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张北平 撰文/老刘【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细节有文学处理，请理性阅读】

1972年，我和发小一起去当了兵，四年后又一起提干，堪称生产队里的“双子星”。1985百万大裁军，我俩又转业回了老家。在转业安置时的选择不同，如今我俩的境遇也是大相径庭。

我叫张北平，1955年出生在陕南汉江边上的一个农村家庭。那个时候，大家都穷得很平均，彼此之间也没有攀比之心，乡村邻里的氛围也很和谐。

除了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外，我和同队的李达关系最好。

我俩同龄，从小一起长大，上学也是一个班，平时形影不离，一起下河摸鱼，上山掏鸟，玩得不亦乐乎。

但我只上了小学六年级，而李达却最后完成了初中学业。只不过，不管是小学毕业，还是初中毕业，最终的结局都是回生产队种田。

时间一晃来到了1972年，一天李达悄悄来找我，说：今年我们一起去当兵吧！

我虽然想去当兵，但还不满十八岁，估计够呛。李达却说，他问过了，其实年龄卡得并不严格，小点也没事，但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反问道：该怎么做准备？

李达胸有成竹道：咱们要想去当兵，一个就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另一个就是公社武装部。只要这两人点头了，咱们身体又没问题，到时候去当兵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李达的话很有道理，我们先是一起去了公社大院，装作“偶遇”的样子，遇到了武装部部长刘成海。

跟他表了想要去当兵的决心，刘部长对我俩的积极主动很高兴。鼓励我们，愿意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到时候要来体检。

1972年11月份，征兵通知到了公社，我和李达第一时间去了大队报名。

民兵连长张大勇，看到我们，手一挥道：“你们两个年龄都不够，来凑什么热闹，快回去干活！”

我想要和他争辩两句，李达拉开了我，心平气和地说道：“张连长，这次报名可是刘部长吩咐的，让我们一定要来报名。你看这……”

张大勇将信将疑，但听李达绘声绘色讲了刘成海部长，对我俩的看重，他脸上也变了颜色。

最终，我们成功靠刘部长的虎皮，报上了名。剩下的就是体检了，这块做不了假，只能听天由命了。

看到许多壮实的青年，因为种种原因体检不合格，我和李达心里也很慌。

但好在老天保佑，我和李达顺利通过了体检，我们生产队也仅我们俩人。

1972年12月24日，我和李达告别家中亲人，和全县100多名新兵，乘坐闷罐车前往部队驻地。

从刚开始的新鲜，到后面枯燥乏味，甚至厌恶，这趟8天的闷罐车之旅，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最终我们抵达了位于阿勒泰地区的新兵营，在这里进行了两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实现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正式转变。

下连队时，我和李达没有在一个连队。他在二连，而我在三连。

都知道当兵不易，所以谁都想干出一番成绩来。我和李达因为彼此情况不同，最后的发展路径也有所差异。

我因为身体条件不错，个子有1米7，训练也肯吃苦，被分到了连队的“尖刀排”。

李达身体条件稍弱，在新兵训练时，他的军事表现就不怎么样，最后被分到了炊事班。

我为李达感到不平与委屈，毕竟大家来当兵，都是奔着扛枪打仗来的，再不济也得学门技术，去炊事班算怎么回事？

李达说一开始，他也心有不甘，但军令如山，总不可能阳奉阴违吧！他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表现能够被上级认可，到时候换到其他班去。

但李达最终也没有达成夙愿，因为他也有了更好的前景。1974年春节后，我被提拔为副班长，而李达一跃成为连队的给养员。

给养员在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级别，但实则与班长无异。李达能够当上给养员，有运气的成分，当然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实力。

1973年底，他们连队的给养员涉及经济问题，营部派人来查，整个炊事班都被牵涉在内。

在谈话中，李达表现出来的逻辑思维、表达沟通、算账方面的能力，让调查的人十分欣赏。

谁也没想到，在炊事班内，竟然还窝着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特别是受这次事件的影响，连队全体上下都脸面无光，而李达则成了唯一的遮羞布。

就这样，在那名给养员离开后，李达接替了他。

此后，我俩在各自的领域内兢兢业业，不断精进自己的水平，最终于1977年初，我俩几乎同时被提干，不过我当的是排长，李达则是司务长。

同年夏天，我俩相约一起回家探亲。当我们拎着礼物去拜访刘部长时，他十分高兴连连称我们为公社争光了。

家里也是热闹无比，父母也从未有过我能提干的期待。得知我和李达一起提了干，父亲笑道：你俩还真是发小，连提干都能凑到一起。

我家里热闹，李达家里也不遑多让。没待几天，他就抱怨，上门说亲的人太多了，他也才22岁，还不想这么早结婚。

我也深有同感，于是还没待够时间，我俩就匆忙离开了家，返回了部队。

此后就是各自的打拼，1980年我被提为副连长，1983年又晋升为连长。李达则是走了政工路线，先被提升为副指导员，后来当了连队指导员。

虽然不止一任领导指点我，说我只是小学文化，基本上到正连级就到头了。有机会还是早点转业教好，趁人年轻，学东西快，适应地方工作更容易些。

我理解他们的好心，但这些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很适应这种集体生活。所以即使我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我还是想着：能多干几年便多干几年！

