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战役结束后，当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和副师长叶飞把战况向新四军军部领导饶漱石等人报告时，非但没有受到军部的肯定与表彰，相反却受到批评与质询。饶主要是担心一师组织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过分刺激敌人而招致大规模报复问题。针对军部的批评与质询，粟裕与叶飞、陈丕显（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专门就军部担心的问题作一较详细报告。后军部对此事便不再追究。我们不禁要问，一师的领导层为何如此托底淡定，并不担心车桥战役后敌人进行大规模报复呢？

一是基于有一个清醒的战略大势判断：日军已日暮西山走下坡路。

战略决定战役战术行动。善于战略思维的粟裕，对苏中的抗战局势始终有个客观的判断与把握。当时间指针进入到1944年的时候，粟裕敏锐地研判，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大势已去，虽然失败的确切时间还不好说，但肯定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具体到苏中战场，日军兵力使用已是捉襟见肘，老兵成份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完全可以说，战争已经进行到了转折的历史关头。

胜利是给有充分准备的人。粟裕在后来的《战争回忆录》中曾这样说道：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

我们看，车桥战役正是在日军已是穷途末路这一大势下决定发起的一场战役，正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都作了精心准备的情况下发起的一场战役。

回过头来看，粟裕的这种适时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以发展为主，采取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从而打破敌我战略对峙的平衡局面，积极地顺应了苏中抗战的发展大势。反观日军方面，车桥战役后不但不能采取大规模的报复，反倒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始加速走向颓势。

二是基于敌报复我也有稳妥应对之策：小报复好对付大报复来得及。

战略上思维思路清晰，确保了在具体的战役战术行动上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有鉴于此，对于军部担心的敌人报复的问题，粟裕、叶飞等早已有所筹谋和考虑。

如果是敌人的小规模报复，较容易对付，根本不必担心。因为几年来，作为苏中战略区党政军一把手的粟裕，领导苏中军民同日军进行了无数次的铁血斗争，早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反倒是敌人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占不着便宜。甚至小规模的报复与扫荡都不敢轻易组织实施了。

如果是敌人的大规模报复，组织起来不易，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给我从容应对带来了相当的回旋余地。由于敌兵力分散，多处据点撒兵，使得敌人若想组织一次大规模报复，必须集中上万人左右的规模，“必须由徐州和扬州两个系统统一指挥才行”。而敌人这两大系统相隔较远，集中组织兵力不易，即使组织起来亦需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一来，一师也便有了相当的回旋时间作充分的准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粟裕对敌徐州和扬州这两大系统早就有个清晰的分析判断，他们之间配合并不密切，有时各唱各的调，很难形成一致的力量。这使得敌组织大规模报复行动无疑更是打了不小的折扣。

三是基于新四军战斗力不断提升：缠斗几年已摸准日军脾气禀性。

战斗力是打出来的，是在斗争中提高的。经过六年的铁血抗战，粟裕麾下的几支部队早已淬炼成为精锐之师，他们在敢打敢拼方面、在能征善战方面，早就有了几个量级的提升。特别是粟裕麾下的叶飞、王必成、陶勇以及廖政国、彭德清等人，都打出了名将的风采，都成了威震敌胆的战将。

此时，新四军与日军的战斗力经过了此消彼长的潜移默化。粟裕与“叶王陶”这些名将，以及他们麾下的部队，早已不再是抗战初期，打韦岗伏击战时击毙几十个日军便可得到蒋介石的嘉奖的情形。他们经过七保三仓五夺丰利的血战，经过“十团大战”的硬碰硬，队伍越打越强，越打越大，越打越有韧性。特别是他们在长期的战斗中，已号准了日军的脾气禀性，已摸准了敌人的作战特点规律，已找准了克敌制胜的有效招数与战法。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原因，使得粟裕、叶飞等一师领导在心理上能够保持着相当的托底和淡定，根本并不惧敌人大规模报复问题，毅然决然发起车桥战役，毅然决然对敌人虎口拔牙，毅然决然强攻车桥与打援并举，从而在新四军的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主要参考文献：《粟裕战争回忆录》《叶飞回忆录》《新四军文献》《新四军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