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鉴于黄龙山区粮食匮乏，不宜久留，而洛川又久攻不下等情况，彭老总决心以三纵围困洛川，主力云集西府地区，威胁并夺取胡宗南集团的补给基地宝鸡，并诱敌第五兵团增援，寻机歼敌一部分。
即后来所说的西府陇东战役。
应该说整个战役计划相当完善，胡宗南听闻宝鸡有失，也有些惊慌失措，立即调裴昌会的第五兵团以及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驰援宝鸡。
可局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很多人预料。
裴昌会的第五兵团一改之前增援洛川时慢腾腾的表现，全力猛扑宝鸡，而一开始预料中的马步芳集团不会卖力增援宝鸡的情况也没出现。
在敌优势兵力进攻下，西野各纵在作战中均出现严重失误，以至于宝鸡门户洞开，彭老总差点遇险。
也难怪彭老总晚年回忆自己军事生涯时，把西府陇东战役列为自己生平败仗之一。
一西北野战军在西北地区作战，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牵制胡宗南集团。
尽管西北地区马家军盘踞多年，但在我军最初计划中，其实并没有把他列为主要的对手，这主要基于一点考虑：
马家军盘踞西北多年，实力根深蒂固，与胡宗南集团本身是有利益冲突的，双方无论哪一个遭到进攻，对方都不会全力支持增援，甚至可能还会落井下石。
不仅如此，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对西北二马采取争取的态度，尽可能的让他们回归人民怀抱。
也许有人会疑惑，要知道当年1936年西路军惨败于戈壁滩上，都是因为马家军的毒手，双方可以说是有血海深仇，也有说法称徐帅当年在太原战役前病倒，所遗憾的事也是不能亲自率部赴西北与马家军决战，为当年战友报仇。
甚至于还有不少说法称，毛主席不允许西北二马“投降”、“起义”。
这样的想法未免狭隘了一些。
徐帅虽然对当年西路军兵败戈壁滩一事耿耿于怀，却从未流露出过所谓复仇的想法，他所有的战略以及政策把控，都是服从中央指示的。
事实上，在西府陇东战役之前，西野就曾争取过马家军。
当时，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率领整编82师以极快的速度就扑到了长武，负责防守的6纵教导旅根本挡不住，很快就放弃了长武县城，计划在长武东南的冉店桥一带抗击。
西野指挥部除了严令阻击部队死守外，还指示时任西野第一副司令员赵寿山给马继援写信。
赵寿山将军原来是杨虎城部出身，后来被蒋介石收编，先后任十七师师长、三十八军军长，1947年3月脱离国民党军投奔解放区，受到毛主席、周恩来高度评价。当时之所以要赵寿山写信给马继援，主要是考虑两人过去是陆大将官班的同学，知根知底好说话。
不过，马继援似乎并不念同学之谊，后来他还很狂妄的表示：
“赵寿山让我去找他，我去了，不过我派去的是骑8旅和青保1团，今后，我还要派更多的人去找他。”
马继援在西府陇东战役之所以如此卖力，自然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毕竟他是在他父亲马步芳的扶持下上位，很多马家军的老人都不大相信他的能力。
另外还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双方信仰原因，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双方本身就有血海深仇，马氏父子唯恐战后遭到清算。
马氏父子的想法，显然是很典型的军阀思维。
二马家军采取顽抗的态度，也给我军解放大西北平添了很多阻碍。
姑且不论西路军时期，就单论西府陇东战役一战，也足以看出马家军战斗力之强悍。
王震在1947年曾率二纵猛攻合水，当时守合水的是马步芳的青马骑8旅的重兵器营和甘肃保安2团，这次战役是西野主力部队首次与青马作战，此战以我军撤围而告结束。
诚然，此战我军不胜，西野装备差，缺乏重火力攻城是个关键，但青马防守顽强，作战强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王震在战后就曾总结：
“合水攻城打援均告失利，影响整个战役，我有责任，唯青马惯打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青马特点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
西府陇东战役以后，彭老总筹划发起渭北战役，打破胡宗南部五个整编师合围黄龙山区，考虑到兵力不够，马家军可能趁隙来攻，所以想让徐向前暂停打晋中战役，把一兵团全部主力都调来西北配合。
不过，这一提议被毛主席拒绝了。
毛主席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西北土地贫瘠，养活不了太多兵力，另外一方面，当时胡宗南集团以及马家军集团实力尚存，如果我军贸然集中兵力，敌人势必也会集中兵力，不利于我军作战。
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西北战场主要承担牵制作用，以配合其他战场作战。
直至太原战役后，华北军区三个兵团全都归了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号角才正式吹响。
