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武汉一高校的34岁在读医学博士郑刚，11天内先后捐精4次，可谁料第5次捐精时，在取精室意外猝死。

事后，其妻子吴玲选择放弃尸检，并同校方达成协议，接受8.8万元的补偿费等。

但郑父却对协议不服，“农村一头黄牛都能10万，一个博士却只值8.8万？还不如一头牛？”

并且，他认为儿子健壮如牛，猝死不可思议，为讨公道，他将校方等相关单位告上法庭，向其索赔400多万元。

那么，猝死与捐精之间究竟有无关联？这起案件最终又会怎么判？

自备证据上法庭

2012年6月19日上午，60多岁的郑金龙背着一个大包，出现在了湖北省鄂州洪山区法院的门口。

包里装的全都是当天开庭所需的证据材料，有120多份，重约30斤。

即使马上开庭的官司，没有花钱找代理律师，郑金龙也信心满满。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些证据，足以说明一切，助他讨得公道。

但法庭上的较量，难度系数远比他想象的还要高。

因为参与诉讼但没有律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除了证据之外，还需要熟悉法律程序以及法律原则。

毕竟法庭上，不可能因为你是个外行，就会为你放宽程序规则与标准。而孤军奋战的郑金龙恰恰也是个外行人。

开庭后，这个年过花甲、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老者，独自站在原告席上。

可他所面对的被告席上却有两个人，一位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方代表，另一位是该校聘请的专职律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官司。郑金龙则处于“弱势”。

当法官要求原告当事人说明姓名、年龄、职业以及住址等信息时，不明所以的郑金龙，只是拿着身份证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而他所写的起诉书，全篇不过2000多字，却错字语病成堆。

比如，在陈述起诉书时，他嘴里说的是，要求索赔400多万，但纸上写了4000多万。

还是法官向他求证赔偿金额，他才发现自己多写了个0。

期间，他还多次情绪崩溃，念着念着，眼泪就哗哗流下来了。

到了举证环节，郑金龙更是手忙脚乱。法官先是让他提交证据目录，他在桌上堆放的各种材料中，翻找了十几分钟。

后又让他根据目录，将所列举的100多份证据一一找出来，与被告进行质证，他又开始一页页翻着找，桌上被翻得一塌糊涂。

从10点20分到11点40分，整整80分钟，中间还经历了休庭，但他依旧没能找齐证据。

这种情况下，经过各方协商，法官只能宣布择日重审。并且提醒郑金龙，下次开庭，务必要找个懂法的人帮忙。

可如果不是儿子郑刚的意外死亡，郑金龙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想与人对簿公堂。

取精室内猝死

时间拉回到2011年元旦，湖北人类精子库正在试运行阶段。

由于隶属于华科大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它便在华科大发起了招募志愿者活动，动员广大学子参与捐精。

当时，郑金龙的儿子郑刚，是华科大的在读医学博士，为响应号召，他加入了捐精队伍。

经过一系列检查，确定郑刚身体的各项身体指标都符合标准后，精子库与其签订了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由此，郑刚正式成为了捐精者。之后，在11天的时间里，他先后4次前往精子库，进行了捐精。

每次都需要先登记个人的身份信息，然后才能进取精室。

取精室大概有10平米，里面有一个洗手台，旁边备有洗手液和风干机等。

靠墙的位置摆放了一张躺式的沙发，面前放着一台电脑。此外墙上还贴着两张美女的照片。

而电脑里存放的也都只是一些帮捐精者“进入状态”的图片，并没有视频，网传的护士“帮忙”，更是无稽之谈。

为了杜绝外界的干扰，捐精者进入房间后，一般会锁上门。有的人会因为紧张，导致半小时都无法完成。

但如果超过一小时还未出来，工作人员便会进行提醒。

2011年2月12日上午约11点，郑刚和前4次一样，登记信息后，进入了取精室。

一小时后，工作人员迟迟不见他出来，就敲门询问，“你没事吧？”他回道：“没事。”

可又过了不知多久，工作人员再次敲门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回应。

等到打开房门后，只见郑刚躺在上神志不清，于是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但不幸的是，当天下午，他还是经抢救无效，被宣告了死亡。

随之，警方赶到了现场，经过勘查和问询，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期间，医院也出具了一份证明书，认为郑刚系猝死。

