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11军32师接替14军40师，承担起老山地区的防御任务。此时，战场形势复杂多变。越军在“7.12”大战中遭受重创，炮弹消耗殆尽，苏联援助的炮弹尚未运到，他们暂时控制了炮击规模和攻击频率。我军高层据此判断越军有意缓和局势，于是向32师下达了“三不主动原则”，即不主动越过边界进犯越军、不主动使用炮火对其进行打击、不主动去大肆宣传并施加给对方压力。

然而，当苏联援助的炮弹运抵，越军恢复炮击，云南前线指挥官和11军却仍要求32师继续执行“三不主动原则”，长达两个多月。这给32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一原则的限制下，32师的炮兵优势无法充分发挥。仅上阵地 20 天，32 师就有 129 名官兵伤亡，其中炮伤 68 人、亡 21 人，地雷伤 13 人、亡 3 人，战斗及其他原因伤 21 人、亡 3 人。如果能不受 85 毫米以上火炮要先报告以及小炮弹只许打 200 发以内的限制，及时对越军炮兵实施压制，伤亡或许能大大减少。32 师参谋长杨子谦在《战边关》一书中提到，副军长要求师领导对“三不主动”指示只能执行，不得传达和质疑。这使得师长刘玉尊为减少阵地被动挨打、争取用炮主动权、降低官兵伤亡而发出的“战士们流的是血、不是水”的呼喊，显得那样无奈和悲壮。

在实战中，32 师多次陷入困境。某次战斗，越军对 32 师阵地进行炮击，由于“三不主动原则”，32 师未能及时使用炮火反击，战士们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坚守，遭受重大伤亡。尽管他们展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却因无法压制越军炮火，阵地防御异常艰难。

又一次遭遇战，32 师先头部队遭越军袭击。按常规应呼叫炮兵支援，但因使用 85 毫米以上火炮需先报告，报告过程耽误时间，先头部队未能及时获得有力支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执行“三不主动原则”给 32 师带来众多难题。防御作战时，不能主动出击和炮击，部队应对越军攻击时处于被动。无法主动宣传战事，限制了作战情况的公开和舆论支持，使部队作战决策和行动受缚，难以充分发挥战斗力。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三不主动原则”易错失战机，增加作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尽管困难重重，32 师仍积极应对。他们在理解原则基础上，灵活把握反击时机，越军攻击时果断还击，减少自身伤亡损失。同时加强情报收集分析，提前预判越军行动，做好防御准备。还通过优化兵力部署和战术安排，提高部队在被动局面下的生存和防御能力。

然而，“三不主动原则”对 32 师作战的限制明显。不主动出击，无法掌握战场主动，只能被动防御。不主动炮击，限制炮兵作用，难以有效压制越军，增加防御难度和压力。不主动宣传，影响部队士气和外界支持。在这种原则背景下，越军对 32 师攻击愈发肆无忌惮。利用我方被动，频繁偷袭和炮击 32 师阵地。32 师只能依靠现有防御工事和有限反击手段抵抗，防御作战压力巨大，人员伤亡和阵地失守风险剧增。“三不主动原则”给 32 师造成严重被动局面。作战中不能主动进攻，无法有效打击越军，只能挨打。这种被动让越军更加张狂，加大攻击力度和频率。同时，不能主动炮击，无法及时压制越军火力，32 师防御工事和人员受损严重。且被动局面影响部队士气和信心，给作战带来诸多不利。

起初，32 师师长刘玉尊认为该原则是为与越军缓和局势，理解为“敌不打我，我就不打；敌要打我，我就还击”。但实际执行中，防御作战更被动，甚至出现师炮兵团哨兵和战士因精神高度紧张而误判误伤事件。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刘玉尊师长在面对军炮兵处打炮先请示报告的要求时，坚持自己对“三不主动”的理解，认为敌打我时还手不应先请示，否则会失去战机。32 师参谋长杨子谦执行“三不主动”原则时内心也有过动摇，但仍努力执行命令。

“三不主动原则”虽初衷可能是控制战争规模、避免局势恶化，但实际执行给一线部队带来较大困扰和损失。这提醒我们，战争中要根据实际灵活调整战略战术，充分考虑一线部队需求和战斗情况，减少不必要伤亡，取得更好战斗效果。

战争残酷，每一个决策都关系众多生命。11 军 32 师在这场战斗中，虽因“三不主动原则”遭受诸多不必要伤亡，但他们坚守阵地，展现出顽强意志和不屈精神。最终，制定“三不主动原则”的人未被追责，而刘玉尊师长被取消提拔，次年转业。

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向英勇奋战、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战士们致敬。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永远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