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法国总理巴尔率团访问中国。

这次法国总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身是带着目的的，当时欧洲的市场面临着饱和经济停滞的局面，他们注意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迫切希望同中国展开经贸关系。

当时法国总理巴尔率团访问中国，随行人员中不仅有法国的外交部长，就连法国的外贸部长安德烈.罗西夫妇也在其中。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自到机场迎接，双方寒暄了一阵后，当巴尔注意到了人群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时，立即高兴的上前握手：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很高兴与你会晤。”

巴尔来中国之前，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因为谷牧当时主要分管的正是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中国显然也注意到了法国的热情。

访华结束以后，巴尔对华国锋提出了回访的请求，不过那时华国锋日常工作很忙碌，经中央讨论后决定，派谷牧率团去。

谷牧那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安排这个任务，当邓小平找到他，要他谈对西方国家的看法时，谷牧毫不犹豫的说了一句：

“依我之见，腐朽的资本主义只会让他们越来越落后！”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

“我看未必，俗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怕见到西方社会后，是李鸿章去纽约，半天说不出话。”

一句话，也彻底打开了谷牧的心扉。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建议是以你为团长，组个考察团，去西欧看一看。”

谷牧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

“没问题，我一定借这个机会，好好观察西方社会。”

在七十年代后期，虽然也派出过不少代表团赴世界各国考察，但国务院副总理领衔率团出国考察，在当时这还是首次。

无疑这次考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1978年，那时全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5亿，据说整个代表团为了准备出国的经费，还是通过好几家银行拼凑起来的，不少代表团的成员在时隔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次出行，仍然有很多感触。

“代表团出国之前，我们对国外的认识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而我们非常好。他们出去以后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经济很发达，并且很多人都非常热切盼望和中国做生意。”

据代表团成员，后来曾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回忆：

“第一次出访西欧，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亦不免出洋相。有一位不敢吃冰淇淋，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怕冷。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

不要觉得那是在出洋相，而是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据说在1977年，原东北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访问日本，当时日本方面热情的招待了他们，吃饭时端上来易拉罐的饮料，可中国那时根本就没有易拉罐，甚至都不明白，日本人是怎么把钢材压的那么薄，还印上了图案。

那时，国内的罐头还是铁皮盒子焊上去的，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打开。

双方经过十几年时间后，显然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1978年5月12日，谷牧率领着考察团赴西欧各国考察，首站就抵达了法国。

时任法国总理的巴尔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这无疑应该算得上是超高规格接待了，毕竟谷牧只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在后来会谈时，法国总理巴尔强调：

“谷牧是代表总理来的，要按照总理的标准接待。”

按照惯例，警卫员是不允许上桌的，但据谷牧的警卫员袁增春回忆，当时他也在宴会的桌子上，尽管中方当时派出的是超高规格的代表团，但法国所用的接待标准并不是对等的，而是超出的。

其实不仅仅是法国，谷牧当时一共去了西欧五个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瑞士、西德，每一个国家都用了超高规格的接待标准。

在比利时、丹麦，他们都是首相亲自迎接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甚至在皇宫中举行宴会来招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

据代表团成员，主管山东经济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谈了西欧各国这次超高规格招待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我“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欧洲的政策效果很好；从经济上看，1974年石油危机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停滞和萧条状态，开工不足，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出现过剩，急于找出路。而我国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

简而言之，当时的西欧各国都热切期盼能够同中国展开经贸合作，甚至直白的表示：

“你们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

在法国，谷牧同法国总理巴尔谈，本来按照流程应该先谈政治问题，但巴尔直接略过了这一话题，他直接开门见山：

“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

法国总统德斯坦后来在会见谷牧时也直截了当的说：

“法国的东西那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还能在哪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与合作。”

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代表团还没有回国，法国银行的董事就已经飞到了中国，直接表示要提供25亿美元的贷款。

到了西德以后，西德提供的显然比法国更多，因为西德各州都有很大的权限。

比如在黑森州，州长当着中国代表的面直接表示：

“我们可以直接存200亿美元到银行，供你们直接使用。”

到了北威州后，州长更大方：

“如果你们要用50亿美元，可以直接拍板定下来，如果需要用200亿美元，则在宴会后1个小时内谈判即可决定。”

