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和观察浙江敌人的动静，部队先在庆元和福建政和兜了一个小圈。在庆元隆宫召开了政治委员会议。会后向干部进行了传达。会议的主要精神是:继续统一干部的认识，克服少数同志怕到浙江打游击的思想。同时考虑到游击战争的特点，有时要分散，有时要集中，但分散出去的部队又必须是既能独立行动，又能互相配合，因此，对原来战斗部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又重新作了调整。组编为四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连、一个侦察排。纵队相当于营，纵队以下为支队，相当于连队。

每个纵队又都建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作为单独行动时的集体领导组织。然后返回浙江，开始在浙闽边境的庆元、景宁、寿宁和泰顺之间以洞宫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地方山连山，地形险要。我们在那里行动了一个多月，边熟悉情况，边打击和消灭敌人，先后打了好九个胜仗。如在庆元和政和交界处攻克了敌人据点举水，在景宁的上标消灭敌人一个民团约十余人，在黄山和沙湾打垮敌人两个分队并歼灭其一部分，在泰顺的谭边消灭敌人一个基千队并乘胜占领百丈口和司前，切断和破坏了泰顺通往瑞安的交通线和电话线。但是，那四县的交界地区既有国民党军队，又有反动的大刀会组织，到处把关守口，相互配合袭击和拦阻我军。使我军在日常行动中，既要对付国民党军的合围和进攻，又要防止大刀会的袭击和伏击。娶在那一带打开局面，一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取得斋郎〔属庆元县)战斗胜利后，便于五月十日乘胜渡过龙泉河(瓯江上游)继续向北挺进，把游击战争打到了浙赣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

斋郎战斗，是我们进入浙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我们能够在浙江站稳脚跟的一个具有较大意义的胜仗。原来，我们的部队进入浙江到达庆、景、泰、寿一带以后，国民党很快就从浙江和福建调来了三个团的兵力来围歼我们。其中李秀的浙保第一团和马洪深的闽保第二团是战斗力较强的两个团，而且又是先接近我们的。由于我们打了一连串的胜仗，特别是四月二十日在泰顺打了胜仗以后，有点骄做了，放松了警惕，因此我们在寿宁的上村遭到了闽保第二团的夜袭。我们的收报机、电话机和电线等物资丢失了，还有几个人被俘，此外特派员姚阿宝和一班人也失踪了。部队经过一天才集中起来，曾一度陷于被动。部队中有少数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浙江的敌人不好对付，害怕在浙江打游击，希望回到福建松政建地区行动。但斋郎一战，我们以少胜多，打败了浙保第一团和一千多人的大刀会，俘获了敌军人枪各一部分，敌团长李秀被我打伤，这一来，害怕畏难情绪有所克服，部队士气重新高涨。

斋郎战斗，实际上是一次巡遇战。四月二十七日傍晚我们到达斋郎宿营，第二天，早饭后大部分人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了，就在这个时候，敌人来进攻了。大刀会打前锋，浙保第一团分两路包抄上来，李秀带一个营在大刀会后面督战。情势很危急，部队不得不迅速展开，立即投入战斗。结果，这一仗我们打胜了。但第一纵队政委王维信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

敌人对我们这支部队的番号和领导人的姓名本来是不清楚的，有时说我们是罗炳辉的部队，有时又说是方志敏余部，但并不知道具体是何人领导。经过上村的袭击战，敌人从被俘去的一个参谋和一个医生的供词中才知道我们这支部队是粟裕、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敌人还知道了粟裕同志在中央苏区反“围则”战争中左手负伤残废，刘英同志在皖南谭家桥战斗中右手负伤残废，把粟、刘两人说成“只有一双手”。可是，就是这“一双手”，却把国民党统治的浙江中部。南部闹得翻天覆地。

龙泉河以北、浙赣路以南，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很好，挺进师决定乘着斋郎战斗的胜利形势，把游击战争打到浙江的中部地区去。这是一个大胆的和英明的决策。那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都开去对付主力红军了。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其中三个巳由俞济时带去编本国民党的中央军了。浙江兵力空虚，除留下的四个保安团和十五个保安大队外，没有正规军。而那几个保安团，也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的手下败将。靠近闽浙边虽有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但它的防区是福建省的松政建地区，是对付闽北红军游击队的，一般不会开到浙江来。龙泉河以北的龙泉、遂昌、松阳、云和、丽水等县，因上年欠收，本年又遭水灾，春夏之际，青黄不接，多数群众缺粮，正在闹饥荒。共产党和红军原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抓住这个时机，我们每到一处，深入宣传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从而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闹革命。

