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入梦菲记

编辑 | 入梦菲记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谋划国家治理的良方，以选贤任能、清明政治安民心为主轴，奠定了唐朝盛世的基石。

太宗深谙治国良方，注重人才选拔，不分新旧、地域、门第，重用才华横溢者。

他明晰指出：“朕与诸公的衣食，都取之于百姓。”在政治上，太宗推崇从谏如流，纳谏如雨，开创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先例。

他聚焦吏治清明，派使巡视风评，规定官员轮流值宿中书省，实现政务高效运转。

唐太宗用人以品德为首要标准，其对人才的挖掘与运用超越了出身、阶级、民族的限制，实践“贞观之治”的理念，铸就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毅然励精图治，谋划创造一个繁荣盛世。他的治国理念贯穿政治、经济、文教多个层面。

在政治方面，太宗以广纳人才为先导。他深刻认识到治理国家关键在于选拔贤能，不拘一格地吸纳各方人才。不问出身背景，无论是隋朝的老臣、曾为政敌的重臣，还是身边的臣子，只要有才干，太宗都毫不犹豫地加以重用，并根据其才干设置官职。这一独特的用人标准被太宗解释为“大公无私”，强调帝王应当以公义为准绳，关心百姓疾苦。官职的设置更应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非被囿于新旧之争。

太宗的治国策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涵盖了经济层面。他提倡轻瑶薄赋，注重财政的节俭与谨慎。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为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太宗致力于复兴文教，将国家引向文明繁荣的道路。他深谙文化对国家兴盛的重要性，为此倡导广泛涌现各类文人才子，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宏伟的治国蓝图下，太宗以其卓越的领导智慧，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唐盛世的光辉时刻，唐太宗李世民着眼国家大计，为了巩固统治，他毫不拘泥于地域、门第、民族、亲情等局限，着力选拔各阶层的人才。这一崇贤重能的理念，成为他治国策略的核心。

太宗不仅重用了关陇集团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等，使得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地区的门阀军事势力为他效力，同时也兼收并蓄山东和江南士族中的杰出人才，如房玄龄、王珪、高季辅、褚遂良、岑文本等。这样的用人策略，使得朝中文武大臣涵盖各个阶层，实现政治平衡。

不仅如此，太宗还毫不偏袒出身原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如秦叔宝、程咬金，将他们的英勇和战功纳入朝廷重视的范畴。即便是自己政敌的部下，也在他的眼中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如刘洎、戴胄、尉迟敬德等皆得以展现非凡才干。

更引人瞩目的是太宗对少数民族的重视，不仅包括突厥的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也涵盖了奴仆出身的人才，如樊兴、钱九陇、马三宝等。这种跨越民族和社会地位的广泛任用，为唐朝的疆土巩固、文治武功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天下，以开明宽厚之德备受推崇。其宽广胸怀与重视人才的程度，在对待仇敌魏征和平民出身的马周时表现尤为典型。

魏征早年跌宕起伏，随着隋朝灭亡，他屡次更换归属，曾身临多次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中。在太子李建成夺位的斗争中，魏征曾是太子的谋士，提议先下手为强，谋杀李世民。然而，玄武门之变后，魏征却成为囚禁的对象。唐太宗了解魏征的才华非凡，不以私仇为念，而是从治国大局的角度看待。日益亲信他的智谋，唐太宗不仅释放了他，而且提拔他担任宰相，任期长达十四年之久。

这一举动彰显了唐太宗宽容的心胸和对人才的极高重视。他的治国理念不仅在胜利者面前展现宽仁之风，更在败者身上体现出博大雅量，为大唐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石。

唐太宗李世民的开明治理深植于其对谏言的宽容与推崇。峥嵘的历史长河中，他以独具远见的姿态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这其中最令人钦佩的莫过于，太宗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使朝中谏臣成风，如明镜照人。

唐太宗引领着朝臣们开启了一场直谏之风。他深谙治国之道，认为君王如欲知过，必须借助忠臣之言。不容忽视的是，当时社会风气压抑，隋炀帝荒淫无度，臣下均匮于直言之地，导致国家走向覆灭。太宗深知君失其国，大臣亦难自保的道理，于是他期盼朝中臣子，每当见到有损百姓利益之事，都能千方百计规谏。

