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前期受宋代职官制度影响最大的当属枢密院，但是其台官和谏官往往合称台谏，说明其监察制度受到宋代台谏合一模式的影响。北宋时期，台官的职权与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北宋初期设立中书门下（宰相办公处）枢密院、三司，主要由这三个部门执掌国政。

枢密院参判国家大事，并且分散和削弱宰相之权。出于牵制中央行政机关的目的，突出谏官的独立性，北宋时期谏院被设置为独立机构。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二月首次在门下省旁边设立谏院，由此谏官脱离宰相独立。

接着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将现有的门下省迁至别处，并将该建筑用作谏院，谏院与中书省及门下省分离，成为完全的独立机构。这样一来，谏官不再受宰相的控制，而是与御史台合二为一进行台谏活动，更加活跃地发挥牵制宰相的作用。

后来随着神宗元丰（1078—1085年）官制恢复三省制度，谏院被废止，隶属于中书门下后省。高宗建炎3年（1129年）将三省合并为一省，并另外设立谏院，不再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此后谏院作为独立机构行使职权。

从历史沿革来看，宋朝的谏院一度摆脱宰相，成为独立机构，台官和谏官合二为一，积极履行对宰枢两府的牵制职责。高丽前期，为应对女真问题，显宗将中枢院改编为枢密院，枢臣的地位随之提高。

特别是文宗以后，由于边界女真问题愈发严重和国内门阀势力的成长，战事频繁，国内外情况也发生巨大变化，国王想掌握政治地位的主导权并不容易。

为此，高丽受容了宋代中央官制的部分内容，睿宗时期命令枢密院不得独断军机大事，中书门下的宰臣也可以讨论边疆军事问题，这样就牵制了枢密院的权力。

军国大事须宰枢二府共同“议断”,又会导致宰臣过于干涉军事问题。肃宗时期设立谏院，谏官的独立性得以加强。为了牵制宰枢二府，睿宗时期则强化监察制度，将台官和谏官合二为一并称为“台谏”，牵制中书门下和枢密院。

此后作为国王喉舌的台谏牵制活动更加活跃，谏官作为言官的地位也提高了，这种倾向在朝鲜时期得以继承发展。谏官与御史职权略有差异，谏官献言以正人主，御史则主管纠察、束缚百僚。

唐代虽然没有规定让御史担当谏诤职能，但实际上台官可参与谏诤，只是并不明显。宋代御史官员除了弹劾纠察之外，谏诤行动也十分活跃。高丽也是如此，因为台官兼有谏诤的职能，所以台谏往往合二为一。

例如，北宋曾经派遣承信郎许立、进武校尉林大容等出使高丽，睿宗由于接待礼仪不合体统，而遭到了台谏的批评。

台谏可以对国王的命令共同发起谏诤行动。本来弹劾是唐制的御史台的职能，因此台官普遍具有弹劾权，但主要是由御史大夫、中丞和侍御史担任此项任务，谏官没有弹劾官员的权力。

到了北宋时期，虽然负责弹劾也是台官分内之责和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仁宗之后出现了许多谏官弹劾朝中大臣的事件。高丽时期还往往出现台谏一同弹劾官员的事情，毅宗宠幸内侍官员郑諴，郑諴在仁宗时只是内侍官员中的供奉官，后来与毅宗的乳母接近。毅宗即位后，郑諴遂得到国王的偏爱，授内殿崇班之职。

当御史弹劾郑諴服制逾规时，国王偏向内侍官员郑諴，而把御史小吏囚禁于刑部。台谏群起抵抗，杜门罢职，最终使国王妥协，把内侍李成允、韩儒功等人免官，这场闹剧最终以御史台的胜利而告终。

此外，还有其他事例也可以说明台谏伏閤言事，毅宗时期台谏再三进言，请求把刚正不阿、敢于弹劾权贵的御史台小吏李份重新召回朝廷任职，而把违法乱纪的郑叙、梁碧、金旵等人流放外地。

台谏往往一同言事，国王才勉强对违反朝廷规定的官吏给予严厉的惩处，维护了政局的相对稳定和公平性。高丽时代御史台的职能可以溯源到新罗的司正府和泰封国的内奉省，通过对新罗司正机构和建国初期内奉省的继承，对中国唐宋制度的借鉴，高丽的中央监察制度得以确立起来。

高丽在大规模引进唐宋制度的同时，亦没有改变其本土风俗及传统，其官制呈现出了杂糅的特点，而且臣强君弱始终是高丽一朝的政治现实，高丽国王甚至不能私自接见大臣。白任至因为私事拜见国王，毅宗“优礼以遣”，白任至得以进入内殿，但是高丽旧制规定“大臣非国家大事不诣君门”，台谏没有驳斥白任至，引起朝堂百官的讥讽。

洪汝河也说君弱臣强有违君臣之道的根本，导致高丽时期君臣之间的礼制无法建立。世宗也曾说，前朝之法规定流窜到各地的逃犯需由大臣派遣吏卒拘拿审问，此乃君弱臣强、弊端丛生。

这一政治现实也被贵族集团认为是高丽的“土俗”之一，对于高丽的这种政治特点，朝鲜王朝中期的沈光世(1577一1624)慨叹道:“丽朝上下五百年，悍臣相继执国命。惩前毖后终莫改，无乃天定人难胜。”

尽管高丽前期就引入了御史制度，但是其贵族政治的特点以及弱小的王权使御史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再加上高丽中期一些武臣凭借军功也逐渐晋升为权贵阶级，更是成为监察官员无法制衡，掣肘政坛的巨大隐患，所以高丽前期的御史台在发展过程中其弹劾权力逐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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