这时，我们已跟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离开闽浙赣苏区也巳三个多月了，我们一直挂念着中决红军和闽浙赣苏区。五月十日我们又过龙泉何向北挺进，接连占领了几个较大的集镇.在集镇上，我们搞到了许多报纸，从中发现了两条消息:一是中央红军打到了川西，巳与红四方面军在憋功胜利会师，二是二、六军团在湘贵边打了大胜仗，国民党遭到惨败。对于孤军深入浙江的红军挺进师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师部在遂昌县的王村口召开了干部会议，政治委员刘英讲了这两条消息并进行了分析。他号召大家提高胜利信心，勇猛作战，在浙江打出一个胜利的局面来。各纵队和直属部队还把刘英同志的讲话编为教材，给战士上政治课，大家异常兴奋。有的战士说:“过去一个一方面军就能在江西创造出那么大的苏区，粉碎敌人几次‘围剿’，消灭那么多白军，现在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在一起，定能消灭更多的敌人。我们要努力作战，起配合作用。”

师首长看了大量报纸，分析了整个形势。为了迅速在浙江打开局面，依据主客观条件，师首长部署了下一步工作。根据这个部署，经过艰苦的斗争，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部署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归纳成六个方面来讲:

第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在这个战略原则的指导下，挺进师除保留一个主力部队随师部在中心地区（汤溪、尤游、金华、武义、宣平、丽水、云和以及龙泉东北、松阳北部)行动外，先后分出了三个纵队到西、南、东三个方面去打游击。其中二、四纵队先分开，二纵队(原红三团)向西靠近它过去打过游击的江山、浦城、龙泉西北以及遂昌一带行动，四纵队回到龙泉河以南，继续在龙、庆、景、泰、寿之间行动，并担任打通与闽东联系的任务。一纵队分开的时间较迟，配各的干部也较强，主要是挺进到永康、绥云、东阳、天台、仙居、青田和永嘉北部一带寻找当地党的组织。

第一次是六月间，在上述地区打了一个大圈之后，终于在东阳、永康之间找到浙东临委(又叫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七月再去，没有找到，听说被破坏了。第四纵队于六月初也在福建寿宁境内与闽东特委取得联系，带回闽东特委书记叶秀藩(原书记詹寅同志已牺牲)给粟、刘的回信。

各纵队所属的各个支队也同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见机行动，互相配合。游击战争越打规模越大，越打战术越灵活，不但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术形式，如电波形、S形、8字形，远距离袭击，出敌不意地杀回马枪等，而且培养和锻炼了千部，使许多干部都能单独行动了。做军事工作的能兼做政治工作，做政治工作的也能兼做军事工作。因此很诀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西线沿仙霞岭打到了浦城、江山和珊州境内，东线打到了大盘山和括苍山一线，北面打到了浙赣铁路沿线，南线打到了福建境内。国民党的保安团和基干队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浙保第一纵队指挥官蒋志英连连向其上司求援。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绍竑于六月十二日急急忙忙带了士官教导团一个连做他的卫队亲自到金华了解情况，并到宣平县指挥作战。

六月十四日在宣平县以西二十里地的吴宅与我军遭遇，我军一个冲锋，全歼其前头两个排，除缴获所有步枪外，还缴获轻机枪一挺、山酉造的新式冲锋枪两支。从俘虏兵口中得知:黄绍竑带了一个排在后面，急忙逃回宣平去了，差一点黄绍站也被我军活捉。第二天我们又在武义小溪口消灭敌人一个连，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蒋介石在南京听到他老家吃紧，一时又无正规军可调,只得把南京财政部税警团的一千多人派来增援。并指令宣铁吾在遂昌县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浙江的部队。六月底，宣铁晋乘挺进师主力转向遂昌西部与闽北派来联系的广浦独立营会合之际，把我们包围于姚岭，企图一举消灭。我们发觉后，连夜分散转移。师部率领第一、三两个纵队于拂晓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时，税警团的主力已经过去，碰上了它的后卫。一枪未放活捉了敌人几十个伙侠，缴获了几支步枪及炊事工具。敌人到姚岭时，我们已全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税警团的武器虽然好，但是在城里住I;了，调到山区来，跑山路吃不消，跟着我们打圈圈，被拖得疲惫不堪。宣铁吾的保安团也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分散怕被我们吃掉，集中又拥挤在一起发挥不了作用，搞得也很狼狈.

