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下旬，全国各地出现抢购风波以及民众大量提取存款的行为。起因是《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报道了“价格闯关”方案的基本内容，让民众产生恐慌。仅十来天，许多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高达130%。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发布《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马上叫停“价格闯关”的改革措施。30多年转瞬即逝，当回过头再来看看，为何在不到11天里，中央精心制定并推出的“价格闯关”便宣告失败？先简单介绍下何为“价格闯关”？通常意义来说，“价格闯关”就是国家对社会上流通的商品，包括工业产品的定价改革。之所以不叫“价格改革”而是为其命名“闯关”，源于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接见朝鲜客人时，将我国的价改过程比喻为“过五关斩六将”，“闯关”一词便应运而生。其实，其实“价格闯关”这一重要改革举措最早起始于1977年。当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成立国家物价总局的报告。直至1981年和1982年，国务院先决定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考虑到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又紧急出台了《物价管理暂行条例》，以求在短时间内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密的计划经济，各种商品定价由国家统一规定。有一定岁数的人应该都清楚，那时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必须凭票购买。随着社会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规定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同属于湖北工业局的武汉印染厂和武汉纺纱厂，所生产出的商品定价就有很大差距。据统计，仅1982年，武汉印染厂每个工人一年创造的利润可高达1.9万元，纺纱厂的工人一年创造的利润不超过4000元。

同一个行业，且劳动强度都差不多的两名工人为何创造的利润相差4~5倍？这不是两个厂的管理技术或者生产效率，而是国家此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两种产品的定价差异过大。既然这样，价格改革就被提到重要日程。事有轻重缓急，国务院当时还是以稳为主，先慢慢放开价格，最终再从长计议。然而，令许多经济学者没想到的是，由于中国发展速度较快，社会上流通的许多产品，包括对计划生产外的超产产品、工业品的调整力度比较小，没有真正打破计划体制的约束。国家进行的价格改革没有起到太好的正面效果，反而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货膨胀。在1982年9月至1984年10月，中央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在放开价格同时还约束了产品的出厂价。可是，这样频繁的调整却让产品价格难以适应市场。当时一双普通皮鞋售价就超过10元，一件皮夹克不会低于700元，普通工人月工资顶多只有50～80元左右。换言之，想要买一件上档次的皮夹克，至少一年不吃不喝，把工资全部省下来才行。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令国家不得不收紧脚步，开始思考价格改革的出路。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1984年9月初，124位青年经济学家在浙江莫干山上闭门开会。会议形成七个报告，事关价格、企业、金融体制、股份制、农村等方面的改革和开放研究。这些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对1985年的价格改革起到积极推进作用。会议结束后不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表明，国家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重要的阶段。正是在这段时间，毁誉参半的“价格双轨制”被推到风口浪尖。“价格双轨”同样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催生出的新型产物。当时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实行后，农民把一些农副产品在集市上自行售卖，且价格不受国家定价约束。后来在粮食销售、石油、煤炭等重要资源上，也存在着一定“价格双轨”。这一举措表明国家希望先稳住市场，小步子慢慢放开价格，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只是“价格双轨”放在农村大集上顶多只涉及“投机倒把”，但运用到整个国家经济环境里，反而导致定价出现混乱。仅一年下来，市场上各种产品的价格就陷入混乱，且缺少监管，腐败问题更是应运而生。有些领导干部通过各种关系以及名目，把计划内的批文拿出来，然后倒卖到计划外赚中间差价。

1988年春节，许多问题集中暴露出来，中央立即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就是政府下放权力，机构改革党政分开，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很快，由于投资过热，我国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14%，物价问题成为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这一时期就是我国“价格改革泥潭期”。1988年5月，小平同志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谈到了“价格闯关”。不久，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赵书记也发声支持抓紧实现“价格闯关”。基于各方面形势的考量，还有其他一些中央领导的意见，“价格闯关”没有被真正采纳。尽管如此，在赵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价格闯关”一词还是出现在报纸媒体上。许多民众已经从相关报道中嗅出些什么，他（她）们认为中央大概率会展开“价格闯关”，一次性将流通的商品价格全部调整到位，不会再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利于民。此时，另一位中央领导，且长期主管我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得知“价格闯关”一事后找到李鹏谈话，他说：“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在你们有生之年根本理不顺价格，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陈云同志这番话的背后含义是，按照当时中央对于“价格闯关”决策的设想，从1989年开始，商品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以此类推，最终目的是将现有社会商品价格总水平提高60%至80%，民众工资增加100%。从数据看十分漂亮，但陈云同志却坚决反对。虽然以陈云为少数的中央领导有不同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198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时仍然制定了一个方案：计划用2～3年时间全面实现“价格闯关”，并准备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通过。8月19日，方案一经公布，社会上立即产生强烈反应，一时间物价飞涨，有钱的人家抢购家用电器，没有钱的就囤积日常用品，“抢购风”“提款风”把许多原材料价格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8月底，中央领导人结束北戴河会议返回北京时，发现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建议“价格闯关”方案缓行。8月30日，在“价格闯关”这一政策公布不到半个月时间，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发布《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价格闯关”这一决策仅存续11天时间便无疾而终。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态势。目的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以至于中国经济形势一落千丈，一系列的改革随即进入低谷……

以上就是“价格闯关”的由来始末，再来重点分析为何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价格闯关”仅存续了11天便彻底失败？首先一点就是时机选择不合适。1977~1988这十来年里，我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加上“价格双轨制”的推出，导致社会经济乱象丛生。此时盲目开放物价，并且计划在五年内将原有的市场价格提高60%～80%，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其次就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凭票购买商品，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决策者对于民众消费能力过于乐观，觉得只要工资同步上涨，就可以顶住物价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民众一旦察觉出任何不对，就会进行抢购行为，还会将存款从银行中取出，最后受损的还是整个市场与国家经济。更别提当时的“价格闯关”只把重点放在价格改革，工人工资、分配、收入等配套改革措施混沌不明，使得价格改革难以实践。总体而言，“价格闯关”失败关键点就在于这一改革措施只盯住商品价格的改动，本质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架，亦没有破除人们心中的陈旧观念。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虽然这一次价格改革失败，在后来几年，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意识到：想要提振经济，千万不能急于一时，更不能只单单上调价格，对其背后的核心所有制改革，还有企业改革也很重要。最终目的还是要建立起一个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合理机制，才能真正进行“价格闯关”。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民众对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93年10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代表中国改革终于走上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