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主席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事关国之根本的大事。

近期有关人教版教科书上图绘人物行为举止怪异。甚至有不少对少年儿童的不良暗示，一下子被盯上了热搜，在人们普遍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教育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在缅怀过去教科书上的精美人物插图。

我们每个人都有小学、中学的时候，也都接触过教科书，尽管那时候大家学习参差不齐，但每次开新学期，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发教科书，那是我们童年时代的记忆，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每本教科书的编写，都蕴含着过去那个时代，每一个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背后深刻的思考。

应该传授给少年儿童怎样的知识，是编写这本课本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与人教版教科书上怪异图画登上热搜不同，一则毛主席亲自集结最顶尖学者编教材的事，也同时登上了热搜。

毛主席对中小学生教育的重视，反映了一代伟人对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

“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毛主席是出生在旧社会，曾亲身体会过旧社会年代教育的艰难程度。

中国的现代化教育是起源于西方的，尽管从教育的模式上来说，对那时的国人来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变革，但大部分人对于普遍教育是不重视的，一方面局限于混乱的时局，一方面也局限于家庭条件，在旧社会，教育是有钱人家才能有的权益。

毛主席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就曾谈到自己幼年时经历过的教育：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

后来在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交流时也谈到过：

“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

图|1919年，毛泽东（右一）同父亲毛顺生（左二）、伯父（左三）、弟弟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从毛主席的求学经历也不难看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旧学与新学交替的一个年代。

那时能上学便不容易，更不要说关于教材。

1927年3月，毛主席历经23天的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指出：

“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由此可见，教育要与人匹配，不单单是教人文化，更重要的是，他要教会人们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思维与能力。

后来毛主席学有所成后，自己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开办农民夜校、工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就自己编写教材、讲义，并有了初步的探索。

图|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发表讲话，指出开办农民学校要从实际出发：

“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学的尽是些九州万国，不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

对于学什么的问题，毛主席也有自己深入的考量，除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外，毛主席还重点强调，要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方面的书：

“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这样他家里人一看，到完小读了几天书回来，什么都行了，很好。”

然而在国家混乱的年代里，这些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只能是在小范围内起作用，毛主席在分析中国历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课本中，就曾指出这一点：

“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图|青年时代的毛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工作一开始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9年9月29日，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涉及教育最关键的一条是：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育部长马叙伦召集了第一次部务会议，商讨研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0年8月1日，毛主席在谈到军队教育问题时，曾着重强调了小学、中学课程的安排：

“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 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不过，新中国建立之初，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关于教育工作，特别是在课本上，采用的是依托过去老解放区时期的课本为蓝本编写的教材。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套语文课本下发，学生拿到手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解放区编写的语文课本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临时课本，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问答式习题。

尽管后来针对这一种情况又有所改进，但总而言之，那个年代的课本，不可避免的有时代的烙印，但对于旧社会而言，依然有着其进步意义。

毛主席对新中国的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就召见了马叙伦长谈：

“新中国刚成立，打了这么多年战争，也许多人在适龄的时候得不到教育，现在国家安稳了，教育你得抓好。”

图|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而文化教育最重要的莫过于教材编写。

1951年2月，人教社接到了一项任务，为全国三千万中小学生编写通用教材，时任人教社社长兼总编的叶圣陶心里很清楚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老人后来在日记中反应，当时人教社刚刚成立之初，只有30多名编辑，还要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学科，时间紧任务重，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在原有教材上开动脑筋。

“目前还不能另起炉灶，只能修修补补。已经编成的，当它是最初的稿子，要听取专家、教师们的意见，逐步加以修改。急于要用可是没有编成的，赶快把它编成，这也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好在在1951年秋开学之前，这套课本如期抢印而出，算是缓解了燃眉之急。

“早上升国旗，人人要敬礼”

图|解放前语文课本

出自1951年秋季出版的《初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十二课《升国旗》。

今天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已经不知道这篇课文，但在许多老一辈人心目中，这篇课文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在那个消息普遍不发达的年代，许多的学生也是第一次从这篇课文中，了解到新中国的国旗是什么样子的。

尽管如此，这套教材在当时来看，依然只能算是临时课本，广大中小学生急需要一套负责自己的教材。

1953年5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比较关注的问题：

“参与编写教材的有多少人？”

周围有人回答：“三十来个人。”

毛主席摇了摇头：

“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图|解放前语文课文

另外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在教材编写上缺乏经验，学习苏联的情况较多，毛主席后来也专门作出了指示。

