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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赣会战其实是一场敌我双方都失败了的会战。只不过，日军是败在了战略上，而第3战区则是败在了战术上。

第3次长沙会战后，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冷寂。可在私下里，双方都没有闲着。

中国方面，由于薛岳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成功地使用了“天炉战法”，并获得了大胜，一时间，“天炉战法”俨然成为了能够战胜日军的不二法宝，迅速在各大战区推广开来。

日本方面，则在大力扩军，意欲在向太平洋战场增兵之前发起“川陕攻略”，一举攻占重庆，从而结束中国战事，使其能够腾出手来在太平洋与盟军决战。

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场变故，杜立特飞行编队突袭了东京。

其实，杜立特突袭东京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太大的损失，但却让日军在觉得丢脸之外又感受到了另外一丝危险，那就是盟军可以使用中国浙江沿海地区的机场随时对日本发起空袭。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日本大本营决定，对位于浙江的中国机场群进行一次“扫荡”。

可当畑俊六接到命令后，却对那位发号施令的参谋总长杉山元很是不满。

杉山元的命令是：

其一、此次出战是为了摧毁浙江机场群。如有必要，可以攻克第3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上饶。

其二、攻克上饶后，固守一个月，在此期间内如果条件允许，可将机场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破坏，然后恢复原有态势。

在畑俊六看来，杉山元的命令明着看是一次短距离的截断作战，其实质就是为了弥补他在日皇面前反复吹嘘日本本土防御圈没有任何危险却被杜立特打脸的过失。

而那位由杉山元派来传达命令的中佐参谋高山信武的态度更让畑俊六接受不了，不仅提供的作战计划过于低级，而且还规定了每次进攻所需达到的地点和时间，这不是纸上谈兵又是什么？

可日军中奇葩的参谋制度又让畑俊六不敢得罪这位中佐，在好言好语把他打发走了之后，畑俊六和此次出战的主将泽田茂坐下来开始研究这个仗究竟该怎么打了。

二人都认为，短距离的截断作战没问题，因为自武汉会战之后，日军限于实力，就再也没有发动过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那种战略级别的大战了。之前打得诸如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其性质都是短距离截断作战，动用兵力就没有超过10万的。

短距离截断作战的关键并非占领“点”，而是尽量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可此次出战，杉山元给的命令是摧毁浙江机场群，并非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

那么，问题出现了，在摧毁第3战区的浙江机场群后“恢复原有态势”之后呢？难道中国人就不会重建机场群吗？既然明知道中国人在日军“恢复原有态势”后会重建机场群，那么，此战还有意义吗？

虽然畑俊六与泽田茂对杉山元的命令有异议，但毕竟命令已下，他们也不敢不服从。可畑俊六与泽田茂还是另作了安排。既然此仗非打不打，那就不能按照杉山元的意图来打，而应按照他们的意图来打。即扩大战争规模，把破坏浙江机场群以及交通线的任务作为附加任务，而以歼灭第3战区主力为主要任务。

可如此一来，原有的42个大队，约7万余人的兵力就不够使用了。为此，畑俊六决定把本来用于“川陕攻略”的部队转用于此次作战，增兵43个大队。

具体计划是，第十三军在杭州方向出动58个步兵大队，向第3战区发起进攻；第十一军从南昌方向出动27个步兵大队，向第3战区发起进攻。

这就意味着，此次出战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原定计划的一倍，达到了14万余人。

鉴于此次作战的地域已经超过了原定计划的浙江，已经延伸到了江西，因此被称为“浙赣会战”。

1942年5月11日，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下达了作战命令，即在5月13日，出战各部队在一线展开，5月15日正式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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畑俊六与泽田茂虽然信心满满，可却犯了两个错误：

其一、江浙地区的雨季即将来临，在雨季作战，将严重影响日军机械化装备以及空中优势的发挥。

其二、把本用于“川陕攻略”部队用于浙赣作战。

本来，在浙赣会战爆发前，是日军在“二战”期间难得的一个窗口期。

当时，西南太平洋的盟军对日军处于守势，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对中国战场提供太多的援助。中国方面也调集了大量的主力部队到滇缅和滇越边境，如关麟征集团军、罗卓英集团军和宋希濂集团军都被调走。

