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谚》中有这样一句话：“肝肺如能语，医师面如土！”学问之道，研究越深入，则会觉得问题越来越多，而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

首届“国医大师”裘沛然老先生曾说过：“今天的很多中医理论，恐怕有不少是人为和机械的东西，禁锢了我们的思想。”

我国元代医学家王好古就曾经写过一本医书，书名起得很好，叫做《此事难知》。他的用意是，医学这门学问很深奥，如对人体生理功能、疾病机制以及治疗法则的了解，一般医家都很难说能有真知灼见。

王好古这个“此事难知”的命题，是颇能切中肯綮的。王氏自谓：读医书已经几十年，虽然是寤寐以思，但总不容易“洞达其趣”，他很想寻访高明的老师，可是走遍国中而无有能知者。海藏老人的这番话和其书的命题，的确是非常切合实际，同时也很为客观。

以医圣号称的张仲景，他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际，也兴起“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的浩叹。

张机为此再三叮咛并明白宣称要阐明“阴阳经络府俞”的理致，从而创立六经辨证的法则，《伤寒论》中也无可置辨地载述了：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先刺风府、风池，刺期门，灸少阴，灸厥阴等不少有关经络府俞的内容，然而后人尚有强把六经说成是非经络、作为证候群等等以解释者，竟以歪曲附会之见强加于古人，可见此事之难知也如此！

孙思邈为盛唐一代大医，他研究医学，自称“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以毕生之精力博采远绍，以期“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然而也兴“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之感，并鞭挞当时医界对学习医学所抱的轻率态度。

如谓：“世有愚者，读方3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治病3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也。”孙氏之言，盖深知医道之难精，而痛心疾首于浅尝辄止的医界颓风。这里可见古代这些著名医学家对医学的探索是何等虚心，勤奋和慎重。

叶天士临殁时对子孙说过几句告诫的话：“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颖悟，读万卷书，尔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我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此事难知》这本书，当我第一次看到时，觉得这四个字简直就写出了我的心声。因为那时，我就是觉得自己搞不定自己所爱的中医，钻研，刻苦，我哪个都没少，但有时可能连一个基本的病都不见得能看好。

咳嗽看似简单吧，有时我都能生生的治一个月，也没见好。

那时对自己充满了质疑，当在诊室里再遇到絮叨个不停的病人，一直在那里问我，他的病什么时候能好时，我就在想，我是不是适合学中医，我是不是需要换赛道？

然后看到了这本薄书，原来古代的知名医家，也一样遇到过学了医，但还是觉得搞不定的。

想到那时，我曾经去问一位知名的民间老中医，他没在医院待过，虽然也考过了医师证，但西医他几乎是不会的，但这却不耽误他会看，能看好各种的西医诊断的病，我问他看病给别人号脉，开方怎么那么有效。

他竟然回答我，其实都是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反正就是号过后，觉得就该给病人用那个药，当时脑子里蹦出哪个方，就是哪个。“有是证，用是方”而已！

原来搞不明白，但就是能用得好，也是中医的一部分。

在浩如烟海的医籍中，载述了医界前辈对医学的心得体会和他们的独到之处，虽然在历代某些医家著作的命题上，有的是夸大了一些，例如把其医学作品称为“准绳”、“指南”、“必读”、“真传”、“法律”等等。这样的命名未免有些过当。尽管如此，各家的著作里还是写出了他们在某一方面的专长。

在方药方面也存在同样情况，盈千累万张方剂中，有某些方子被说成能医治百病，或屡用屡验，或神效无比等等，似乎也有点说得过分了，但是，这些方剂毕竟在治疗某些病症时还有它一定的作用。

学习和研究医学，必须进行一番广搜精选、弃粗取精的功夫，对历代医家中万有不齐的学说和治疗方法，一定要虚心学习，全面掌握，而后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以决定取舍。

对各家论述，切不可先存成见而轻率地加以否定或不加选择地把它全盘接受，只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才是治学的正确态度。

有一男患，咳嗽痰喘甚剧，病程已历半年，备尝中西药物都没见效。后来，这个患者找我求治。

初诊时患者主诉胸腔窒闷异常，腹胀不思进食，咳嗽频作，咯痰难出，痰质清稀而黏，唾出稍多则脘闷较舒，气逆喘急不平。患者面容憔悴，精神委顿，舌上满布腻厚白苔，脉象沉缓。前医诊断都认为是脾虚湿盛，酿痰阻肺，肺失肃降，气机壅滞，影响脾运之证。

显然，按照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的病因病机的概念，这样的诊断，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然而，通阳运脾，温肺肃降，理气祛痰，燥湿畅中之剂，愈进而病愈剧！患者已经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而我对这个病无丝毫把握，由于他远道而来，总难推却。忽思日前所读景岳新方八阵中的和阵第一方“金水六君煎”，景岳是用以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之证。我抱着一试的心思，遂书一方：

熟地用45克，当归30克，半夏、茯苓各12克，陈皮、甘草各9克。

谁知，本方仅服3剂，胸闷已觉渐宽，颇思进食。服7剂后，咳减喘轻，胃纳大香，痰化而痞胀竟消。

后仍照原方续进7剂。在第三次复诊时，患者同我一见面就高兴地欢呼，他已经上夜班工作了。缠绵痼疾，半月尽除。

这个病例的治愈，可能是偶然的，然而偶然性中还蕴藏着必然性。这件事益发使我感觉到医理的深奥莫测。而张景岳对熟地一药的理解之深和运用之妙，确有突过前贤的成就。按照中医一般用药常规，中满者忌甘草，而况敢用熟地！晚清有些“名医”，即使在无痞闷、胀满、胃纳不开的情况下，用熟地数钱，还得配上几分砂仁拌炒同用。

像这个痞胀纳呆，痰多湿盛苔厚的病例，正是用熟地的禁忌症，然而实践为我们打开了这个禁区，也说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中医理论，恐怕有不少是人为的和机械的东西，禁锢了我们的思想，至少可以说还只是管窥一斑而未见全貌吧！

他这种别开生面的治法，竟能治愈用一般常法无从解决之症。且景岳对熟地的应用之广，又岂止局限于这些病症，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泄泻、痢疾、水气、痰饮、肿胀、反胃等病，凡是一般医书上所认为熟地的禁忌症，而景岳信手拈来，毫不避忌。

笔者曾在非常棘手的危重病症中应用了景岳新方而收奇功者不少。可见，打破常规和禁锢，为人所不敢为者，非大智慧者不能也！

医籍中还有一书称作《医学实在易》，它与《此事难知》的含义截然相反，然而陈修园起这个书名，原为诱导初学之用。修园自己说：“余老矣，学问与年俱进，以为难则非难，以为易则非易。”

医学一途，其难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