1957年3月7日，毛主席召集普通教育者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了教育计划，教科书等问题，毛主席就学习苏联情况发表谈话：

“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现在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新中国编写的教科书，一个不能不提的灵魂人物，就是叶圣陶。

叶圣陶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拥有几十年的教育经验，是个当之无愧的学问家、教育家，是我们今天许多现行的标准教科书上的准则，尤其是各种名词的规范，都是在那时确立下来的。

对于编写教材，叶圣陶格外的认真细致，哪怕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用于临时教学的课本，编写的也相当精美，在我们几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叶圣陶老先生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编写教材的经过。

如1952年3月3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余告以凡新编课本必须经同人多看，并由检查科作各个项目之检查，乃可发稿。”

图|叶圣陶

1952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两点半，续改历史稿，历二小时许而毕。此后尚须全册统看，整理名词用语，大约须二十日前后始可付排，已嫌其迟矣。”

新中国教材的编写，既要赶时间，又要细致，在叶圣陶老先生的日记中，这方面工作体现得非常多。教材每一部分编写完成后，必须经多名编辑同时核查，主要的工作是规范教材中的名词术语。

除了新旧社会名词用法，核查各地使用情况外，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是涉及到翻译标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教材方面有很多，在翻译核查时就更需要注重用词的准确性。

叶圣陶在1952年12月2日，谈到了在数学教材编写中的一个小小争执。

“下午到社，与治数学诸君共谈。因余读高小算术，屡见‘扩大几倍’、‘缩小几倍’之语，以为‘缩小几倍’之说不妥，说到‘倍’只有扩大之意，‘缩小几倍’殊难想象。“

图|叶圣陶日记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习惯之中，扩大用“倍”字较多，然而缩小往往用几分之几来形容，用倍字明显不适合。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叶圣陶与很多语言学者的看法是很一致的，朱德熙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就曾这样谈过：

“说到减少，向来的习惯能说减少几分之几，不说减少几倍。只有往大里说才能用倍数。”

1961年丁声树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中，也谈到了这一观点：

“说明数量增加，常用‘倍’字来表示……还有人用‘倍’字来说明数量的减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然而叶圣陶的质疑，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社会上，已经习惯了使用缩小几倍来形容，除了社会习惯外，当时引用苏联教材中，对于“倍”的用法也不大区分，叶圣陶在日记中也谈到了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刘薰宇的观点：

“薰宇之意，谓苏联教本讲乘除，一贯的用‘扩大’‘缩小’以明之，说法必须一致，乃可使学生概念明确。若于扩大说‘几倍’，缩小说‘几分之一’，即不足以建立明确而一致的概念。薰宇解说谓不宜死看‘倍’字，宜将‘扩大几倍’‘缩小几倍’合成一个概念看，‘扩大几倍’即乘以几，‘缩小几倍’即除以几，只须向学生说明，亦无多妨碍。”

图|建国后语文课本

叶圣陶始终认为不妥，认为这将就此改变汉语中“倍”字含义，但在大家普遍接受这一观点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同意。

局限于旧年代，那时的课本还不太讲究图文并茂，重点只起到知识的传播作用。

尽管如此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学者，就教材中的一词一句，也要进行广泛讨论，形成一个特有的标准来规范，如今在我们看来，依然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随着时代的推移，教材的编写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教材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代产物，而是要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发展。然而其根本的作用依然不能被忽略。

让人羡慕的是，那个年代参与到教材编写当中的人，无一不是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

如数学有华罗庚、语文有吕叔湘，英语有许国璋，物理有严济慈，地理有竺可桢……

这些人无论是单独拎出来哪一个，在他们的领域中，无一不是顶尖的人才，他们不仅仅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的开拓做出了贡献，还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无论是在过去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从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到建国后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编写教材，足以见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他们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一些老一辈儿的人，包括一些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都对学生时代的一些经典课文记忆犹新。

如《小蝌蚪找妈妈》，有不少人都表示：

“我最难忘的是《小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很有人情味，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我看见别人抓小蝌蚪就着急，生怕它们找不到妈妈。”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十里长街送总理》：

“老师讲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时，我很感动，到现在连当时的心情甚至教室、座位、板书等细节都能回忆起来。”

许多课文在教育上对孩子们呈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寒号鸟》。

图|寒号鸟

文章讲述的是，寒号鸟得过且过，不愿意垒窝，最终冻死的场景：“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得过且过的寒号鸟深刻诠释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与其寄希望于未来，不如把握当下，奋起直追的精神。

尽管随着时代的推陈出新，教材在内容上也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课本教会我们的不应该仅仅只是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