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诸多将领中，要比偏执，黄维认了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他有个外号叫做“书呆子”，就因为太过墨守成规，凡是他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凡是他认为错的事情就一定不会妥协。

这样的性格并不是说不好，只是在国民党中混不开，这点从黄维的资历与待遇严重不对等就能看得出来。

他是黄埔一期生，并且在1938年就担任了国民党王牌主力十八军军长，看起来绝对前途无量，然而却在1943年因为被何应钦举报吃空饷而丢了兵权。

这就奇了怪了，在国民党中吃空饷的现象屡见不鲜，蒋介石都不怎么管，更何况黄维吃空饷是为了给军中补贴。但最终结果还是黄维被调任，这就足以证明黄维在同僚、上级中的人员关系不好，没人去保他。

此后黄维多年都在后方训练士兵，直到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才重新担任了第12兵团司令长官。他能重新出山，还多亏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第12兵团的根基是18军，但组建时隶属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战斗序列，陈诚推荐了胡琏来担任兵团司令，白崇禧坚决不同意。何应钦因为跟陈诚对立，因此与白崇禧联合推荐罗广文。几方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蒋介石只能把黄维这个18军的老军长抬了出来。

不过黄维这个兵团司令长官也没当多久，很快就在双堆集被解放军打败，黄维被俘后，得知最后与他对阵的是老同学陈赓，他长叹一声：“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陈赓是我同班同学，当年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

后来黄维就被关进了功德林接受改造，说是改造，他却一直不愿配合，经常被批评是顽固派的典型，这些他也不管不顾，后来更是用研究永动机来逃避改造。因此他一直磨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被特赦。

重获自由后，我党待黄维也不薄，让他先后担任了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这些优待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对很多人、很多往事慢慢也就看开了。唯独面对两个人，黄维一直保持着死脑筋，此后每次相见他都会默不作声，然后怒目而视。

这两人一个名叫郭汝瑰，淮海战役中是负责作战部署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另一人名叫廖运周，淮海战役中是12兵团110师师长。

黄维深恨这两人坏了党国大事，那么他们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现属重庆）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父亲本希望他能够从医，不过他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没有选择父亲为他选的道路。

他的堂哥郭汝栋是川军中的师长，在堂哥的引导下，郭汝瑰与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等六名川军军官共同成为了黄埔军校五期生。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郭汝瑰由此开始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并于1928年5月秘密入党。

可惜当年时局混乱，郭汝瑰很快就与我党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回到了川军堂兄处。没想到后来堂兄为了权力也日益反共，郭汝瑰便前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学生大部分愤而退学回到国内，郭汝瑰顶替一名保送学员的名额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由此开始在国民党中崭露头角。

他凭借优异的表现获得了陈诚的赏识，逐步成长为陈诚“土木系”的十三太保之一。

这段时间郭汝瑰虽然没有与我党重新建立起联系，但他为抗日所作的贡献也足以令人敬佩。他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多次大型会战，提出过很多重要的军事建议。

他参加淞沪会战时留下的那封绝命书，我每次看完都会热血沸腾：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郭汝瑰在国民党中愈加受重用，就愈加认识到国军中的腐败，他刚接任暂5师师长时清点人数发现只有三千多人，但上一任师长报上去的却是七千多人，并不是因为战损，纯属是吃空饷。这样的行为在国军里特别常见。

后来蒋介石在抗战未结束时就已经着手准备打内战了，郭汝瑰闻讯更是生出厌恶之感。他这几年偶尔听到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非常进步，感觉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那边，因此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能恢复联络。

1945年4月他通过任廉儒与我党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搭上了线，本来他想要去延安，不过中央认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中更为合适。

于是他就继续留在了国民党，靠着陈诚的赏识，职务越来越高，后来就负责作战厅的工作。

淮海战役时期，国民党的所有作战计划都由作战厅发布，郭汝瑰每次都将国军的作战计划送到我党手中，所以国民党的动向在解放军眼里可以说就是透明的。

解放军每次都能打胜仗，固然有战士们英勇、指挥官出色的因素，但郭汝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也就无怪黄维得知郭汝瑰的身份后，心中深恨之。

廖运周1903年出生于安徽凤台，1926年考入黄埔第五期，与郭汝瑰还是同期同学。他在1927年秘密入党，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秘密潜伏，只与中共北方局军事部书记朱瑞单线联系。

前期他级别比较低，接触不到什么核心消息，只能是传递自身部队的动向，让我军能避开锋芒。

抗战爆发以后，廖运周英勇对抗日寇，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靠着战功逐步升至110师师长。

本来早在1946年廖运周就准备在豫北起义，没想到蒋介石突然就把110师调到了山东，起义之事就暂且搁置了。

到了山东后，廖运周也在默默为我党做事，比如某次国军准备合围我宋时轮部，廖运周得知后连夜将情报送出，宋时轮连忙率部转移，全军得以避开一劫。陈毅、粟裕还特别接见了传递情报之人，夸廖运周做得好。

1947年秋，廖运周再一次请示准备起义，邓小平认为应该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在最有利的时机，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因此廖运周就等到了1948年的双堆集。

1948年11月，110师所在的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围住了，黄维察觉到了情况不妙，便决定从4个军中各挑一个主力师，让4个师开路突围。110师由于战斗力强，也被选中了。

黄维兵团武器精良，且没遭受到大的打击，如果真的让4个师一同突围，我军恐怕拦不住。这时廖运周找到黄维献计，说：4个师一同前行的话，在狭小的地带施展不开，不如用一个师打前锋，其他3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进展得手，后面的3个师迅速跟上，以扩大战果。我部愿意做全军的开路先锋。

黄维一听非常欣慰，没想到党国之中还有如此忠勇之士，于是当即同意了廖运周的策略，并表示所有武器随你挑。

结果廖运周与我军联系，率部抵达6纵阵地后当即起义，堵上了这个口子。这样一来黄维的部署全盘被打乱，再也没能找到这么好的突围机会。

最终经历过大战之后，黄维带着少许人乘坐坦克出逃，没想到坦克却在半路抛锚了，黄维就成了俘虏。

对于廖运周这个让自己被俘的重要人员，黄维当然一直记在了心里。

黄维向来比较讨厌军统，在功德林里还跟军统人员打过架，但是几十年过去大部分都放下了，他还跟军统重要人物文强成了好友。这两人都是死硬顽固派，一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

后来文强看到黄维对廖运周及郭汝瑰的态度，便劝他算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结果黄维却昂起脖子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这个傲娇劲也比较有趣，其实抛开阵营来说，黄维倒是一个很称职的军人，只可惜他选择了人民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