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召开华北“剿总”会议，宣布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举行了入城仪式，标志着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的落幕，标志着从这天开始，长江以北除了少部分城市仍在国民党当局手中外，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也开始为自己准备退路，他们将目光放在西南地区，并积极囤积兵力，企图负隅顽抗。

图|卢汉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内部中有很多势力也纷纷开始“异动”。从1949年初开始，川军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先后通过民盟与中共取得联系，并积极筹备起义事宜。为了破坏蒋介石的企图，以期全国和平解放的局面能够顺利实现，中共方面授意地下党同志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以争取他们能够在恰当的时机起义。

中共西南地区地下党同志考虑到时任国民党当局云南省主席卢汉的态度并不明了，思来想去只好委托民盟成员、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杨维骏负责与卢汉联系。

杨维骏不仅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父亲杨蓁原来是滇军中的高级将领，和卢汉一样都是出自于云南讲武堂，中共华南局认为，以杨维骏的身份，用于劝说卢汉起义，是一招不错的妙棋。

后来，杨维骏与卢汉约见，一见面卢汉就表现出友好的姿态，还主动问他：

“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共产党员被关押着，都可以告诉我，我去把他们放出来。”

时隔多年后，杨维骏老人回忆起当年与卢汉接触的经过，仍然记忆犹新，卢汉其实是想用这样的姿态来表明，他有亲共的立场，杨维骏回去后，立即给民盟的总部写了一封信，阐明说服卢汉起义的可行性。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杨维骏的判断无疑是相当精准的。

只是对于卢汉来说，从他内心产生触动到彻底下定决心起义，前后还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卢汉所属的滇军并非是国民党军嫡系，是以遭到蒋介石多番猜忌。

过去治滇时，卢汉曾是龙云最得力的助手，况且两人还有表兄弟关系，是以两人相处十分和睦，据卢汉的女儿卢国梅回忆：

“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也因有长期主滇的经历，卢汉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望。抗战爆发后，龙云主持将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58军、60军出云南抗日。

图|龙云

卢汉率领滇军60军在抗战战场上打出了赫赫威名，特别是在著名的血战台儿庄中，参加了攻防最惨烈的禹王山阻击战，战后不久，60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紧接着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龙云兼任总司令，主动辞职后，由卢汉接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9月，因日军从越北登陆，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紧急下令，调卢汉的60军火速回援，并下令任命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到年底时，蒋介石下令将驻守中越边境的军队扩充为滇南边区总司令部，卢汉任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九集团军，1945年3月，滇南边区总司令部再次奉命扩编为中国第1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

一直到抗战末期，卢汉手中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滇军，甚至于在云南的中央军嫡系，也受他指挥。

尽管龙云、卢汉在整个抗战时期，竭力抵抗蒋介石的渗透，但最终还是麻痹大意上了当。

1945年8月15日，抗战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下令调卢汉的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受降，龙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在云南有大的举动，强烈要求留下滇军三个师看家，还密令卢汉“如果有事，立即返回”，但蒋介石假意许诺：“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返回云南”，麻痹了龙云，以至于他对蒋介石后来的举动没有提前察觉。

早在4月，蒋介石就秘密将中央军驻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召到了重庆，并嘱咐他：

“目前准备对日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是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调遣龙云。于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决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三日内到重庆。”

杜聿明本主张和平解决龙云，但对蒋介石的命令却又不能不听。

图|卢汉与滇南美军总司令加里阁合影

1945年10月3日，杜聿明派兵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外云南全部地区，事变发生后，尽管龙云采取了积极应对，并与与二儿子、暂编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和滇军名将张冲会合后，立即向卢汉和各县发“勤王”的电报，但可惜这时电报已经无法发出。

10月6日，龙云被迫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参议院撤销后，成立战略顾问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龙云以副主任身份代行主任之职，等于说被解除了兵权。

尽管蒋介石很想除掉龙云，但不得不考虑在近30万滇军中，龙云还很有影响力，因此不得不给他一个“高位”。

龙云被软禁后，卢汉的处境也很危险，蒋介石在解除龙云职务后，立即下令以卢汉任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但卢汉那时人在越南，蒋介石直接以李宗黄代行省主席职务，并下达手令云南省军队由杜聿明收编。

面对此情形，卢汉也不得不小心应对。

1945年11月，蒋介石召开复员整军大会，卢汉也返回云南，与龙云暗中会面，龙云已经意识到，蒋介石为人很不可信，于是嘱咐卢汉：

“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的军队仍留在越南，暂勿回滇，看看会议发展情况；如果国内实现和平，即可回滇进行复员退役工作，恢复地方秩序。万一破裂，你们就在越南通电反对内战，与各民主党派统一行动。你们可以立即通电反蒋，打回云南，肃清蒋介石在云南的一切势力。”

