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势(今陕西洋县北)之战，又称骆谷之役，为244年蜀汉军在兴势山一带战胜曹魏军的一场重要战役。曹魏正始五年(244年)，“魏大将军(曹)爽亲率步骑十余万”，自傥骆道进取汉中，蜀汉军在镇北大将军王平的带领下在兴势一带与曹军对峙，大败曹爽。那么，曹魏为何大败，这场战争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魏明帝曹睿于239年去世后，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主曹芳。二人共同辅政初期，“宣王(司马懿)以(曹)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这说明二人共同执政的早期阶段是通力合作、相安无事的。但随着二人对权力的进一步追逐，逐渐矛盾丛生。

身为深受魏明帝信赖的魏室宗亲，曹爽位居“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当为首辅，但其“名位素轻”，尤其在军界的声望远远不能与司马懿相提并论;太尉司马懿历任曹魏军政要职，自魏文帝曹丕即位以来，通过常年的南征北伐，逐渐掌控了曹魏的军事大权。

因此，曹爽想要专权，就必须将最重要的军权从司马懿手中夺出;而司马懿为保障手中“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军权，在正始年间，多次亲自领兵讨伐东吴。但曹爽素无战功，很难服众。曹爽想要在与司马懿争权的过程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就必须建立军功，进而逐步控制曹魏的军权。

在此背景下，“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曹爽听从他们的建议，积极筹备伐蜀。曹爽集团为何选取蜀汉作为建功立业的目标呢？

首先，蜀汉优秀将领数量较少，国力也远远不如东吴;其次，此时蜀汉的主力部队从汉中调至涪城一带，存在一定的布局缺陷。由此可见，曹爽伐蜀意在提升其在曹魏军界的地位，进而在与司马懿集团的权力争斗中占据主动。司马懿明白曹爽伐蜀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手段，故一开始就想制止曹爽进军汉中的军事行动，但“止之，不可”。

自公元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后，便十分重视汉中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军事地位。诸葛亮还曾修筑“汉”“乐”两城巩固汉中的防务。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在延熙元年(238年)带蜀汉主力部队出屯汉中。长期驻扎汉中前线后，蒋琬认为“魏跨带九州，根蒂兹曼，平除未易”，改变了诸葛亮全力北伐曹魏的国策，对曹魏实施战略防守的策略。蒋琬向后主上表言：“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

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虽然蒋琬计划从涪城由水路北伐曹魏的计划未得到后主刘禅、费祎、姜维等人的认可，但后主在延熙六年(243年)还是同意蒋琬将蜀汉主力部队由汉中前线转移到了“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的涪城，以节省人力财力。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就曾认为：“自蒋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

总体而言，兴势之战爆发之前，曹魏方面的司马懿集团和曹爽争权进入白热化：曹爽急于通过外部战争立功，在曹魏军界树立自己的威望，以便在与司马懿的权力争斗中占据上风;司马懿深知曹爽伐蜀的真实目的，围绕伐蜀的军事行动与曹爽集团明争暗斗。蜀汉方面的蒋琬、费祎等重臣“承诸葛之成规，固循而不革”，坚持安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发展经济，调整战略，安定民生，协调君臣，维护了蜀汉的稳定，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蜀汉方虽将主力部队从汉中前线转移到了交通便利的涪城一带，在军事布局上存在一定缺陷，但相对而言蜀汉政局较为稳定，曹魏较为混乱。

魏正始五年(244年)春二月，曹爽西至长安，督征西将军夏侯玄、前将军郭淮等，亲率步骑十余万经傥骆道进取汉中。曹爽选取的进军路线傥骆道为两汉时期连结关中与汉中的四条主要道路(陈仓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之一。傥骆道因道路南口为洋县境内的傥谷，北段出口为周至县境内的骆谷而得名。

《寰宇记》载：“骆谷道，汉魏旧道也，南通蜀汉，近代废塞。唐武德七年复开……又西南入骆谷，出骆谷入洋州兴势县界。地理通释：骆谷在长安西南二百里，谷长四百二十里。”其具体走向大体是从距周至县城三十里的西骆谷入山，越十八盘岭，过骆谷关，经厚畛子、老县城(原佛坪厅或佛坪县城)、华阳镇，出傥水河谷至洋县城。傥骆道谷长仅“四百二十里”，为关中与汉中之间路程最短的一条主干道，但傥骆道靠近秦岭山脉主峰太白山，山高谷深，地理环境复杂。

相较于斜谷道、陈仓故道，傥骆道尽管路程最短，但通行条件却是最艰难的，尤其是粮草运输困难。曹爽选取傥骆道进取汉中的策略虽然遭到后世诟病，但笔者认为曹爽的选择有一定的针对性，即准确掌握了蜀汉在汉中军力部署较少的情报。史料记载，当曹爽的先锋部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骆谷谷口时：“(此)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