因此，之前日军集结大量准备实施“川陕攻略”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也是仅有的一个机会。可这个机会，却被畑俊六和泽田茂给破坏了。

从局部战场来说，畑俊六与泽田茂的想法以及作法都是对的，可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说，畑俊六与泽田茂此举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就在日军准备对第3战区发起进攻的时候，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做什么呢？

抗战时期，前后共成立了12个战区，其中尤以1战区和3战区的表现令人扼腕。

1战区自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打过一场好仗，而3战区呢，在浙赣会战前，就没打过一次大仗。

这其中固然有第3战区所辖的区域和日军犬牙交错，属于敌后战区的原因在内，但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能力欠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自1942年4月下旬起，日军的频繁调动就引起了顾祝同的注意。但顾祝同并不确定日军此来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仍然按照以往应对日军例行“扫荡”的办法来部署。

不过，这一次，第3战区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多了一点新意，那就是引进了薛岳的“天炉战法”。

所谓“天炉战法”，简而言之就是后退决战。具体做法就是先诱敌深入，待到把日军引到预设决战地域之后，再进行侧击和合围。

可“天炉战法”并不是一件需要时就可祭出的“法宝”，要想成功实施，也是需要条件的。

那么，3战区是否具备施展“天炉战法”的条件呢？

老实说，只能说是初步具备。

其一、从地理条件上来看，3战区所在的浙赣地区和9战区所在的两湖地区都河网纵横，甚至浙赣地区的河网比两湖还要密布。可问题是，河网密布固然可以制约日军的行动，但同样也可以制约3战区部队的行动。

日军第十一军对9战区发起进攻的时候，都是选择在1939年9月下旬、1941年9月下旬和1941年12月的枯水季节，从来就没有在雨季发起进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日军对3战区发起的进攻虽然是突发的，但同时也把3战区的部队拉到同一种条件下作战，这就意味着9战区采取的迟滞日军行动的挖塘决水等行动在3战区是没有多少效果的。

因此，浙赣会战打响后，日军虽然疲敝，但3战区部队同样疲敝，想要迟滞敌人、疲惫敌人的效果并未显现出来。

其二、浙赣地区虽然也是山脉众多，但主要以丘陵地带为主（江西情况稍好），而两湖地区的山脉海拔普遍高于浙赣地区，这就意味着“天炉战法”中部队利用山脉为依托和掩护向日军侧后转进，进行侧击的行动很容易被日军发现。

其三、9战区在应对日军第十一军的时候，日军每次出动的兵力都不超过10万。

9战区在当时的各个战区中，兵力是尤为雄厚的。可即使如此，以9战区的兵力至多也不过能与10万日军抗衡，再多，就需要其他战区支援了。

而浙赣会战，日军出动了14万兵力，战力远超3战区的承受能力。

其四，“天炉战法”在9战区施展的时候，薛岳敢于在战事不利的时候违抗蒋氏的军令，轻易不改变作战部署或者临机改变作战部署，一切改变都以胜利为目的。

而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个对蒋氏俯首帖耳的，只要有蒋氏的命令就坚决照办的人。在关键时刻，他敢违抗蒋氏的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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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顾祝同确实不敢。

由此可知，3战区虽然也采用了“天炉战法”，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与9战区实施“天炉战法”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只会生搬硬套，不会因地制宜。换句话说，就是顾祝同根本不会用“天炉战法”。

顾祝同的部署是，把三分之二的部队配置在一线，三分之一的部队控制在外线，待到把日军引进到金华地区的时候再以王耀武的第74军、王铁汉的第49军、丁治磐的第26军与敌决战。