太宗也明白自己表情过于严肃可能让朝臣望而生畏，他在朝见时主动改变态度，和颜悦色，为臣子敞开心扉。这样的做法使得谏臣们能够毫无保留地陈词，从而让太宗深刻领悟政策的得失。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唐太宗为中国封建历史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明时代。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开明治理下，太宗深谙治国之道，在选人用才上极为重视品德与才能的双重标准，他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魏征为秘书监，这两位杰出的大臣成为了太宗参与朝政的得力助手。

太宗向房玄龄明确表示，治理国家的基本在于选拔贤能，善于斟酌才能的分寸，避免过分冗员。他形象地比喻说，不用贤才就如同画饼充饥，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更大的困境。对太子李治和大臣褚遂良，太宗均强调了治国之道，强调进贤退奸、赏善罚恶、不袒护私情的原则。他为了确保国家的顺利治理，教导太子要借鉴前朝的教训，进用善良之人，共同携手治理天下，同时拒绝听信谗言，摒弃奸佞之人。

太宗晚年更是将治国智慧凝结成《帝范》一书，特别在《求贤》篇中强调国家的辅弼大臣必须是忠良之士，他对于人才的重视远胜于黄金万两，展现了他对治理国家的高瞻远瞩和深厚智慧。这一系列的举措和思想体现了唐太宗开明治理的深刻内涵，为大唐盛世的奠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用人政策成为推动盛世局面的重要支柱。深谙治国之道的太宗对于选拔人才有着独到的见解，太宗忧心忡忡地观察到吏部在选拔官员时只注重言辞华美，而忽视了品德的重要性。

对此，他与身边重臣杜如晦和魏征深入讨论。太宗明确表示：“君主在选拔人才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只看表面功夫。品德不好的人，即便任官数年，终究会显露其恶行，对百姓造成伤害。”这一认识深刻而前瞻。

魏征补充指出：“自古以来，了解人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选拔人才需要进行考绩，明察善恶，以确定升迁和贬谪。如今寻找贤才，就要深入了解其品行，只有找到品德高尚、兼具才能的君子，才能够任用。

即便这样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不佳，也只是才能不足，不会对国家造成大害。相比之下，误用奸佞小人，越是强干，其危害越大。在乱世中，可以专注于才能，而不顾及品行；但在太平时期，务必任用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 太宗对此表示极大的赞同，表现出了对清明政治和善用人才的深刻理解。

唐太宗李世民的智慧和眼光，远远超越了常人。在一次寻访贤才的行宫游弋中，他不期而至一处林荫下，眼前一颗挺拔的古树引起了他的注意。“真是棵好树啊！”太宗随口赞叹，但他的目光并未停留在树木之上。身边的宇文士及等臣子顿时口若悬河，极尽阿谀之词，赞美这棵树仿佛是上天的杰作。

太宗的神色却变得严肃起来。他深知阿谀奉承之险恶，曾被魏征劝谕远离佞臣，看着这些臣子献媚之态，太宗不禁生出怀疑之意。他的眼光凝视着身边宇文士及，语气沉稳而坚决。

这一幕，彰显了太宗在辨别人才与奸佞之间的精明眼光。他将那些沉湎于阿谀之辞的人视为佞人，而对于那些为国事而坚决辩论的人，如魏征，他则视之为忠贤。这种坚守原则的果断态度，让大唐的统治体系更显得井然有序，为盛世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盛世治下，他不仅以选贤用能的政策塑造了一支宽广而杰出的政治团队，更以对吏治的清明执政展现了他的治国智慧。太宗曾亲自委任房玄龄，赋予其省察之职，对官员进行审查，并派遣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遍行全国，详细考察地方政风。这一行动不仅是对官员廉政的鼓励，更是对各地治政状况的深度了解。

太宗同时设立屏风，详细记载着都督、刺史等地方官的功过，作为升迁和奖惩的依据，使政府运行更加透明与有序。他制定了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的制度，确保了京官时刻待命，可以在任何时候听取百姓之言，了解社会真实状况。这一系列措施展现了太宗的宽严得当，使社会百姓安居乐业，为大唐盛世的政治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以开明之态度重贤用能，无视出身门第，崇尚品德与才能并重。在选才上，他超越地域、族群，打破隋末动荡的格局，笼络了各方英才。

太宗的治国之道体现在知人善任，广泛采纳谏言，实行清明政治，使得大唐在“贞观之治”下，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他不仅注重文武全才，更是看中品行，将道德与治理相结合，深刻影响着中国封建历史。唐太宗的治世之策，奠定了唐朝盛世的政治基石，留下了崇贤重能、清明治国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