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0日，一代战将王近山病逝。王近山的老领导、时任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亲自审阅了王近山的悼词。悼词上写着王近山的历任职务：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军区副参谋长。邓小平斟酌了半天后，拿起笔来将“副参谋长”四个字划掉，改为“顾问”。并指示，王近山的后事按照大军区领导规格办理。这样，王近山的待遇就由军职调整到大军区职。

王近山逝世讣告（文中的“部”是1977年公布，不久就取消的“二简字”）

有文章说，自此我军开始实行顾问制度，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实际上，在王近山将军去世前三年，我军于1975年就已正式建立顾问制度，这是解决当时许多老干部工作和待遇问题的临时性措施。而在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我军也曾有过顾问，只是还没有形成制度。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28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从事情报工作。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于是请求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仍实施错误指挥，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可以说，李德是我军的第一个顾问，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此后，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李德被任命为延安军事学院的教授。

李德在陕北，此时已穿上八路军服装，佩戴“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当时的东德逝世，终年74岁。

爱新觉罗·载涛，清道光帝之孙，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清光绪帝异母弟，清宣统帝溥仪的叔叔。那么，这么一位清末王爷，晚清重要军政人物，怎么和我军顾问联系起来呢？原来，载涛自幼练习武术喜爱马匹。早年曾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研修骑兵战法、相马理论、改良马种及驯养军马知识，对马特别是军马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其“相马术”更是闻名京城。

1910年5月17日清禁卫军大臣载涛访问法国陆军文森军营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将载涛安排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并提出请他写提案为新中国出力的要求。载涛深感周总理的知遇之恩，立即写出了“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提案。很快得到政协军事组的认可，上报中央军委。毛主席阅过提案，建议任命载涛为军委马政局顾问并转发朱德总司令交炮兵司令部落实。军委马政局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马政局”，隶属于军委炮兵司令部，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

军委马政局办公地点（右为郑新潮局长）

载涛欣然接受这一任命，并诙谐地笑着说：主席给的官并不大，也不过是个“弼马温”，怎么也比不上当初张作霖、土肥圆和宋哲元许诺的官职，那时我决心归隐，再大的官也打动不了我的心，而如今则不同了。共产党、毛主席为了穷苦大众，为了民族事业，我怎能安心袖手旁观呢？他愉快接受了“弼马温”这一职务。1950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委任状，任命载涛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手捧毛主席发给他的委任状激动得老泪纵横，说：“知我者毛主席、周总理，我一定为我军的军马事业作出贡献，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

毛主席亲署委任载涛为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委任令

作为炮司马政局顾问，载涛尽心尽职，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马政事业中来。他不顾自己的花甲之龄，奔赴于东北、西北等各大军马场，视察调研并开展改良马种的各项工作，受到部队上下的尊敬。

可以说，载涛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最早正式任命的顾问。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当时并没有形成顾问制度。

载涛（右二）与军委马政局局长郑新潮（左一）等在马政局办公室合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周恩来总理多方协调苏联专家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在军事斗争和国防装备领域积极争取苏联的技术援助和人才支持。据《徐向前传》记载，“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军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空军、海军。”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军委聘请了几批苏联专家到各军兵种担任顾问。”（见《陈锡联回忆录》）另外，中央军委各总部也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比如：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加强总参谋部建设，聘请了顾问尼哥尔斯基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1950年开始，总政和总干都聘请了苏联顾问。”（见《罗荣桓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于1950年7月即建议中央同意“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聘请十五个至二十个空军顾问”。1950年8月，周恩来致电苏方，提出由于在中国华东和东北“必须建立可靠的防空指挥和通讯联络机构”，因此“有补充聘请军事顾问人员之必要”，拟聘计划为“军事顾问64人，其中军区顾问26人，空军顾问38人”。

50年代苏联专家在沈飞(112厂)参加建设劳动

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并没有计划，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同苏联方面商定。苏军在华的顾问，每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个别年份略高一些，他们主要分布在机关院校。苏军顾问的任期一般为1至2年，个别短则几个月，长则四五年。当时，中苏两党两军经过协商，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设总军事顾问，在各军种、兵种、大军区分别设首席军事顾问。