期间李达也来找我聊过，他喜好读书，对平常各种报纸新闻也看得较多。他提醒我，即使我们有这个心，想在部队一直干下去，但恐怕会有变动，没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1985年初，军中就开始传言要大裁军了。等到年中正式文件下发后，此事已经不再是传言，而成了既定事实。

不管愿不愿意，当年年底我和李达以及众多战友，纷纷回了老家。从1972年底，到1985年底，我们在这里度过了13年的金色年华。

如今要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回到地方上，说不忐忑茫然，绝对是假的。哪怕是作为军转干部，有一定的选择权，但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这一年从部队回乡的人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级军官，像我和李达这样的基层军官根本就排不上号。

但我们运气还算可以，市里最大的国企－化肥厂，可以接收两名军转干部入职保卫科。

我一听这不是瞌睡遇到枕头了嘛！连忙鼓动李达和我一起去化肥厂保卫科。

李达却摇了摇头，建议我不要去。他说还有个更好的去处，就是各个镇上新成立的司法所。

我一听是这单位，顿时就没了兴趣。不要说乡镇司法所了，哪怕是县里的司法局，都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部门。

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办公条件差，这些都只是外在条件，最主要还是我觉得那里的工作都是拌舌头的，而我本身就不适应这种工作方式。

李达笑着说：“你这就多虑了。司法局、司法所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怎么可能只靠打嘴仗呢？”

他接着说道：“这些部门虽然比较冷门，但我觉得以后肯定会大力发展。其实咱们最适合的是进公安系统，但现在没空缺，咱进司法所也一样啊！以后调动也不会那么难！”

但最终我没能听取李达的意见，毅然选择了化肥厂。

那时候，化肥厂生产出来的氮肥、磷肥、尿素都供不应求。就连我一个普通的保卫科科员，甚至有许多人拜托我，帮忙介绍一下销售科长，希望将自家的订单能排在前面。

一时间我有些飘飘然，感觉自己成了个人物。化肥厂福利好，逢年过节还会发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回老家时，我每次都会到李达那边去坐坐，给他提点东西过去。

李达最后还是坚持己见，进了老家戴山镇的司法所。

每天面对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李达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还需要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去做普法宣传工作。

虽然我现在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并没有因此疏远李达，只是对他的选择感到可惜。

李达却坚信自己的选择没错，而且还一再提醒我，此时保卫科和公安系统还能有机会调动，有合适机会一定要调过去。

我不以为然，几年下来，我已经适应了保卫科的生活。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让我成了温水里的青蛙，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1992年，因为在保卫科的表现不错，我被提拔为副科长。此时，李达已经从戴山镇调入了县司法局。

次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化肥厂所在的镇派出所，想要调我去当所长，也是副科级干部。

但一方面是我的态度不积极，另一方面化肥厂不放，这事最后也没了下文。

李达得知此事后，不禁扼腕叹息，连连称我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看到他如此惋惜，我不禁也有些后悔。这些年来，李达的预见性都得到了证明，但为何我却不想听他的呢？难道真的是面子作祟？

事情果然再次如他所料，1995年，厂里的效益逐渐走低，承诺职工许久的集资建房，也暂停了。

后来直接连工资都没办法保证了，1999年，我不出预料地下岗了。

虽然得到了一点微薄的补偿，但对于一个44岁的中年人而言，这一刻仿佛天都塌了下来。要想重新找到人生的锚点，谈何容易？

李达得知了我下岗的消息，专程从县里跑过来到市里来看我。我俩相顾无言，李达也没有马后炮，说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之类的话，只是陪着我默默抽烟、喝酒。

面对生活压力，我决定外出打工。走之前，我去找了李达，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并诚心诚意向他请教，出去后干什么比较好。

李达仔细想了想，他说道：“北平，咱这么多年处下来，我也深知你的性格和为人。其实你最适合的是体制内工作，虽然机变灵活性差一些，但你雷厉风行，踏实肯干，只要放对位置，一定能发挥出你的最大优势。”

他又接着说：“但如今，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托战友帮你联系了个活，他一个亲戚在深圳开了一家机械厂，你直接去报道就行。但北平，你去了以后，多跟着那边的技术员学点技术，咱不能靠出卖体力挣快钱。家里的事你别管，交给我得了。”

听完李达的分析，我真的是心悦诚服。相比下来，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跟他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此后10余年，我一直在深圳那边打工。跟着李达那位战友的亲戚，我耐住性子，认真学习技术，从普通打工者，成了一名质检人员，收入也比普通流水线员工高了一大截。

但相比起李达后来的境遇，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司法系统内深耕，最后在正处级局长任上光荣退休。

而我呢，还是凭借国家的好政策，享受到了每月3000多的退休待遇。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虽然不多，但也已经够用。

我多次在重要关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还是去参军，而这也是李达鼓动我的。

有句俗话，叫“不服高人有罪”。不承认、不佩服高人，不去研究别人的长处，那不只是不体面，更是在对自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