可这份部署随即就遭到了蒋氏的否决。

蒋氏认为，顾祝同的部署存在三点问题：

其一、以三分之二兵力固守一线，三分之一的部队控制在外线不可取，应至少以一半的兵力控制外线。

其二、一线的部队不要过于在意一线阵地是否能守住，即使因守备兵力薄弱而被日军攻破阵地也不要紧，只要保证在衢州以东逐次抵抗、消耗、迟滞日军即可。

其三、74军、49军、26军在金华与敌决战不妥。

蒋氏认为，日军来到金华时，战力仍存，此时在金华与敌决战，将会是一场消耗战。只有把日军引到衢州之时，74军、49军、26军出击才有可能获胜。

为此，蒋氏拟定了浙赣会战的四个阶段，即逐次消耗日军、诱敌深入阶段；在金华、兰溪一线严重打击日军阶段；在衢州的决战阶段和追击作战阶段。

由此可见，蒋氏对浙赣会战的指导完全就是长沙会战中采用“天炉战法”的路数。

可天底下哪里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浙赣会战的决战地衢州并非长沙，顾祝同亦非薛岳，此“天炉战法”也不是彼“天炉战法”啊！

虽然蒋氏提醒顾祝同部署存在的问题中前两条都是正确的，可要在衢州与敌决战，3战区到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实力吗？

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纵横的河网和漫天的大雨确实给日军带来了相当多的麻烦，可同时也给3战区部队的转进带来了困难，这也是3战区在一线的部队与日军交战后经常撤退不下来的原因。

顾祝同的原定计划是，打阻击的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应该撤到日军的两翼，待到日军进至衢州一线后予敌以侧击。可打阻击的部队要么没撤下来，要么撤下来后损失惨重，已经不具备侧击敌军的实力了。

而且，泽田茂也认真研究了第3次长沙会战失利的原因，认为中国部队的侧击对日军的威胁太大，因此，在二线，日军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中国部队对日军进行侧击，就会落入日军一线和二线部队的夹击中。

在这种局面下，即使在衢州与敌决战，在缺少了两翼侧击配合的情况下，以74、49和26军的实力至多和敌军打一场消耗战罢了，要想击退日军还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3战区部队消耗很大，日军也没有占多少便宜。

浙赣会战还没打响的时候，第十三军司令部乘坐的大型汽艇就触了雷，11名参谋当场被炸死，其他人无不带伤。

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算有运气，在临出发前被通知回杭州接待由大本营派来的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去了。不然，大战还未开始，第十三军就该换将了。

紧接着，此次出战的主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又在兰溪被中国守军预设的伏击雷炸毙。

1942年5月29日，日军各部分别推进至衢州附近，第3战区各部队也按照决战的部署推进到预设地带。

衢州决战的部署是，以88军何绍周部三个师和一个游击纵队负责在衢州外线侧击和伏击日军（第3次长沙会战时负责侧击敌军的是两个集团军，4个军的兵力）；以莫与硕第86军加强一个师的兵力固守衢州；以王耀武第74军、丁治磐第26军、王铁汉第49军和张文清第25军四面合围进攻衢州的日军。

可决战衢州的外线战斗刚打响不久，顾祝同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负责防守衢州的86军军长莫与硕竟然临阵脱逃了。莫与硕还振振有词，说他离开衢州是为了收拢刚在外线被打散的第十六师。

大战刚刚打响，军长就跑了，这就严重影响了衢州城防的稳固。好在副军长陈颐鼎挺身而出，接过了86军的指挥权，才算稳定了86军的军心。

顾祝同得报后大怒，立即命令莫与硕返回衢州。可此时的衢州已经被日军包围，即使莫与硕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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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2日，日军逼近衢州。

此时，虽然86军的士气受到影响，但衢州仍然在我手中，顾祝同认为，只要能守住衢州，在衢州围歼敌军的目标仍能达成。因此，顾祝同下达了决战的命令。

从当时的战场态势来看，确实与第3次长沙会战时的情况比较类似。

按照以往的经验，日军每次出战，从进攻到反转的时间至多不过一个月。此次浙赣会战，日军自5月15日发起进攻，到6月2日，作战时间已经超过半个月，已经到了要反转的时间了。只要86军在衢州顶住，久攻不下的日军势必会撤退，然后中国部队再顺势追击，就可以恢复双方原有态势。

