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达了一道诏令，宣谕浙东、浙西等地的府州军县官吏军民，从前以万户、千户的身份掠夺百姓，致使他们逃亡的，现在全都按照他们的原籍归属原来的州县；凡是带兵的军官以及宋朝的官吏，有凭借自己的势力夺取百姓的土地房屋产业的，都要求他们物归原主，朝廷会将他们分给附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们；那些田租、税赋等，则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举凡是宋朝繁冗的向老百姓征收的财物与派遣的劳役，以及皇帝生日上贡之物等上百样的杂税，全都免除。

这道诏令，是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元纪》里记载的。它向我们反映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南宋末土豪劣绅对老百姓的掠夺非常严重，朝廷向下摊派的各类赋税非常繁杂;二是在得到了天下之后，元世祖为稳定民心采取了“铲墩填塘”——亦即剥夺豪门大户非法所得，予以老百姓一定资产，以及减免税赋等相对宽松的治国之策。

众所周知的是，元朝和清朝，都是汉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更早一些时候，蒙古族与满族，是被视为“非我族类”的敌对民族而被区别对待的。所以，岳飞的《满江红》里，才会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并为后代之人津津乐道。然而，不容我们否认的是，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他们之所以能够崛起于北方，与他们处于上升期时，全民族同仇敌忾，战斗力非此寻常有关；与此同时，也与居于南方的汉民族政权到了“垂暮”之年，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社会腐败，民心散乱，国势步步下滑有关。

对于南宋之所以会如风中之烛，呈现出明显的亡国之相，元世祖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思考与心得。而他的这道诏令，或许就是在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前朝的某些弊端的基础上下达的——尽管元世祖是蒙古人，但是，对于汉文化中的精髓如儒家思想等却又是有这相当的了解的，甚至于在他还是藩王的时候，他的身边就不乏廉希宪、郝经、许衡等大儒。至于他登基之后，这其中的很多人更是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因此，在他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薄赋敛、轻徭役”这样的理念才会落实在他的诏令中。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中，老百姓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拿孟子的话来说，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拿唐太宗的话来说，那就是“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既然“民”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国君之人那就该善待他们。应该但却没有，这往往是前一朝代之所以覆亡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些，作为刚刚勃兴于北方的元朝皇帝忽必烈，耳闻目睹，感受应该相当强烈。所以，当他成为一国之君之后，便把老百姓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努力减轻他们的各种负担，让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社会因此得到安定。

又哪里只是元世祖这样做？中国几乎所有朝代在刚刚建立的时候，都会如此这般从前朝的覆亡中汲取类似的教训，对老百姓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安定社会，从而让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繁荣昌盛的景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者一个个的离去，那些守成之人，往往会因为缺乏打江山的艰难的亲身体验，以及被浮华的生活所腐蚀，丧失进取之心，同时也会逐渐忘记曾经把他们托举上去的百姓，对他们更多盘剥与压榨，最终将国家拱手让人。也不近是南宋是这样，元朝、清朝等等，不都是这样吗？

也因此，元世祖的这道诏令才会让我们如此感慨——那时候的元朝皇帝，还真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