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爷爷从小体弱多病，一直没有学会干农活。加上小脚奶奶迈不开步子，只会在狭小的路亭里帮忙烧茶倒水，简单地做点家务。因此，他们很难通过耕种土地来获得粮食，对土地的情感没有其他农民那么深厚。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孩子，爷爷信奉“黄金没有乌金贵”这句老古话，（乌金指的是用来磨墨的墨块，意思是指满腹经纶的文化人比商人的社会地位高。）从草药摊里挣来的钱，爷爷很少像其他农民一样去买房买地，而是让孩子去读书。

到了大伯、二伯该上学的年龄，爷爷草药摊的进账还够他们俩读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大伯初中毕业后，就顺利地考上了瑞安师专。师专毕业后，大伯就谋了一份好差事：乡长兼任乡中心小学的校长。

现在，我也无法得知大伯是如何当上乡长的。有一个说法我认为比较可信。民国政府在准备成立文成县政府之前，率先成立了几个乡政府。那个年代，在农村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从瑞安师专毕业回来的大伯，先成了乡小学的校长，后来就阴差阳错地当上了乡长。

大伯虽说是乡长，但是手底下没几个人，平日里只有两名税警负责收税。只是兼着小学的校长，他还要带着几名老师教书。在20世纪90年代，大伯从台湾回到家乡，看到路旁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便问我们，是谁家能盖那么好的房子。当我们回答是当地的乡政府时，大伯大吃一惊：现在的乡政府里有多少人呀？

大伯曾经亲口告诉我，他当乡长时是可以吃空饷的。他故意在乡小学留了一位副校长的缺，等着二伯从平阳师范学校毕业去接副校长的位置。准备在二伯干几年副校长后，他就把校长的位置让给二伯，自己就一门心思当乡长。没想到，后来竟……。

大伯当上乡长时，二伯刚刚考上平阳师范学校不久。

二伯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上小学时就过目不忘。上课经常不认真听讲，但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当然，二伯也很调皮，而且还好赌。小小的个子，没有牌桌高，冬天就踩着火笼（南方一种取暖的用具）看大人赌博。后来，趁爷爷奶奶不注意，就用绳子吊着粽子，放到钱斗里，把铜板黏出来去赌博。因此，二伯在村里还有一个“二流子”的名声。

二伯在平阳师范念书时，有一年寒假，没带被子回家。村里的人就认定二伯是赌博输了被子。二伯告诉我，其实他是把被子送给了家庭条件差的同学。那时候，二伯思想比较进步，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二伯平阳师范毕业的时候，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浙南游击纵队驻地，成了一名游击队员。只是托人给爷爷带来口信：一切都好，请勿挂念。

由于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二伯直接留在了纵队机关，成了领导的秘书。当时，游击队里经常会有国民党的混进来。一次，驻地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一直用很怪异的眼神打量着二伯。过了一个星期，陌生人消失后，乡里就传出了二伯加入了浙南游击纵队的消息。

（末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