图|曾泽生将军率60军起义后讲话

尽管卢汉接替了龙云的职务，但在很对事情上都身不由己，特别是调滇军入东北一事上，龙云曾建议曾泽生，借口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气候，拖延到东北，但在蒋介石强令下，卢汉、曾泽生也不得不妥协。

那时的卢汉在态度很犹豫，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他一方面，谋求壮大自身的实力，另一方面，他也在观望，力求能在混乱的局势中寻找一个方向。

据卢汉的女儿卢国梅回忆：

“蒋介石也查觉到了我父亲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他一直保有防备。”

据卢汉的副官杨治华老人回忆，1947年9月，卢汉慰劳滇军六十军，在给下属的军、师、团长讲话时强调：

“审时度势，保存实力，万不得已，自谋生路。”

卢汉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开始主动与中共联系，1948年，卢汉派出手下师长邱秉常到宣威县任县长，并与中共滇东北地委取得联系，双方共同建立起临时政府，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当局，中共滇东北地委甚至还几次派人到昆明卢公馆，双方共同协商起义事宜。1949年年初，卢汉派93军军长龙泽汇到路南、寻甸与解放军滇黔桂边纵取得联系，并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商谈起义事宜。

据杨治华回忆，卢汉还送了两卡车枪弹给滇黔桂边纵。

“送物资的时候，卢汉吩咐我去查看。为了保密，他派了两名日本司机开车。这两名日本司机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记昌纪，一个叫孙嘎林。”

图|1949年2月昆明中央银行分行挤兑时的场景

1949年2月，卢汉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宋一痕到香港，托民盟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表示愿意在恰当时机起义，党中央毛主席、朱老总还特别指示：

“起义必须等到解放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

相比较于活跃的龙云，卢汉的行动一直很低调。

然而就在双方接触十分顺利的当口，昆明发生了南屏街惨案。

从1948年到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区域金融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云南也不例外，为了从老百姓手中掠夺金银，国民党当局又印发了金圆券，取代了已经贬值流通的法币。

1949年2月初，昆明市面上流通的两种金圆券，一种是上海印刷，一种是香港印刷，两个版本的花色各不相同，本来两种货币都是属于真币，但因为国民党当局信息滞后，云南地方只收到了上海印制的样币，对于香港印刷版本一律视为伪币。金圆券本就贬值飞快，这样一来老百姓更加不信任金圆券。

2月12日，一名商贩手持香港版本金圆券到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兑换，因银行职员不认识，被定为伪币加以驱逐，消息传开以后，老百姓出于恐惧，纷纷赶在当天银行下班之前挤兑，因为银行方面不予兑换，愤怒的百姓直接冲进了银行进行打砸。

银行报警后，云南保安司令部会同昆明市警察局立即出动，当场逮捕了200余名挤兑的老百姓，云南省主席卢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驱散群众，并张贴布告，大概是因为事发太突然，卢汉对该案草草审理后，下令枪毙其中为首的21人。

事实上据后来调查的情况来看，被枪毙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无辜的老百姓。

图|南屏街银行大门口的告示旧照

南屏街惨案发生后震动全国，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慨，众人纷纷谴责卢汉滥杀无辜。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警告杀人犯》之短评，痛斥卢汉草菅人命，随后新华社刊发的国民党当局第二批战犯，卢汉名列其中。

而对卢汉是否起义的态度，包括民盟在内的中共地下党也都产生了疑虑。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杨维骏立即给民盟总部写信，表示卢汉有变，自己也趁机离开了云南。

中共的态度十分严肃，也让卢汉心下慌张起来，他赶紧派人去找杨维骏，重新申明自己的主张。

杨维骏后来回忆：

“这次见面，他的态度很明朗。此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见一次面，有时我去，有时民盟的其他人去和他见面。”

杨维骏帮助卢汉起草了一个起义纲领，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一份送到了香港华南局，并报送在北平的中共中央。

尽管其中有些许小波折，但整体上局势保持了平稳。

对于卢汉而言，最难应付的莫过于潜伏在云南的保密局特务。

图|沈醉

卢汉的女儿卢国梅回忆：

“当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就在卢汉悄悄给滇黔桂边纵运送弹药的时候，就已经被沈醉给察觉了。沈醉将消息报告给了毛人凤。

沈醉为人很精明，随着他打探到的消息逐渐增多，他越来越觉得卢汉更加不可靠，据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回忆：