可见，由于蜀汉主力部队驻扎在涪城，距离汉中前线近千里，蜀汉对汉中的防务是存在一定不足的，并未做好应对曹魏大军的准备。若此时蜀汉方面放弃汉中外围防线，敛兵聚于阳平关外的汉、乐两城，放任曹魏军队进入汉中谷地，阳平关将面临巨大威胁，那么曹爽选择傥骆道快速进军的策略也就成功了。

此时蜀汉驻守在汉中的是镇北大将军王平，他并不认可大多数将领固守汉、乐二城的看法，认为“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王平准确指出驻扎在涪城的蜀汉主力部队距离汉中太远，无法及时救援阳平关，又对曹爽军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做了预测，并对汉中守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出了部署。

左护军刘敏和王平的看法一致，并进一步分析放任曹魏大军进入汉中盆地的巨大危险：“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于是，王平和刘敏当即率汉中兵将前往兴势山一带，一方面“多张旗帜，弥互百余里”，以疑兵迷惑曹魏军队，另一方面占据险要据点，积极防御曹爽军进攻，避免其大军进入汉中谷地。

与此同时，得到汉中紧急军情报告后，后主刘禅命大将军费祎率领驻扎在成都和涪城一带的军队火速增援汉中。光禄大夫来敏送别费祎，并要求与其共同下棋。当时汉中的紧急公文不断送入或送出，费祎的随从也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但“(费)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卿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

虽然此时来敏代表后主考验费祎是否具备担任蜀军主帅的胸襟气度或有贻误战机之嫌，但也反映出了费祎卓越的心理素质以及对蜀汉汉中防务的强烈自信。《通鉴辑览》对此评论道：“曹爽兴师不以正，且失地势，故(费)祎得用逸待劳耳。”蜀军主帅费祎清楚地认识到汉中守军数量虽少，但却占据地利优势，成都到汉中距离遥远，下一盘棋并不会耽误前线的战局。

由于傥骆道艰险难行，兴势山险要，不适合大规模军事行动，曹爽大军一时间拿占据地利优势的王平军队没有办法，只得在兴势山一带与其对峙。待费祎率援军到达汉中前线后，曹爽军更是无法突破蜀汉军的防线，后勤补给面临的挑战也愈发严重，“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费祎主力部队到达汉中后，坚守的同时还寻找机会突袭兴势山下的曹爽军队。

史料记载，一次费祎派将军王林夜晚突然袭击征蜀将军司马昭的营寨，虽未攻破其营垒，但无心恋战的司马昭还是对夏侯玄建议：“费祎以险据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克，宜须旋军，以为后图。”“(曹)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

曹爽一时拿不定主意，其心腹邓飏不甘心自己策划的伐蜀行动就此终结，与杨伟在曹爽面前激烈争辩，杨伟气得怒斥道：“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而远在洛阳的太傅司马懿也给夏侯玄写信：“《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曹爽大军在兴势山一带“进不获战”，后勤补给又受傥骆道地理条件的极大制约，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恰在此时，曹爽军中名将郭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郭淮身为曹爽大军的前锋，他的撤军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曹爽大军的士气。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曹爽虽然未达到“立威名于天下”的既定目标，但在同年五月，还是无奈下令退军。然而，此时“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提前在曹爽撤军途中的险要路段设下伏兵。“(曹)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转运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史书虽未明确记载兴势之战中曹爽部队的战损，但通过“(曹爽)仅乃得过”及“所发牛马转运者，死失略尽”的记载还是能够推断出，曹爽所领的十万余步骑兵中，除郭淮提前撤离的先锋部队外，其余大军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粮草辎重也损失殆尽，蜀汉方面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完胜。

兴势之战前后持续了大约三个月，曹爽在占据巨大兵力优势的情况下，突然对蜀汉防守薄弱的汉中进攻，却几乎落到全军覆没的境地。原因何在呢？

兴势之战发生于曹爽、司马懿争权之时，司马懿在曹魏军界的地位和资历远非曹爽所及，曹爽为扬名天下、在军界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地位，积极筹划兴势之战，因此曹爽伐蜀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得到司马懿的全力支持。曹爽计划伐蜀之初，司马懿即极力“止之”，虽未能制止其军事行动，但可以推断，曹爽伐蜀的军事行动自始至终都会遭到司马懿集团的强烈反对，最直接的证据是关于曹爽军先锋都督郭淮的记载。

郭淮是当时曹爽军中为数不多的熟悉蜀汉军事情况的名将，长期与蜀汉交战，经验丰富，却“度势不利”，直接将先锋部队从兴势山的险境中撤离。作为大军的前锋都督，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脱离主力部队，全军撤离，当与司马懿的暗中支持有关。由此可见，身为大将军的曹爽此时并未完全掌握征蜀军队的军权，至少未能掌控身为司马懿宿将郭淮的军队。郭淮率前锋部队率先离开战场，对曹爽军士气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曹魏内部不和的情况下，曹爽虽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但还是无法有效指挥大规模的进攻，最终落到了全军覆没的境地。