我们的游击战争是有计划、分阶段进行的。每一阶段主要目标是台达到，都及时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快到八一建军节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八一”前后消灭敌人与扩大红军的具体任务，以激励全体指战员的战斗勇气，争取更大的胜利。根据“八一”行动计划，粟师长率领第三纵队和新成立的五纵队占领了离丽水县城四十里的碧湖镇，威胁丽水城，四纵队打到了龙泉城下并有部分人攻进了城，一纵队袭击了仙居县的陈村，二纵队打到了衢衙州城外的汽车站，敌人不知我军虚实，紧闭城门不敢出来。回来时在江山境内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轻机抢一挺，崭新的广东造步枪三十余支。当时我是随刘英同志行动的，他从政治连和特务队各抽出了一部分人员组成一个临时队伍袭击了松阳县城。八月二日，敌人从杭州览桥派来了两架飞机，沿着浙赣铁路侦察我军行动。来回兜了几个圈子，找不到我军的目标，没奈何飞回去了。在“八一”前后，我们共消灭敌人两百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百余支，扩大新战士四百余人。继蒋志英的失败，宣铁吾的“围剿”同样宣告破产了。这时我们的游击战争已在金、筒、处之间，包括金衡盆地及浙All铁路沿线的十多个县猛烈展开。在当时全国处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浙江却出现了一个局部性的高潮。

第二，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解决夏荒困难。龙泉、遂昌以东和丽水以西的山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群众生活原本很苦，再加上年旱灾、今年水灾，群众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每天行军总有成百成千群众跟在后面哀求:“红军先生，讨点稻子吃吃。”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吃饭问题。这一带地主很刁猾，不但把银元埋在地底下，粮食也不是放在粮仓里;或者很仓里只放很少一点粮食，而把大部分粮食藏在夹墙中。不到价钱最贵的时候不拿出来卖。因此，开始时我们也搞不到多少粮食。后来我们工作越做越深入，办法也多了，地主暗藏银元和粮食的地方给我们找着了。在龙泉住溪，供给部住的二座房子，就是一家兼做木材生意的地主。我们一去他全家都跑了.群众说他家有钱，但看不出什么迹象。

有一天，供给部的同志东敲西敲，敲到地主睡的床底下，觉得声音异样。一挖挖出两坛银元，共九千九百九十六元。一万差四元，可能是地主埋藏时数错了，没有凑成整数。一下子搞到这样多钱，就解决了我们部队经费上的困难。在龙泉县的上田，有一家地主，房子、家具全是新的，第一次去时就是找不到粮食。第二次再去，争取了他家的雇农。在这雇农的帮助下，打开他家的夹墙，搞到了几十担粮食，还有别的贵重东西。我们有了以上经验，因此每到一地都能在地主家里找到大批粮食分配给群众。群众的饥荒问题解决了，’欢天喜地。红军与群众就更是心连心了。

第三，除暴安民，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蒋介石在对红军“围剿”时，摘了一个保甲制度，以加强他们的反动统治，一九三五年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保甲制度已在浙江普遍建立，担任乡(镇)保长的大多数是恶霸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子。保甲制度与地主恶霸势力相结合，就成了国民党压迫群众的最反动的工具。我们除了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摧毁敌人的反动社会势力及共直接压迫群众的反动工具。那时我在师特派员处工作，我们政治保卫工作人员行军时，总是随前卫部队走，每到一地，就在侦察员和前卫尖兵的配合下，依靠群众，打首捉那些地主恶霸及乡(镇)保长。我们的口号是:除暴安民，消灭社会害虫，救民于水火之中。对于抓到的恶霸分子和乡(镇)保长以及其他反动与分，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罪大恶极者，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之，并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有的因环境不许可，没有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在处决后也张贴布告历数其反革命罪行，使群众周知。对于民愤不大、能低头认罪的保长，给予严正警告后交保释放。那时我们声势浩大，进入浙西南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游击战争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迅速广泛展开。地主恶霸和乡(镇)保长有的逃到城里去了，有的被我们镇压了，有的在我们强大的威力下低头认罪不敢动了。广大农村，便成了人民的天下。

