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一干部被举报是特务,陈毅:他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工
世人皆知解放初期的上海百业待兴,却鲜有人知在这座繁华都市里,上演过一出惊心动魄的"双面谍战"。1949年5月,当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一位名叫卢绪章的资本家竟被任命为上海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这一任命立即在上海滩掀起轩然大波,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陈毅市长的案头。要知道,这位卢绪章可是曾与国民党要员称兄道弟,与军统、中统头目觥筹交错的"大红人"啊!面对铺天盖地的举报,陈毅市长却始终不为所动,依然重用卢绪章。这是为何?难道这位新上海的掌舵人真的看错了人?还是这其中另有隐情?
一、表面资本家的真实身份
1923年的上海,十四岁的卢绪章踏入源通轮船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的商海生涯。这个来自浙江鄞县的少年,凭借着勤奋与聪慧很快就在公司站稳了脚跟。但他深知,要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立足,光有经商头脑是远远不够的。
白天在公司当练习生,晚上则到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班夜校求学。正是在这个夜校里,卢绪章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伙伴:程恩树、杨延修、张平和田鸣皋。这群年轻人虽然来自不同背景,却都怀抱着同样的理想——用实业救国。
1932年的一天,卢绪章与田鸣皋、钱兴中三人凑了150元法币,在上海南京路开了一家名为"光大行"的小店。这家经营西药的小店虽然开张不久就陷入了亏损,但却为后来的"广大华行"奠定了基础。1933年初春,卢绪章联合杨延修等人,以500元法币的资本重组了光大行,将其更名为"广大华行"。
在经营广大华行的过程中,卢绪章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才能。他创新性地采用邮购方式经营西药,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为了扩大业务,他不但亲自跑遍上海大街小巷拜访客户,还专门设计了详细的药品目录,通过邮寄方式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
1937年的一个深秋夜晚,在杨浩庐的引荐下,卢绪章和程恩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入党仪式在一间普通的茶馆里进行,参加仪式的只有极少数人。从此,卢绪章开始了他的双重身份生涯。
为了掩护地下党工作,卢绪章必须让广大华行在商界站稳脚跟。他先是在上海开设了多家分号,随后又把业务扩展到香港、新加坡等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他果断将业务重心转移到西南地区,在昆明设立了分行。
在经营广大华行的同时,卢绪章还秘密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在他的影响下,杨延修、张平等多位广大华行的骨干相继入党。这些新党员后来都成为了地下工作的重要力量。
1938年初,为了配合党的工作需要,卢绪章主动请缨前往重庆。在这个国民政府的陪都里,他要扮演好一个成功商人的角色。临行前,组织上特别安排他与周恩来见面,这次会面为他日后的地下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重庆时期的秘密工作
1938年春天,卢绪章带着广大华行的证明文件抵达重庆。这座山城虽然遭受日军频繁轰炸,但商业活动依然繁荣。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在重庆解放碑附近开设了广大华行的分号,并迅速与当地的商界建立起密切联系。
为了打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卢绪章利用经商的便利,积极参与重庆的社会活动。他加入了重庆工商业联合会,并在1939年当选为理事。通过这个平台,他不仅结识了众多国民党高层人物,还打入了军统、中统的内部圈子。
1940年的一次商会聚会上,卢绪章认识了时任军统特务处处长的毛人凤。毛人凤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商人颇有好感,经常邀请他参加私人聚会。在这些场合中,卢绪章总是表现得谦逊有礼,但又不失商人的精明。渐渐地,他成为了军统高层眼中的"红人"。
同年冬天,卢绪章又通过重庆银行界的关系,结识了中统要员徐恩曾。徐恩曾正在筹建一个秘密情报网络,需要商界人士的配合。卢绪章借此机会,主动请缨为中统提供经济情报,获得了徐恩曾的信任。
表面上,卢绪章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常出入重庆各大酒楼,与国民党要员觥筹交错。实际上,他通过这些社交活动收集到大量重要情报。每当获得关键信息,他就会通过特殊渠道向周恩来报告。这些情报对中共了解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年春,日军加紧对重庆的轰炸。在一次空袭中,广大华行重庆分号被炸毁。卢绪章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借机扩大经营范围,在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号。这种积极进取的商业作风,让他在军统、中统眼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1943年,卢绪章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军统76号"。这是军统在重庆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专门负责监视和搜捕共产党人。为了完成任务,他主动与76号的负责人拉近关系,并以资助反共活动为由,获得了进出该机构的机会。
在76号工作期间,卢绪章设法营救了多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他通过各种方式打探被捕同志的关押地点,然后利用与军统高层的关系,以各种理由为他们周旋。有时,他甚至不惜重金行贿,只为营救一位同志。
1944年底,卢绪章获悉军统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目标是破坏延安地区的交通线。他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使得这次阴谋未能得逞。这次行动虽然险象环生,但卢绪章的身份始终未被识破。
在重庆的这段岁月里,卢绪章始终保持着与周恩来的单线联系。每次接头都经过精心安排,有时是在茶馆,有时是在码头,甚至还有在防空洞里的接头。这种高度机密的联络方式,确保了他的安全,也保证了情报传递的及时性。
三、解放前夕的关键情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卢绪章顺应形势,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转移回上海。这座东方明珠百废待兴,正是商机无限的时刻。他一面扩大企业规模,一面继续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
1946年初,国民党当局开始在上海大规模搜捕地下党员。卢绪章利用自己在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中的关系,提前获知了多次抓捕行动的情报。通过他的预警,上海地下党组织及时转移了大批重要干部,避免了重大损失。
在这期间,卢绪章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国民党在上海的金融政策出现了明显变化。1947年3月,他通过广大华行的业务往来,发现国民党当局正在秘密收购黄金和外汇。这个信息被他迅速通过特殊渠道报告给了党组织。事实证明,这是国民党准备金融改革的重要先兆。
1948年春天,上海商界开始出现异常波动。一些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大财团悄悄将资产转移到香港。卢绪章通过在银行界的关系,详细记录了这些资金外流的具体数据和路径。这些情报为后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金融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年夏天,卢绪章获知一个重大情报:国民党军队正在上海部署新的防御工事。他借着视察分号的机会,实地考察了这些工事的位置和规模。这些军事部署的细节,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了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
1948年底,上海的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商界的控制,要求各大企业配合军事管制。卢绪章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以广大华行的名义承接了一批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通过这些业务,他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补给线路和物资储备情况。