此外，在交战不利的情况下，曹爽想要后方增派军队。散骑常侍钟毓给曹爽写信：“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于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曹爽是否在交战不利的情况下得到了后方援军的支持，不得而知，但钟毓为曹魏重臣钟繇之子，担任散骑常侍，在少帝身边规谏过失，以备顾问，其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相当数量的朝臣对曹爽伐蜀军事行动的反对态度。

故有学者认为，曹爽兴师意在立功，为自己在政治上专权提供条件，司马懿深知个中利害，故极力“止之”，后方朝臣之阻挠，前方将士之厌战，直接造成了曹爽“无功而返”。笔者赞同此观点，曹爽军败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虽提领十万之众，却无力组织有效的军事行动，以至于最后落得“仅乃得过”的惨淡结局。

兴势山位于傥骆道南口要地，地势险要。《水经注》记载：“小城固北百二十里，有兴势，诸葛亮出骆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处通照。”《方舆纪要》载：“(兴势)山形如盆，外甚险，中有大谷，为蜀汉之重镇。”可知，兴势山为蜀汉军事重镇之一，扼守傥骆道进入汉中的咽喉。因此，虽然曹爽军队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其军队在兴势山下却无力开展大规模进攻。

此外，曹爽兵出傥骆道，意欲出其不意进入汉中盆地，但其长期受阻于兴势山下，其粮草辎重运输极大地受制于傥骆道复杂的地理环境，以至于“关中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由于占据绝对的地利优势，蜀汉军可以在兵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与曹爽大军长时间对峙，直至等到主力部队的增援，而曹爽军却由于地理劣势，后勤补给困难，无法与蜀汉军在兴势山下长期对峙。

在兴势之战中，虽然蜀汉方兵力处于劣势，但是其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将领费祎、王平、刘敏等，而曹魏集团虽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名将郭淮作前锋，但曹爽、夏侯玄、邓飏、李胜等人作战经验并不丰富，皆为“凡品庸人”，魏明帝更是称曹爽的随从心腹邓飏、李胜等为“浮华”之人。

219年曹操亲征刘备，取褒斜道，“军遮要以临汉中”，遮要即保护道路上的险要之处。相比之下，曹操充分了解汉中复杂的地理条件，在进军途中就考虑到了若交战不利撤军的问题，保护了沿途要害之处，防止刘备伏击;曹爽军中由于缺乏优秀将领，未考虑到保护傥骆道一带的险要据点，故而在撤军途中遭到了费祎军队的强力阻击，几乎全军覆没。总之，曹爽伐蜀的目的在于从司马懿手中夺取军权，其组建的部队未得到在关陇地区影响深远的曹魏军界领军人物司马懿的支持，故而并未成功吸引足够的优秀将领参战。

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战争影响来看，兴势之战当为三国时期非常重大的一场战争。兴势之战的结局，不仅对蜀汉和曹魏集团影响巨大，而且对三国历史进程的走向也有一定影响。

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激烈争权，兴势之战即为这一漫长争斗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曹爽在兴势之战中寸功未立，在国内威信大跌。史载：“(夏侯玄)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夏侯)玄，爽之姑子也……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之军事。”由此可见夏侯玄在曹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这里的“时人”当为司马懿集团成员，他们通过制造舆论，打击曹爽集团威信。此后，曹爽虽牢牢把控曹魏政界权力，但却再也无力与司马懿争夺曹魏军权，无法在军界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而司马懿集团却牢牢掌握兵权，为后续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集团，进而取代曹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何焯对曹爽发动兴势之战不以为然：“轻举丧功，结怨于民，遂以致败。”兴势之战直至蜀汉灭亡，曹魏在汉中一带一直对蜀汉采取守势，以至于公元263年权臣司马昭急欲伐蜀建功代魏的时候，朝臣中只有钟会一人认为蜀国可以攻取。

兴势之战后，蜀汉方面意识到在汉中军事布局的不足，大将军费祎于248年带领重兵驻守汉中，加强防务。251年，费祎又率大军进驻汉寿，兼顾汉中防务。实际上，自姜维总揽蜀汉军政以后，蜀汉均沿袭魏延镇守汉中的策略，即“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王平在兴势之战即用此策略，防止魏军进入汉中盆地，成功抵御了曹爽大军。兴势之战的胜利，使得曹魏有近二十年未大规模进攻蜀汉。

曹魏一直对蜀汉采取守势，蜀汉在汉中一带的防务也逐渐松散。“志立功名”的大将军姜维为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北伐作战，将蜀汉主力部队从汉寿转移到了武都、阴平两郡，以便对曹魏陇西地区频繁作战。此后，姜维加派兵力提升了陇西方向的防务，进一步削弱了汉中一带的防线。这样一来，就导致公元263年钟会十余万大军轻易攻取阳平关，“遂平行至汉中”，间接影响到后续的汉中失守和蜀汉亡国。

综上所述，发生在曹魏正始年间的兴势之战，不仅对于曹爽和司马懿的争权斗争影响深远，而且对曹魏政局、蜀汉军事部署等同样影响深远，甚至间接影响了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实为三国时期不可忽视的一场重要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