陈赓大将与哈军工的苏联专家顾问团首席顾问们

苏联军事顾问，对于建国初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了很大的帮助。遗憾的是，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后，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单方面发布照会，宣布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顾问制度酝酿于1973年，始建于1975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许多干部大批解放，需要重新安排工作。有的干部年事已高，不宜再安排在领导班子中，但身体状况较好，还可以为军队建设做工作。1973年12月，总参谋部领导提出有的部局可以考虑设顾问。总政治部干部部研究，认为有的部局设顾问可以试行。总政治部领导批准可先在个别部局试行，取得经验后再论。不久，批林批孔开始，干部任免调配停办，到1975年顾问制度才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70年代的叶剑英

在1975年的军队整顿中，正式建立了军队顾问制度，这是解决“文革”中干部大量超编问题一种临时的、特殊的办法。1975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出，为妥善安排军队的超编干部，建议设顾问和分配一些同志做研究工作。7月14日，时任总参谋长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关于设顾问的建议。7月27日，总政治部根据中央精神，提出《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对顾问的设置范围、职责和条件做了明确的规定。8月7日，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军队中设置了顾问。设置的范围主要是中央军委、各总部及其二级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及其司政后机关、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省军区和军分区及相同级别的警备区、有关院校等。顾问的职责是为同级党委提供咨询建议，当参谋，按原来的职级享受生活待遇，享受同级党委成员的政治待遇。有的单位顾问较多，还设置了顾问组长，顾问组长列席同级党委会议。

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

1975年8月至10月，中央军委任命军委及各大单位顾问：

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王建安；

总参谋部顾问：傅秋涛；

总后勤部顾问：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喻缦云（1975.12）、阎捷三（1976.1）；

海军顾问：潘焱、曾克林、郑国仲、张汉丞、彭林；

空军顾问：邝任农、薛少卿、周彪；

炮兵顾问：匡裕民、刘禄长、李信、丁本纯、陈锐霆；

第二炮兵顾问：查国桢、熊伯涛、金如柏；

装甲兵顾问：张文舟、顿星云、黄祖华、孙三；

工程兵顾问：胡奇才、王耀南、曾旭清；

铁道兵顾问：崔田民、刘金轩、肖春先、王贵德；

军事科学院顾问：王新亭、阎揆要、陈漫远、王蕴瑞；

国防科委顾问：罗元发、张贻祥、彭方复；

沈阳军区顾问：罗舜初、王辉球、曾雍雅、唐子安、吴习智、刘永源、游好扬、刘转连、李少元、汪家道；

北京军区顾问：吴先恩、肖文玖、杜文达、徐深吉、张南生、陈祥；

济南军区顾问：杨国夫、傅家选、成少甫、孙继先、陈美藻、李勃；

南京军区顾问：廖容标、刘昌毅、胡大荣；

福州军区顾问：卢胜、詹化雨、何云峰；

广州军区顾问：吴富善、彭嘉庆、陈海涵、颜德明、肖元礼、晏福生、邓逸凡、庄田；

武汉军区顾问：杨秀山、闵学胜、雷起云、潘振武；

昆明军区顾问：崔建功；

成都军区顾问：李文清、郑本炎、余述生、余洪远、谢云晖、欧阳平、徐成功；

兰州军区顾问：张藩、杨嘉瑞、李虎、郭鹏、王德润、伍生荣、谭开云、兰文兆、刘建功；

新疆军区顾问：刘发秀、陆敬轩、胡华居、熊晃。

以后，各大单位又陆续调整增补了一些顾问，如1978年后总参谋部增补顾问刘少文、孙毅、周士第、孔原、江文等。

总参谋部顾问孙毅题字

此外，各总部二级部，大军区、军兵种司政后机关，大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海军舰队、军区空军、省军区、警备区及其司政后机关，军事院校、总医院、后勤分部等，也都设置了顾问。这些单位的顾问分别为兵团、军、师职，一般来说：海军舰队、军区空军顾问多为正兵团职；大军区、军兵种司政后机关和省军区、警备区顾问为正、副兵团职，正、副军职；省军区后勤部、后勤分部顾问为副军职、正师职等等。

1978年8月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专门写了“顾问”和“军事科学研究干部”两章，使顾问制度在法律上确认了。

其中，有关顾问的条款：

为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对于因领导班子员额的限制，或担任实职有困难的干部，可以分配担任顾问。顾问为在编干部。

配备顾问的范围：　　

中央军委；　　

总部、军区、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委、国防工办；　　

海军舰队、军区空军；　　

总部的二级部；　　

师级以上院校；　　

省军区及其相当单位（不含陆、空军的军）；　　

省军区和相当省军区（不含陆、空军的军）以上单位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军分区、后勤分部；　　