第四，进一步在群众中做扎根工作，加速创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挺进师两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新的分工:粟裕同志带领挺进师主力，继续在浙赣铁路以南的金、衙、处之间的广大地区辗转不停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敌人调离我们准备建立根据地的龙泉、江山、遂昌、松阳、云和之间的地区，刘英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和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在上述地区搞根据地建设。在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红军浙西南军分区。从部队中抽调出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专做地方工作，直属机关人员组成的政治连则予以有力的配合。西面以龙泉的住溪和遂昌的王村口为中心.东面以群众条件最好的龙泉的安岱后和松阳的枫坪一带为基础，建立革命根据地。

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击、肃清反动势力，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浙西南特委书记一职，初时由挺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宗孟平担任，随二纵队行动兼二纵队行动委员会主席。宗于五月底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性后，特委书记一职由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兼任.副书记由供给部副部长杨干凡担任。特委委员除黄、杨外，有洪家云、方志富、欧阳道等同志。军分区司令员由挺进师参谋长王蕴瑞兼任，政治委员由黄富武同志兼任，政治特派员由欧阳道同志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由杨干凡同志兼任，成员开始有三十多人，后来吸收和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到近百人。嗣后成立县、区委，都是以地方工作团的同志为骨干。政治连是由政治部、保卫局、供给部、卫生部各一部分人组成，既不妨碍本机关的业务工作，又集中地进行地方工作，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中.政治连起了相当大千部。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很快就争取了大批青帮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成份好的吸收为贫农团团员以及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会员。经过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成了我们建立根据地的基本群众。对于青帮中的少数富农、小地主等，只要他们不反对我们，我们也就不打击他们，使他们中立。我们争取和团结青帮，打开了工作局面，对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六，跟国民党的特务、好细进行不懈的斗争，从政治上保卫根据地。部队挺进到龙泉河以北、浙赣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后，国民党除了调兵遣将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堵击和合围以外，还派遣了一批特务，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企图搞垮我们。这批被派遣来的特务分子中，有的是曾经在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星子训练班”里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的是从浙江省警官学校挑选出来的，有的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反动分子。这批特务化装成逃兵或小商小贩，利用当地保甲长和其他反动社会关系潜来我们的活动地区。趁我们扩大红军吸收新战士的机会，报名当红军。企图从我们的内部搞情报，暗杀我军首长，瓦解我们的队伍。由于我们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因此，有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混进我们的部队，经过群众的检举，就被我们抓住了，有的特务分子虽然一时钻了进来，也被我们及时清查出来了，有的坐探用甜言蜜语同我们打招呼，但接触一两次之后，就被我们看出了破绽，再经过调查，他们的原形就毕露了，有的坐探察觉我们的警惕性高，做贼心虚，就自己逃走了。因此，敌人的“钻心”政策和他们的军事行动一样.宣告破产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八月底九月初，我们便在浦城、龙泉、江山、遂昌、松阳、云和等县之问纵横将近两三百里的范围内，把广大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在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和中共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等。在龙泉、遂昌、松阳的住澳、上田、枫坪、东坪、谷陈、斗潭、安岱后、玉岩、王村口、官塘、金铺、白岩、山后等地还连青苗在内插标分配了土地〔后来事实证明，当时这样做是过早了，群众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这是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以后所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即浙西南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主力由原来四个纵队发展到五个纵队。各个纵队的人数也扩夫了。地方脱产的和半脱产的游击队员也有一两千人。同时，在浙西南军分区的领导下，还建立了县游击指挥部和区乡游击队。配合地方工作团加强地方工作和保卫基本地区。

红军挺进师为什么在浙西南能发展得这样快?这个地区的群众为什么会这样热烈地起来闹革命?敌军指挥官罗卓英在丽水演说时曾说:当初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长二十余县，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罗自称曾在南京和浙江的同乡讨论，最大原因，不外年来工厂停闭，失业工人无处可居，兼受农村破产、经济衰落影响所致云云。罗卓英的这段话一是道出了浙西南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引起了南京政府中浙江派人物的重视和优虑，二是道出了工人失业、农村破产这两个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而现象，他没有道出的是: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不断打内战，不断地进攻苏区，加重了人民负担，再加上资本家和地主的残酷的压迫剥削，使得广大工农群众无法生活。换句话说，工人农民之所以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工人农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工人农民之所以反对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是压迫工人农民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武义汤恩伯的老家和青田陈诚的老家，陈诚和汤恩伯官做得那么大，手下的兵又那么多，可是当我们的红军打到他们的家乡去时，那里的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热情同别的地方的群众完全一样。这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红军代表了从民的利益、同广大劳动群众是心心相印的。