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妻子结婚之后，会住在与丈夫几乎完全隔绝的家庭空间内，除了必要的交往，彼此之间的家庭生活并不重合。
在罗马，夫妻之间虽然有各自生活的区域，但并不完全分离，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宴饮、招待客人。叙利亚则与希腊罗马都不相同。在受到希腊文化较少影响的叙利亚内陆，比如杜拉·欧罗波斯。
男女之间在家庭中的隔离没有那么严格。杜拉·欧罗波斯的房间基本上围绕一个中央庭院布置，有一个供所有人使用的入口前厅。
一个入口意味着男女共用，大多数房间都可以通过彼此和中央庭院实现连通。家庭内部并不存在严格的性别隔离。
但在距离地中海不远的帕尔米拉，家庭中男女的隔离也会很突出。他们的房屋有两扇完全相同的门分别通往家中两个完全分开的区域，一个是客人可以进入的区域，另一个是女性居住的区域。
叙利亚家庭中，夫妻是否分离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希腊的影响。
按照社会学家默顿的分类，人类择偶标准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工具性的标准，即经济、社会地位等标准。
第二是情感性的标准，包括情感、和谐等因素。罗马世界的婚姻中，被选择的妻子主要参考工具性的标准，妻子的作用主要是功能性的。
在公元前2世纪纪念某位克劳迪娅的墓碑上展现了这种功能性：为她竖碑的丈夫赞扬克劳迪娅生了两个儿子，并且谈吐优雅，仪态端庄。她管理着家务，还纺织毛线。
克劳迪娅妻子身份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管理家务与生育后代。
在里士满·拉蒂莫尔收集的更广泛的希腊、罗马世界墓志铭中更验证了这种态度，女性最常被描绘成美丽、可爱、甜美、不爱争吵、生育多个孩子、贞洁，并且能很好地打理家事的形象。
墓志铭中女性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可以被归纳为是勤奋、贞洁和顺从。勤奋要求妻子操持家中的事务，织布纺纱。
罗马世界的妇女在婚前普遍会受到关于纺织的教育。织布纺纱不仅被看作妻子日常需要承担的工作，更被看作一种常见的妻子美德。
如果一个妇女梦到她停止纺织，那么她第二天就会死亡，因为停止工作就意味她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在叙利亚的墓穴中，对于普通妇女的描绘便突出她们在家庭中的劳动职能与价值，与手持卷轴、器皿、长矛或棕榈枝的站立男性形象相比，女人会拿着纺锤和纱布，多为坐像。
帕尔米拉的男性肖像通常也以表明其职业的物品或动物为特征。例如，有人拿着鞭子，背景是单峰驼的画像，或是抄写员的形象，或是戴着祭司帽的祭司形象。女性则主要拿着纺锤和长柄，这是女性性别角色的象征。
纳巴泰人的墓壁浮雕中也通常用雄鹰来代表男性，用篮子来代表女性。显然，在家庭生活中，参与以纺织工作为代表的家务劳动是她们的日常重要活动，这是一种值得在墓葬壁画中被赞美的美德。
贞洁要求妻子的身体只能在丈夫的控制之下，《罗慕路斯法》对于婚姻只规定了一条法律，它要求妻子严格保持贞操。
因此丈夫会对妻子提出严格的性道德要求。但是性道德并不约束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以使她获得高尚的人格，道德的标准只在于一个人是否能够实现她的功能。
对于女性来说，单方面的性压抑将妻子的性行为与生育活动等同起来，一旦她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就意味着私生子的可能，因此丈夫对她贞洁的要求主要是为了生育属于自己的后代。
正如德摩斯提尼所说，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通过她生儿育女，以使子孙得以进入家族和村社。
贞洁也不仅仅表现在身体上，还表现在妇女日常的行为中，女人最大的美德是最少被男人提及，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这种贞洁表述是性的意义扩展到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表现。
叙利亚传统中，妇女习惯用打结的绳索或其他护身符来平息丈夫的怒气。对于妻子顺从的要求也被延伸到性领域。
阿特米多鲁斯甚至将妻子的性同意与否与丈夫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妻子在性行为中表现顺从并且心甘情愿，这将预示着丈夫会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就，就像控制自己的妻子那样游刃有余；如果妻子不愿意，那么他可能将要面临不幸。
顺从这个性格品质传统上是由妇女来表现，现代女性主义鼓励妇女突破传统气质的限制，凯特·米利特更指出，无论男女，顺从的品质本身就不是可取的人格特征。
因此，在家庭中，妻子的品质的重点在于功能性的实现。
与帕尔米拉和哈特拉等沙漠城市相比，在叙利亚更受罗马标准影响的城市中，女性作为妻子的地位实际要比叙利亚内陆地区高一些。妻子死后，她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孩子一同埋葬在同一个墓穴之中。
某些情况下，墓志铭中会对女性做出的贡献或其本身的品质进行赞美，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对于女性核心价值的强调。
但事实上，大部分的墓志铭中都强调这一墓穴是献给某位男性的，铭文和浮雕将陵墓外部标记为男性空间，供建造者、继承人或所有者书写相关内容。
而陵墓内部则是一个家庭空间，不仅包括全部家族成员，即使彼此相隔几年或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其中的具体陈设也仿照真正的家庭空间。
这种家庭关系，以及对亲属身份的强调，是罗马叙利亚葬礼纪念的主要特征。墓葬中经常表现家庭成员共同在一起的形象。
墓葬是社会结构仪式化的表现，并且反过来又强调了和强化了社会结构，罗马叙利亚的墓葬显然代表罗马叙利亚人对于家庭的重视。
而这种家庭是父权的家庭，因为墓穴总是被献给某位男性，妇女只是家庭的成员，并不是家庭的主人之一。
在罗马地中海世界，妇女成为一个妻子的角色意味着承担生育、养育、家务劳动、性的义务，满足勤奋、贞洁、顺从的道德要求，作为交换的是微薄的、由丈夫给予的、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
所以在罗马地中海世界，成为一位妻子对于妇女来说可能是一种被控制的形式。早期女性主义流派普遍认同妻子并不是妇女的天生角色，妇女并不是天生适合待在家中的观点。
但是妇女是否可以完全拒绝传统职能、妇女的社会工作与传统妻子职能之间是否存在平衡等问题在两次女权运动时期、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以及后女性主义时期都被广泛讨论。
两次女权运动时期，女性主义这都反对传统的女性模式，即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主张女性主动选择和诠释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接受父权社会的理想妇女模式。
但在后女性主义时期，呼吁妇女回归传统妻子职能的声音出现。甚至弗里丹都表示，过去的观念在有关家庭问题方面存在盲点，因为我们过分地反对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事实上，这些角色可能为妇女获得权力、地位和身份创造了价值。
弗里丹的这一观点在希腊戏剧中也有表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特拉忒》就讲述了女主角吕西斯特拉忒与其女性伙伴共同发动性罢工以反抗战争的故事，希腊男性因为性需要而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斯巴达讲和。
这似乎证明了弗里丹的妇女通过传统女性角色发挥作用的观点。但事实上，希腊妇女虽然通过自己的抗争影响了公共决策，她们所利用的筹码仍然是自己的身体。
通过身体的交换实现利益的交换是家庭对于女性的剥削逻辑，吕西斯特拉忒虽然获得胜利，但运用家庭剥削的逻辑实现某一次抗争的胜利反而会使人们误解妇女的处境。
所以，在未来，妻子作为妇女的传统职能是否应该继续成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或许还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再探讨，但将妻子的存在作为一种天然的自然秩序的观念可能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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