“8月份，我父亲当时给保密局汇报时说，赶快让第八军军长李弥替换卢汉，卢汉已经靠不住了。”

就在这时，卢汉收到了一封电报，是蒋介石专门发过来的，要他到重庆会晤。

就在半个月前，即8月13日，龙云等44人在香港宣布起义，表示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蒋介石心里很着急，他想到了在昆明的卢汉。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卢汉心知肚明，如今起义时机尚未到，贸然宣布势必失败，而自己去重庆，万一被蒋介石软禁，那一切谋划都将付诸流水。

卢汉抗战时期身体情况就不好，常年患病，这次他想用老招数，他向西南绥靖公署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张群称病，表示去不了重庆，但这一次蒋介石是铁了心要他去，甚至派人传话：

“你带病也得来见我。”

“当时卢汉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反对他去重庆，担心他去了就会有性命危险。”

杨维骏老人后来回忆：“卢汉整晚思来想去地睡不着，最后他决定还是去重庆。卢汉觉得如果不去，就等于公开翻脸了。“

临走时，卢汉嘱咐身边的人：

“现在起义还没有准备好，只能先去。如果我去了被拘留，我就用卢汉的名字发电报来。如果没有被拘留，我就用卢永衡的名字发电报回来。”

蒋介石确实已经计划好了要对卢汉下手，危急时刻，是张群出面劝阻了蒋介石。

张群与卢汉是老相识，两人交情很深，他觉得以他对卢汉的了解，不至于会投共，因为卢汉的妻子与两个儿子还有全部财产都在美国，况且贸然对卢汉下手，万一引起云南大乱就不好了。

也是受张群影响，蒋介石最终没对卢汉下手。

1949年9月6日，卢汉到重庆面见蒋介石，一见面便痛哭流涕，哭诉在地方当官很受罪，没兵、没权、没钱，哭的蒋介石也很动容，答应给他钱，但同时提出条件：

“你要抓捕云南当地的共产党与民主人士。”

回到云南后，卢汉一面布置搜捕，一面通知在云南民革的负责人，随后的“九九整肃”中，抓捕的400余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共产党与民革人士。

可随意糊弄搪塞，是瞒不过蒋介石的。

蒋介石下令给卢汉，要他杀一部分人，甚至派毛人凤来昆明组建临时指挥部，胁迫卢汉在抓捕的400人名单上签字，卢汉心里很清楚，这是为了断绝他的后路。

沈醉的女儿沈美娟也称：

“这是增加卢汉投共的障碍，身上有血案，抓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就不会接受他的投共了。”

考虑到云南局势紧张，民盟与中共也不清楚卢汉的态度，只好再度隐藏起来。

毛人凤在云南，天天逼迫卢汉在处决名单上签字，但卢汉每次都以杀人太多为理由搪塞，逼得急了，卢汉就以辞职威胁，这下毛人凤也无计可施，但他心里很清楚，卢汉这时已经不可靠，所以临走时给沈醉下令：

“你必须做好随时暗杀他的准备。他只要一有行动，你接到命令，就干掉他。”

1949年11月初，李宗仁路过昆明去香港，卢汉向他请示释放被关的400人，李宗仁后来了解到这些人只是社会贤达、工人、学生，于是下令释放。为了策动起义，卢汉后来干脆称病在家，暗中谋划。

这时候卢汉起义基本上已经是水到渠成。

图|卢汉到城外迎接人民解放军

可就在起义时，卢汉又干了一件事。

1949年12月9日上午，张群为劝说卢汉西迁，专程赴昆明，但卢汉那时已经决定起义，直接下令软禁了张群，当天晚上，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及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被卢汉扣押。

当时被关在卢公馆的2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都签字同意起义，只有张群不肯，念及多年情谊，卢汉最终选择放掉了他，并亲自将他送上飞机。

沈美娟称：

“这是卢汉最大的失策，因为中共中央知道卢汉起义还抓到了张群，当时的想法是张群如果实在不合作，就用他把张学良换回来。知道卢汉把张群放走了，中共中央三天没给卢汉回电。”

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后，中央三天没给他回电，这让卢汉十分着急。

“通电全国起义了，中共不接受他，让他感觉被吊在空中，上不去下不来了。”

据卢国梅回忆：

“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时任西康省主席），让他会同四川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被蒋介石截获。”

图|晚年卢汉与女儿卢国梅、女婿孟宗武合影

事实上就在同一天，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和邓锡侯、潘文华亦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

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从成都凤凰山飞机场离开。

12月11日，党中央毛主席、朱老总致电卢汉：

“昆明卢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到这时，卢汉一颗悬着的心才彻底咽进了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