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周作正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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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底，当得知时隔两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1971年底没有征兵），上了一年高中（当时高中是两年制），已满十八岁的我，立马在学校里报了名。

报完名后，经过征兵体检（分为学校里的初检和公社卫生院的复检）、社会调查、家访、发放入伍通知书（1972年12月19日）、领取新军装后，在1972年12月25日，我们县这一百多名新兵踩着1972年的尾巴，在接兵首长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自此，也开始了我十三年的军旅生涯。

到今天，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回看往事，回首往昔，在当时，在那渐行渐远的七十年代，我们这些农村兵，自从坐上开往部队火车的那一刻，心里都已下定了决心，那就是到部队后，一定要认真勤奋、踏实肯干，争取能早日提干，然后留在部队。毕竟，这也是当时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说是唯一途径，这话倒也并不夸张。在七十年代，在当时，已经不能直接考大学，农村孩子们，无论是上学的、还是不上学的，在成年后（满十八岁），基本上就是回到家跟着父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除了少数文化水平高的、“运气好的”，可以有轻松一点的岗位，比如民办老师、生产队计分员、会计等）。

而我，同样如此，在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我看着小窗外，那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家乡景象时，心里虽然有悲伤，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开心，是庆幸。毕竟，自己还有能当兵的机会。当时，我们同村一起报名的四位青年，有一位体重不合格（当时十八九岁的我们，都很瘦弱，我的体重也只是勉强达标），有一位眼睛近视（大概是两百度），还有一位血压太高（当时，他喝了醋，吃了生鸡蛋，但还是都不行）。只有我，成功通过了当年征兵体检的所有项目，并顺利地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

到部队后，我们首先进行的，是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同时，“竞争”从这一刻，也随之开始了。要知道，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就要分专业、下连队。能分到什么专业，跟你自身的能力和特长，是密切相关的。当时，我们连里有一位新兵，会打篮球，会唱歌，还特别健谈，不同于我们这些农村兵，一跟人说话脸就红，还结巴，那位战友是自信开朗，妙语连珠。果不其然，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之际，他就直接被团宣传股的领导带走了。

而我，虽然个子不高（当时一米六九，后来在部队生活几年后，长到了一米七四），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但好在钢笔字、粉笔字都写的不错，除此之外，我还会写一点小文章（在初中和高中时，我的文科都非常好，但理科是一塌糊涂），因此在下到二连当了一年战士后（在这一年里，我经常帮大家写信和一些材料），在1974年2月底，我就被选到团集训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集训。

完成集训回来后（1974年9月初），当时的我，面临着两个选择。记得在我回到二连的那天下午，指导员就笑着来到宿舍找到了我。见指导员来了，我刚想站起来跟指导员打招呼，指导员就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然后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小周，祝贺你完成了集训。关于去处问题，我跟连长商量了一下，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到二班当班长；二就是去到连部，担任文书。”听指导员说完话，我一时间陷入了沉思。而指导员，见我低着头没说话，就又接着说，“不急，小周。你慢慢考虑，明天给我和连长答复就行。”指导员说完后，就离开了宿舍。

送走指导员走后，我也开始认真思考，该怎么选择。我想，要是回到二班当班长的话，毕竟我在二班工作和生活了一年，跟班里的战友们相处都很融洽，后续工作进行起来，也会很顺利；要是选择去连部当文书（在七十年代，在当时，文书的工作就是起草文字材料、下达训练任务，以及做好连长和指导员的生活保障），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写材料我是不怕的（有一点底子），再加上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真真切切的实话）。

因此，在经过一夜的思考后，在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连部找到连长和指导员，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想法（选择来连部当文书）。而当时，指导员在听完我的话后，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就这样，在1974年9月，在当兵两年时，我离开了二班，开始了我的文书生涯。

在文书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两年。虽然文书平时不用站岗、也可以不出早操，不参加常规训练，但工作其实还是很忙的。同时，得益于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关系融洽，再加上我勤奋踏实，认认真真，对于每一项工作，都做到了全力以赴（我多次得到连长、指导员的表扬和战友们的认可）。因此，在文书的岗位上工作两年后，我的写作能力、思想境界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在1976年10月底，我还到团卫生队进行了提干体检。

记得当时走在去团卫生队的路上，我心里真是思绪万千，有开心、有兴奋，但更多是感慨。虽然这一路很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当了四年兵，当时已经二十二岁的我，终于要完成自己的第一个目标，提干留在部队了。就这样，在长达两个月的忐忑等待后，在1976年12月中旬，提干的命令终于下来了，我被任命为一排排长，每个月52元工资。

