠，趁着朱老师在地下室忙碌时，心惊胆战地走到屋角那个阴暗的角落，那个茶缸始终放在那里，从未被移动过。
我深深吸了一口，微微探过身子，只见茶缸里装满了清澈的、淡黄色的液体，如花生油一般。液体的顶端，漂浮着一枚棒球大小的棕色圆球。那圆球表面皱巴巴的，看不出质地，倒是像极了我在某部恐怖电影里看过的干枯的婴儿头。
我鼓足勇气，蹲下来正准备看个究竟，突然觉得脊背一阵发凉，耳边隐约响起一个稚嫩的童声：“姐姐，给点儿吧，你真是个好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