与此同时，郑家人以及郑刚的妻子吴玲也得知了这个噩耗。

“我和丈夫郑静，还有公婆当天晚上连夜坐飞机赶往了武汉。”郑刚的大嫂陈丽霞说。

2月13日下午，生殖医学中心在内的多家单位与郑刚家属进行了协商。

当时，校方询问他们的想法，是否想要进行尸检。但郑刚妻子吴玲却拒绝尸检。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校方出于人道主义向郑家补助8.8万元。并且按照吴玲的要求，为她减免2万元的读研费用。

另外，吴玲还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对方解决她的工作问题，但被对方拒绝了。

谈妥后，当天晚上，郑刚父母和妻子就签订了“补偿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郑金龙和妻子并未参与协商的过程，学校这边给出的理由是，“怕两位老人受刺激”。

但郑金龙却觉得是“学校软禁了他”。这也为后面的管事埋下了伏笔。

无法释怀的父亲

按理说，放弃尸检，接受补偿，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郑金龙过后，却对协议表示不服，““农村一头黄牛都能10万，一个博士却只值8.8万？还不如一头牛？”

他坚称，自己当初是在学校的“哄骗”下，才签的协议。

最主要，在他心里，儿子人高马大，身高1米78，体重160多斤，且身体健康，猝死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而没有进行尸检，就被校方督促将尸体仓促火化，更加让他把郑刚之死，与“他杀”联系到了一起。

从那时起，这位父亲便走上了维权之路。

他将华科大在内的相关单位告上了法庭，并提出向其索赔400多万。

为了打官司，他一年花掉了28万，这些钱还几乎都是高利息借的，郑静劝说无果后，甚至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搜集证据期间，他数十次往返老河口、武汉和鄂州，饿了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自来水。

就这样，他搜集了满满6箱证据。带着它们，他独自踏上了法庭，然后发生了前文中的那幕。

但最终的结果，依旧未能如他所愿。

一审时，法院认定被告方无过错，由生殖中心与郑刚共同承担责任。生殖中心单方面赔付郑刚家属19万多元。

之后，郑金龙提起上诉，但法院维持了原判。

期间，被告方的代理律师曾表示，郑金龙就是一个上访起诉的偏执者。

可回顾郑家对郑刚倾尽所有的付出，或许就会明白郑金龙为何如此偏执。

郑金龙老家是鄂州临江乡得胜村的。退休前，他曾在鄂州供销社当采购员，其妻子在家务农。

他的两个儿子，大的叫郑静，小的叫郑刚。

其中小儿子郑刚，是全家的希望。用郑金龙的话说，“我们一家拼命保这个小儿子。”

这主要是因为郑刚打小就学习优异。1993年，他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在农村，考个好大学，无疑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同时也是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最佳途径。

但在高考前夕，郑刚却突发高烧。身体的不适导致他发挥失常，只考上了三峡大学。

当时他攻读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每年学费5000元，还不包括生活费。

90年代的5000块，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郑金龙倍感压力。

这个时候，大儿子郑静主动站出来，为父亲分担经历压力，承担起了弟弟的生活费。

“为了供郑刚读书，郑静打工多年，都没攒下多少钱，还把婚姻一延再延。”郑金龙说道。

而郑刚深知家人的付出，他在学校也非常“拼命”。

拼命学，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离开自习室和实验室，所以，年年获得三好学生的称号和奖学金。

在吃穿上，他也是省得要命。别的不说，上学期间，他身高1米78，体重却不到55公斤。

2001年7月，结束了5年的学医生涯，郑刚被分到了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工作，并在7年后升为了主治医师。

即便郑刚已经参加工作，但郑家上下的还是以他为重。

2003年9月，郑刚和吴玲要结婚买房，可他俩的工资加起来不过千元，买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郑金龙以个人名义借了2万，还让郑静再次做出了牺牲，从其装修费里拿走了2万，一共给了郑刚4万。

2008年，郑刚自费上了华科大的研究生，生活费加学费每年得3万。

后吴玲进入同济医科大进修本科，也会自费，每年学费3.3万。按照郑金龙的说法，这些钱也全是郑家出的。

种种付出，抛开回报一说，更是他对儿子的厚望。可郑刚的突然离世，让一切都落了空。

即便那是个意外，他也无法接受和释怀。

结语

郑刚的猝死，与之相关的人，有选择沉默，有选择回避，也有选择淡忘。

可唯独他的父亲选择了偏执，被困在其中，越陷越深。但愿时间可以冲淡他的记忆，让他早日放下过去，也放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