从1949年5月20日，一野解放西安以后，遵照中央指示，一野全力向大西北深处进攻，胡宗南集团被迫撤到了秦岭，这样一来，我军在西北战场主要的对手就只剩下了马家军。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就是在兰州解放之前，彭老总曾给中央发去一封电文，坦言攻打兰州只有“六七成的把握”，考虑青马强悍，彭老总甚至准备在攻兰州不利的情况下，将以部分兵力牵制青马，而转攻宁马，先吃弱敌。
应该说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所处的战略角度还是比较高的。
当时，一野连同华北军区三个兵团，合计实力已经完全超过马家军，不存在不是对手的情况，中央最担心的是，马家军一旦察觉不敌，很有可能退入新疆，对我军解放新疆造成阻碍。
1949年8月6日，毛主席电示一野，提出以军事手段为辅，政治手段为主战略战术，确保大西北的平稳解放。
“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民族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保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
一野原本就执行了中央很严格的俘虏政策，后来又针对回民专门制定了《切实优待回民俘虏的守则》，特别是对青马士兵实行“即俘，即训，即放”。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总结兰州战役的政治工作时指出:
“释放回家的俘虏,沿途进行宣传,他们说:‘不要怕,解放军连拿枪打他们的敌人,还放了不杀,发白洋回家,你们老百姓怕什么!’粉碎了马匪过去一切的欺骗宣传,争取了广大回民群众:取得了解放兰州的群众条件。”
在如此优厚的政策之下，西北二马在当地根深蒂固的统治，逐渐崩溃。
三1949年8月，随着国民党当局在全国溃败，急需要胡宗南、西北二马在西北地区的战略配合，胡宗南配合马步芳在兰州也雄心勃勃，意图挡住我军的脚步。
为了打破敌人的企图，彭老总指挥一野发起兰州战役，除了主力两个兵团进攻兰州外，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主力（缺第七军）附第62军经陇西、临洮、临夏、循化，尔后北渡黄河攻取青海省省会西宁，截断兰州守军退路。
也因为主力全部都被牵制在兰州，王震这一路大军进展可谓顺利。
王震在沿途进军过程中，执行了严格的俘虏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得那些被抓壮丁的青马士兵回去以后，都传颂解放军政策，此后王震再度进军，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
有意思的是，我军首攻兰州不利，彭老总下令休整，马步芳父子还志得意满，殊不知自己老家都已经被掏了。
王震率军到临夏以后，除了严格执行政策外，主要还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寻访青海当地有名望的人出面。后来果然被他寻到了几个人。
有个叫叫马丕烈，是同治年间河州民变的大头领马占鳌之孙，在青马集团中任职过，有很高的名望，愿意出面充当双方和谈的桥梁。
王震推心置腹的对马丕烈说：
“你能不能去兰州和马继援说说，让他不要打了，即使他能打掉我们一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现在都能腾出手来了。”
马丕烈欣然同意，只是未及成行，兰州已经获得了解放。
当时，青马部队盘踞老家西宁，仍然企图负隅顽抗，王震通过马丕烈的关系，又找到了马步芳的叔叔马良，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马良也同意劝说马步芳罢兵言和。
马丕烈、马良等人凑了一个劝降团，计划到西宁直接劝说马步芳，不过马步芳父子在兰州战役结束后两天，就收拾了所有的金银财宝逃了。
不过，王震后来把这一情况上报后，引起了彭老总重视，并且还大加赞赏：
“落实民族政策是要有具体办法的，王胡子的这个办法，要向全野战军推广。”
马步芳父子逃走后，青马集团就成了一盘散沙，在马丕烈等人劝说下，青马集团剩余残兵基本上全都投降了，除了少部分后来参与了叛乱受到惩处外，绝大部分都有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当然，还有马鸿逵，宁马势力本来就弱于青马，所以兰州战役以后，马鸿逵也很快逃离了甘肃，其子马敦静也考虑负隅顽抗，但也挡不住我一野大军。在马鸿宾、卢忠良、马光天等人的主导下宁夏军政当局与人民解放军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宁夏和平解放。
王震在西宁呆了一个月，宣讲我军的政策，使得社会各界迅速稳定。
应该指出的事，当时马家军残部还有马呈祥率领的整编骑兵第一师（骑五军）在新疆，对于后续陶峙岳起义造成很大的阻碍王震为此特意请马呈祥的族叔马辅臣出面劝说。
虽然马呈祥未率部起义，但他后来出逃后，整编骑兵第一师在韩有文的率领下起义，回归了人民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