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钱姓老人回忆:

我是浙江人，1964年进入人大上学时才18岁，当时我可没想到求学之路那么坎坷。

我读了两年书，后面开始目睹各种批斗场面，触目心惊。在人大操场斗“彭罗陆杨”时，我给他们送的饭（玉米糊，馒头，咸菜）。他们相对无言，只吃了一点东西，就被押送到下一场去了。

1967年秋天，我们这些人大学生被送到东方红炼油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地址是在周口店的山坳里，我觉得去了也没怎么受教育，主要是当小工，每天挖土和推混凝土车。

等1968年初，炼油厂土建部分完成，开始设备安装，看用不上我们了，就让我们回了学校。

没读几天书，到夏天又把我们一批人送到了离城区30多公里的苏家坨公社，说是接受农民再教育，其实就是干农活儿。不过我还挺喜欢这儿，主要是摘水果和收玉米，能吃饱，还能请假去颐和园圆明园转转。

干了一年多，又让回人大。

到了1970年，我寻思着这大学已经上了六年之久，就算有些不好的思想也改造差不多了吧？该让我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了吧？

没想到8月份，又被送到了安徽省军区的一个农场继续接受再教育，北大清华的学生是3月份先来的，我们其他六所高校也没躲开。

本身就是安徽最贫苦的地区，这里的条件那比北京可差远了。

营房里冬天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温度能到零下10多度，早晨起来直哆嗦，手指伸不直。

部队为了锻炼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把一条小河的冰挖开，再把河泥运到岸上当肥料。我们赤着双脚站在冰水里，一锹锹的挖着，想叫苦，没敢。

为了学习强渡大渡河的精神，部队组织我们拉练，从1971年2月份出发，走了20来天。我当时不懂长途行军鞋子应该穿大一号的，只觉得双脚疼痛，忍着到了宿营地，发现脚底是血泡里面套血泡，流着血和水。

每天平均走60里，最艰苦的一昼夜走了150里地，途中还遇到大雪，北风凛冽，人人脸色从红转紫。没有给我们发过雨具，在雨雪天我们都是头上顶一块塑料布，颜色花花绿绿，路人怀疑是解放军押送犯人转移。

1971年底从农场被分配到偏远乡镇当老师。距离我1964年8月进人大，七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有整整五年我是在接受再教育。

1979年我考取了人大的研究生，1982年被特区招走，走上工作岗位，这时我已经36了，感觉什么都没干呢，大半辈子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