在武汉会战之后，每逢日军发动短距离的截断作战，无论胜败，结果都是如此。

可包括蒋氏和顾祝同的3战区将领们却忽视了两个问题。

一是，日军此时的战力是否与第3次长沙会战兵临长沙城下时那样被消耗严重？二是，负责正面阻击然后转进至日军侧后的部队是否仍然具有侧击日军的能力？

在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单方面认为日军此时的状态与第3次长沙会战受困于长沙城下时相似，因而决定在衢州决战，是否过于草率了？

要知道的是，第十一军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所以会失败，固然有“天炉战法”设计精巧的成分在内，但不可否认的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临时改变部署，由一次牵制性作战变为攻略战的失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次改变，才使得日军从进攻方向的选择，后勤补给的配备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才造成了大败。

而此次日军进行的浙赣作战，出动兵力达到了14万，这是自武汉会战后出动兵力尤其多的一次，别说打到衢州，就是打到3战区长官部所在地的上饶，兵力的使用也未必达到底线。

在这种情况下就贸然发动衢州决战，是否可行？

而就在这时，战场局势又发生了变化，驻守的南昌的日军开始出动。从出动的兵员数量和装备来看，第十一军此次出动，其目的并非是策应第十三军在衢州的决战，而是与第十三军东西对进，意欲夹击衢州附近3战区主力的态势。

此时的局面异常危急，稍有不慎，3战区的部队就将陷入灭顶之灾。

可此时衢州决战已经打响，衢州外线的74、49、25、26四个军已经开始实施对日军的包围，日军南昌援兵也已突破布防在衢州以西的100军的防线，正向衢州杀来。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氏突然发来命令，放弃衢州决战。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保存实力和机动打击敌人。

蒋氏的命令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蒋氏看来，浙赣会战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杜立特轰炸东京所致。正是由于杜立特轰炸东京，才使得日本感受到了危险，故而要向浙赣线发起进攻摧毁浙江机场群。

因此，在蒋氏得知日军要对3战区发起进攻的时候，就不断向盟军示警，希望得到盟军空军的增援。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有的只是漠视。

这下子蒋氏恼了。

凭什么为了盟军的几座机场就要大量消耗中国部队？如果部队消耗光了，他还拿什么与日军抗衡？即使浙江的机场群都丢掉了，对于当时的中国空军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

因此，蒋氏才下达了终止在衢州与敌决战的命令。

虽然说，蒋氏的命令有其合理性，可是，这并不能掩盖蒋氏指挥失误的事实。

因为在浙赣会战爆发前，3战区已经判断出日军此次进攻的目标就是浙江机场群，3战区之前的部署都是围绕着如何保卫机场群而制定的，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蒋氏能够早下决断，放弃对盟军空军来援的幻想，那么，整个浙赣会战就是另外一个打法了。

兵法有云，“将失一令，而军覆身死”。

在浙赣会战中，先是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为了给他当初许下的日本本土防御圈毫无危险的承诺负责，强令畑俊六在雨季出战，犯了“负气出战”的兵家大忌。

紧接着，畑俊六与泽田茂又罔顾日军即将要发动“川陕攻略”的事实，提前动用了本用于“川陕攻略”的兵力，虽然打赢了浙赣会战，却破坏了日军的整体战略计划，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行动。

而顾祝同呢，不顾3战区的军情、民情、气候和地理形势与9战区的不同，照搬“天炉战法”，又缺乏薛岳高超的指挥能力和独断专行的魄力，处处唯蒋氏的命令是从，毫无作为一个战区主将的担当和主见，因此打了败仗并不让人奇怪。

作为一国统帅，对盟军始终抱有幻想是蒋氏尤其被人诟病的一点。如果不是他对盟军来援抱有幻想，3战区的打法就将改变，也就不会付出部队损兵折将5万，百姓死亡20余万人这么惨重的代价。

抗战中的国人虽然不怕牺牲，但要牺牲的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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