总部、国防科委、军区、军兵种直属独立的师以上单位（不含部队）等。

上述单位可以配备顾问若干名。有三名以上顾问的，设顾问组长。

各级顾问配同级或高一级干部担任。兵团以下单位的顾问，要基本上能坚持正常工作。顾问按原职待遇。　　

已批准离职休养的干部一般不再安排当顾问。

条例规定，顾问按原职待遇。也就是说，同一级别机构的顾问，其职级待遇可能不同。如同是正军级单位，顾问有兵团职，有军职；正师级单位，顾问有军职，有师职。如：总后勤部正大军区职顾问周文龙、北京军区正大军区职顾问徐深吉、沈阳军区副大军区职顾问邹衍、武汉军区副大军区职顾问张日清；海军正大军区职顾问彭林、空军正大军区职顾问邝任农、铁道兵副大军区职顾问王贵德；军事科学院大军区职顾问钟期光、军事学院副大军区职顾问阳震、政治学院正大军区职顾问谢友法；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军职顾问汪荣华，总参通信部正兵团职顾问黄萍，总参军训部正兵团职顾问刘少卿，总参测绘局副兵团职顾问刘良，总参通信部司令部正军职顾问俞涛，总参炮兵部正军职顾问杨庚午，总参装甲兵部正军职顾问姜守仁，总政宣传部正兵团职顾问刘汉，总政文化部正兵团职顾问李伟，总后军事交通运输部正兵团职顾问贺盛桂，总后卫生部副兵团职顾问桂绍忠，总后军需生产管理部正军职顾问于华亭；海军后勤部正兵团职顾问蔡长风，海军航空兵部副兵团职顾问赖金华，海军北海舰队正兵团职顾问宋景华，海军东海舰队副兵团职顾问李文模；空军后勤部副兵团职顾问王建中，北京军区空军正兵团职顾问张希庸，南京军区空军副兵团职顾问王明礼；北京军区司令部正兵团职顾问李健，北京军区工程兵正军职顾问张宝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军职顾问张才珠，济南军区政治部副兵团职顾问罗通，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兵团职顾问李大清，南京军区炮兵副兵团职顾问张新华，广州军区工程兵副军职顾问黎正祥，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兵团职顾问赵复兴；军事学院训练部副兵团职顾问张伯达，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副兵团职朱松岭，南京外国语学院副兵团职顾问陈皓，空军学院正兵团职顾问方子翼，炮兵学院正军职顾问许欣之，第二炮兵学院正军职顾问张亚雄，海军政治学院副军职顾问曹一民，军事医学科学院副兵团职顾问吴之理，第二军医大学副兵团职顾问方震、成都军区陆军学校正军职顾问丁国文；北京卫戍区副兵团职顾问王世延，上海警备区正军职顾问胡守富，天津警备区副军职顾问张震宇，四川省温江军分区副军职顾问王永生，河北省邢台军分区正师职顾问袁光兰，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副师职顾问王占山；成都军区后勤第三十七分部副军职顾问李树勋，济南军区后勤第十分部正师职顾问陈明，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顾问刘和成，成都军区川藏兵站部副师职顾问康理，等等。

当时全军各级有多少顾问呢？目前尚无准确的数字。据原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回忆：“全区自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设置顾问以来至1980年春已经为师以上单位和部门配备了620多名顾问。”当时有11个大军区，8个军兵种，加上中央军委、三总部、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和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等，以及各大单位所属各级机构，那么全军少说也有好几千顾问。

一般来说，当上顾问就是任职的最后一站了，从顾问位置上退下来也就离休了。但也有少数例外：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陈再道，当顾问两年后又重返一线，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军事科学院顾问陈漫远，后任复建的后勤学院（大军区级）院长；总后勤部顾问李雪三，后任后勤学院副政委；总后勤部顾问阎捷三，后任后勤学院副院长；总后勤部顾问李耀，后任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武汉军区顾问杨秀山，后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后勤学院院长，等等。

1978年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前右2）在新疆南疆线视察

我军自1975年建立顾问制度，到80年代中期，已经过去10年了，各级顾问年事已高，精力、体力大不如前。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讨论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减少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并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会议确定了搞好改革体制，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1985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军队当时的情况，本着减少干部数量，精干领导班子，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充分发挥主官和机关职能作用的原则，重新颁布《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编制标准》，从编制上取消了除中央军委外其他各级顾问，从而中止了各级顾问制度。从1985年7月后，各级领导机构不再设顾问。取消顾问制度后，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也减少好几人，更为精干、集中。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