自此，我也结束了自己四年的战士生活，穿上了“四个兜”军装（在七十年代，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干部服和战士服的唯一区别，就是干部服是四个兜）。当时，在我当文书时，我看我们连里的三位排长，平时都是身穿四个兜，脚踩“三接头”新皮鞋，真是俊逸挺拔极了。

但真正地等我提干当了排长，我才知道，这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虽然提干后，我的工资涨到了每个月52元（提干前，我当兵第四年时，每个月津贴是10元），但扣除每个月13.5元的伙食费后（提了干部，就要自己付伙食费了），实发到手是38.5元。但当时，大家家里的条件都还很拮据，因此每每发了工资，除去买些生活必需品和预留一部分应急外，剩下的基本上都寄回了家。

因此，当时的我，每个月一发工资，还没到第二天，兜里就空了。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月光族”。当时的我，虽然是“月光族”，可毕竟没结婚，还是能有一些自己的小爱好。但我们连长（每个月60元工资）、副连长（每个月52元工资）、指导员（每个月60元工资）、副指导员（每个月52元工资），还有另外两名排长和司务长（也都是52元工资），他们都结了婚，还都有了小孩，那工资，更是月月没有剩余。

在七十年代，部队干部的工资是以级别为径纬的：在当时，排长是23级，每个月的工资是52元；但有些副连长，甚至连长，也是23级。因为每上调一级 ，就要增加8元的工资，这是很不容易的。

提干后，照例就是回家探亲。一是当兵四年，四年没回家了，是时候该回去看看了（在七十年代，当兵满三年，就有一次探亲假）；二是提了干部，工作进步了，再加上年龄也不小了，是时候该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了（婚事）。因此，在1977年2月中旬，在基本熟悉了排长的工作后，我就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程。同时，那一次，也是我当兵四年，第一次在家里过年（连长和指导员特意让我赶在春节前回家，让我能跟父母和弟弟妹妹过上一个团圆年）。

在七十年代，在当时，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第一次提干后的前半年，是不能穿皮鞋，不能戴手表，也不能穿尼龙袜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拉近与战士们之间的距离）。但为了让我在回家探亲时，能更容易地把自己的婚事给定下来，在我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连长特意来宿舍找了我，说让我明天穿着新军装和新皮鞋回去，除此之外，还交代了我一些注意事项。在聊天的最后，连长还认真地问我，身上的钱到底够不够。

要知道，我们连长早已结婚，并且当时也已经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他每个月60元的工资，扣去伙食费后，实发到手46.5元。这46.5元，也就是勉勉强强能顾得住他一家人每个月的开销（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哪里会有剩余。但连长，还是这么的关心我们，无论是谁回家探亲，他都会询问我们身上的钱够不够。因此，听了连长的话后，我心里是一暖，但还是认真地说，“连长，我身上的钱够，你不用担心我（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我身上只有30元）。”

就这样，怀着对家乡深深眷恋之情的我，身穿新军装，脚踏新皮鞋，在第二天早上，踏上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路程。实话实话，当时的我，虽然已二十二岁，但还是十分懵懂，对结婚这种事，也还没有考虑，心里只是盼望着能快点回到家，能快点见到父母，见到弟弟妹妹，见到亲朋好友们。

但古人云，“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总是这么的出人意料。在那次探亲假中，我偶然遇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小葛（我俩在上学时就很要好，她当时在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本来就有的好感，再加上重逢的喜悦（自我当兵后，我俩也已四年没见），在那二十天中，我俩的感情是快速升温，并在探亲假的最后，还如愿订了婚。

订婚后，我俩本打算第二年就结婚。但因为小葛的大哥，当时还没结婚，所以直到第三年，也就是1978年10月，足足订婚两年后，我俩才终于结了婚。并且，当时在结婚前，我第三次回家探亲时，身上也只有260元（根本攒不到钱）。

在七十年代，结婚流行“三转一响”（三转指的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一响则是指的收音机），但不说三转一响，单单一辆二八自行车，就要一百五十元。可以说，我的这点钱，完全不够办我跟小葛的婚礼。但我的未婚妻，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非常通情达理，她拿出了她工作好几年的积蓄，最后才终于办了一场漂漂亮亮的婚礼（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我还是十分感动）。

就这样，我怀揣着仅有的260元（当时的我，心里还是很忐忑），带着连长、指导员和战友们对我的祝福，踏上了回家与小葛结婚的路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