1949年初,形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摇摇欲坠。这时,卢绪章获得了一个关键情报:国民党准备在撤离上海前实施"焦土政策",计划破坏上海的重要工业设施和基础建设。他立即将这一情报上报,使得党组织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月份,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分化。一些企业家准备携款外逃,另一些则试图与即将到来的新政权寻求合作。卢绪章主动与那些犹豫不决的工商界人士接触,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这项工作为上海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下旬,上海解放在即。卢绪章收到最后一个重要任务:摸清国民党在上海的经济命脉。他通过广大华行的业务网络,详细调查了上海的粮食储备、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资产状况。这些经济情报为接管上海制定具体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上海解放前的最后几天里,卢绪章依然保持着与军统、中统人员的联系。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能够及时掌握国民党当局的动向,为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提供了最后一批重要情报。
四、举报风波与陈毅的态度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钟声刚刚敲响,一场围绕着卢绪章身份的风波就悄然掀起。这位新任上海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的任命,立即引发了一系列质疑和举报。
第一封举报信出现在6月初,来自一位曾在军统工作过的人员。信中详细列举了卢绪章在重庆时期与军统高层的密切往来,指出他曾多次参加军统的秘密会议。紧接着,第二封举报信从中统系统内部传出,指控卢绪章是"中统特务",与徐恩曾等人关系匪浅。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也加入了举报的行列。他们指出卢绪章在抗战时期与汪伪政府有业务往来,质疑他的政治立场。这些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上海市政府,有的甚至直接寄到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室。
面对这些举报,上海市公安局展开了初步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举报内容确实不是空穴来风。档案记录显示,卢绪章曾经多次出入军统76号,与军统特务头目毛人凤的确有密切往来。同时,他也确实在中统的某些秘密活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7月上旬,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摆在了陈毅的案头。报告不仅证实了卢绪章与特务组织的关系,还附上了多张他与军统、中统要员的合影。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证据足以让一个人受到严肃处理。
然而,陈毅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多次在会议上表态支持卢绪章的工作。8月份,当又一轮举报潮来临时,陈毅更是直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卢绪章同志是与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的特工,他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番表态立即在上海市政府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卢绪章的真实身份只有极少数高层领导知晓。他那看似有问题的历史,恰恰是执行地下工作的最好掩护。陈毅的这番话,不仅为卢绪章平反,也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
9月份,举报信明显减少了。但陈毅并未就此放松,他多次指示相关部门要保护好像卢绪章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陈毅特别强调:"革命工作有明有暗,有些同志付出的是特殊的牺牲。我们要善于识别这些同志,保护这些同志。"
随后的日子里,陈毅对卢绪章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多次听取卢绪章关于上海经济工作的建议,并在一些重要决策中采纳了他的意见。陈毅的这种态度,不仅体现了对地下工作者的保护,也显示出对专业人才的重视。
到了年底,关于卢绪章的举报已经基本平息。但这场风波在上海市政府内部却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革命队伍中,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的功绩可能要等到特定时机才能为人所知。
五、建国后的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卢绪章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作为上海市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的重要成员,他立即投入到恢复上海经济秩序的工作中。
在1950年初,上海百业待兴,但物资匮乏,市场混乱。卢绪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广大华行原有的商业网络,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物资调配体系。这个建议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带领一个工作组,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点,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物资调配网络。
1951年春,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一些人再次对卢绪章的历史提出质疑。这一次,周恩来亲自为他作证,肯定了他在地下工作时期的特殊贡献。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卢绪章被任命为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负责组建新中国第一批专业外贸队伍。
1952年,卢绪章开始着手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原上海外国商行的资产。他提出了"分类处理"的方案:对友好国家的商行采取协商接管,对敌对国家的商行则采取没收的方式。这个方案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避免了不必要的外交纠纷。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卢绪章被调任商业部,负责全国贸易体系的改革。他提出了"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思路,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国营商业网络。这个体系在随后的几年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1954年夏天,卢绪章受命筹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他利用自己在旧上海商界的人脉,联络了许多海外华商,为新中国打开了重要的国际贸易渠道。特别是在突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贸易封锁方面,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一个重要的任务摆在卢绪章面前:如何处理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提出了"互利共赢"的转换方案,既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又照顾到私营商户的利益。这个方案在上海率先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6年底,全国掀起公私合营高潮。卢绪章负责指导上海的相关工作。他特别注意保护那些具有特殊技术和市场渠道的私营企业,使它们能够平稳过渡到公私合营阶段。这种做法为上海保留了大量宝贵的经济资源。
到1957年,卢绪章又投入到外贸体制改革的工作中。他提出要培养一批精通国际贸易规则的专门人才。在他的建议下,上海开办了多期外贸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专业外贸人才。
1958年初,卢绪章开始整理他在地下工作时期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档案,为后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