尽管宴会上的戏谑之言不可作数，但也让谷牧深刻的认识到，他们急需要为他们过剩的产品、技术、资本找出路。

日本的工业水平发展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中国，那么西欧各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从出发之前，谷牧就已经定好了内心的想法：

“反正国家的外汇都已经花了，那我们就应当尽量多看多学一些。”

当时的中国确实应该打开新的思想观念。闹笑话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看清差距，然后还要具备迎头赶上的勇气。

回国后，在谷牧的指导下，代表团一行人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中央，尽管已经竭尽可能的用朴实无华的词句描述，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份报告中的内容还是让人赶到了震惊。

从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走遍了西欧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也看到了我们同西欧各国之间的差距。

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供分析。

杨波记得很清楚，瑞士伯尔尼一个低水头的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而我国江西水口发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员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谷牧后来也在报告里提到了这个低水头发电站，他注意到水电站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的时候也没有人上班。

从某种程度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

同样的还有钢铁生产。

法国马赛的一家钢铁厂，年产350万吨钢铁，但职工数只有7000人，当时国内武钢年产钢铁230万吨，职工却有6.7万人。

西德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00万吨，职工数20000人，西德一家电力公司所属的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职工却只有2000人，更为关键的是，其中生产工人只有900人，其余大部分是维修人员，占全部人数的40%，煤矿上最大的轮式挖掘机，只需要五个人就能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

可我国的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工人，这其中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欧各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发达，并且已经形成了网络，而在七十年代的中国，高速公路还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那时的中国，连一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

七十年代的西德，高速公路只占全国公路的2%，但运输量却占全国总货运量的三分之一。

当时杨波认为，山东的公路建设在全国已经算是名列前茅，可到了西欧国家以后才发现，双方的差距确实很明显。

谷牧回国以后，在报告中详细的说明了考察的经过，并做出了结论：

“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欧国家完成这些建设，也不是一两天之内就完成的。

整个西欧在二战中被毁坏相当严重，当时中国代表团到了西德以后，杨波从大使馆借来了几部反映西德建设的纪录片，从纪录片中不难看出，战争结束后，西德的整体环境也很差，到处都是毁坏的房屋，在城市老百姓没有房子居住，甚至连吃的也很少，不少城市的人都是赶着马车、牛车到农村去找吃的，当然农村的环境不见得有多好，那时西德的农民耕地还用不上拖拉机，生产力同样很底下。

固然，西欧的发展同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息息相关，但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仍然还是要靠自身努力。

据杨波回忆称：

丹麦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只是靠从1957年到1970年这14年的时间，这14年的时间，丹麦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2%，工业产品出口额增加了5倍，在整体出口商品的占比中，工业产品也占据了绝大多数。

尽管代表团绝大多数成员在出国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所见所闻还是让他们有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

1978年6月6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在回来的路上，成员们就开始热切的讨论，这份报告应该如何写？

当然，不仅仅是要把所见所闻写进去，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国内的困局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既然西欧各国的产品、技术、资本可以拿来利用，但如何利用，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就发展科学技术，改革国内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问题，谷牧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1978年6月22日，这份报告递上去以后，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同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专门听取谷牧此次西欧之行的所见所闻。

谷牧记得很清楚，这次会议开了特别长的时间，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了半夜11点。

在这次会议上，谷牧连续不间断的做了七个小时的汇报，其中有在西欧各国的所见所闻，还有就具体经济改革方面给出的意见，可以说是打破了一贯的禁忌，酣畅淋漓的谈了自己的想法，几位老帅也在会议期间不时地发言，谈了一点自己的感想。

聂荣臻元帅在会上旗帜鲜明的表态：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到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

“谷牧同志的考察报告，想必大家都已听到。这次西欧之行，着实有点出乎意料！以前总觉得自己和西方差距没那么大，现在看来，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喽！有差距就承认，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再不有所行动，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被人家远远甩在身后！看来，是时候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啦！”

邓小平对谷牧的汇报很感兴趣，在会议结束后还专门找到他谈话，并表示：

“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谈判到成交的时间。”

同年7月下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又一次在会上做了汇报，并敞开思想着重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次务虚会前后开了20多天，尽管囿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家仍然没有展开来谈，但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大家仍然是畅所欲言，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外国的研究。

“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在这历史的关头，谷牧的一次西欧之行，成为了打开中国经济发展治理，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彻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